毛泽东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
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
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
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
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
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
也就不易解决。”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
，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
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
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
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
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
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着重谈了普及和提高
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
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
为迫切。“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
从工农兵提高。”这就需要解决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和新的时
代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
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
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
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关于文艺批评，毛泽东说：我们要求的是“政
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
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对讨论中暴露出的许多思想问
题，就其中比较重要的进行了分析。他最后说，延安文艺界还严
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
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
肃的整风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他相信经过整风，大家“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
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
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34]
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真正能转变立场，毛泽东强
调对党内干部要进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他说：“我们的
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
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
，不能用粗暴的态度。”他还说：要使在军事、政府、党务、经
济、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采取欢
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
。[35]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开
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会后，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一
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
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
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
、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中
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
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
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能涌现出这样
一大批优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看到文艺界的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对八路军一二○师政
治部战斗剧社演出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一组短剧《晋察冀的乡
村》等，和丁玲、欧阳山写的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模范
人物的《田保霖》、《活在新社会里》两文，毛泽东都专门写信
给予肯定和鼓励。他在看了平剧《逼上梁山》的当晚，写了一封
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和齐燕铭。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
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
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
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
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
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
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
去！”[36]
在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带动下，革命根据地及中国的文艺
运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也很关注中央研究院反对王实味的斗争
。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后，他
在《解放日报》和《矢与的》墙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
对他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
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观
点出发，使用了夸大事实、冷嘲热讽的语言，还说艺术家的任务
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当时，“《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
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
后来贴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
赶庙会一样。”[37]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去看过墙报，认为王实
味是“不讲成绩，抹煞成绩，只暴露黑暗”[38]。他说：“我们
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
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
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
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
。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39]
随后，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多次大会，开展对王实味的批判。
开始时，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但在当时担任中
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插手下，很快就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
，以后更把他说成“托派”，成为敌我矛盾，还牵连到别人，定
为“反党五人集团”。这样，对王实味的斗争出现严重的偏差，
并且对不久后开始的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一
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
”的办法继续审讯。以后，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的错误结论。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央机关撤
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经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准
，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一起冤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对
王实味的被处决提出了批评。[40]
尽管普遍整风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经过短短几
个月的时间，党内思想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
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讲到：“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
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
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41]
为了把整风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委，以
毛泽东负总责，具体工作由康生管。六月八日，中宣部发出《关
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此后，以反对主观主
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各地，
在全党范围内陆续普遍开展起来。
在全党普遍的整风学习运动中，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
强调指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
而“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
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我说这点，是想
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
，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
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42]
八月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在延
安的四十三名高级干部（八月八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增为四十
八人）编成九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联系本部门的工作
，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
化十二条》。毛泽东编在第一组。毛泽东还提出：“要从讨论那
些细小微末的具体问题，转入到集中火力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
思想倾向，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43]根据毛
泽东的意见，各地也先后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联系本地区的实
际进行学习和检查。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
干会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用两天
时间，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
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
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在闭幕
会上，毛泽东总结道：“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
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
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44]
接着，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组织机构进行
了调整。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
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
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
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
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已主动地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
转移。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
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
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一九三九年七、八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
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这样说：“我自己及中央
秘书处在一九四○年五月间也搬了过来，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
交出来了。”[45]中共中央的工作其实已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
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
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
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
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
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
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
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
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毛泽
东作为主席而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是“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
题”，而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
机关，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有的研究工作
者以为，这个《决定》给予了毛泽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一切重大
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这是由于过分粗心或以讹传讹而产生
的误解。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
，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
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为了统一各地区的领导工
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
归王稼祥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陕甘宁、晋
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
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中央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四月
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为指导工作便利，驻重庆办事处
工作由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由任弼时管理。
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
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
注：
[34]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８５９—８７７页。
[35]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
月版，第４３０、４３２页。
[36]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版，第２２２页。
[37] 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４月版，第７６０页。
[3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１９
４２年１０月１９日。
[39] 毛泽东在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座谈会上的谈话记
录，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１日。
[40] 中组部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１９８０年７月９日。
[41]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３日。
[42] 毛泽东致聂荣臻的电报，１９４２年７月４日。
[43]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２年
８月３日。
[4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１９
４３年１月。
[45] 张闻天：《反省笔记》，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