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
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
动。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以这样
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整风运动呢？毛泽东对这个
问题是有着深远的考虑的。
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来的二十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
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
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
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
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
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
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
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
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
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
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还有一
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其
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
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1]
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的，而它的最初酝
酿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就开始了。为什么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酝酿
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
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这种思想问题的
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
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
。何况王明有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
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非经过
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2]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
题。”他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
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3]他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
误”，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上也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
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一九四○年三月，王明把他
在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
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
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
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
。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
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
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4
]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
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来，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
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
会上传达国际的意见时说：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
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
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
重。[5]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
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
。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一九四○年
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
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花了不少
工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
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
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
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
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
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毛泽东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
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
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
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
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说：而遵义会
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
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关于抗
日战争以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
；国共合作建立后有一个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
他总结说：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意以后专门研究，但研究的
大纲要谈一下。他指出：过去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
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便产生了对革命的急
躁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党，党员比较幼稚，过
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不足。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
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
联系起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
人都是一种教育。[6]
会上，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相继发言
，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样，毛泽东在
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
指示中，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时，没有用路
线错误的提法。
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
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
年反共的蒋介石”。[7]为了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
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
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
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
》一书。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和跋。他申明：“出版这个参考
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
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指出：“现在我们
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
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
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
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又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
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
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
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
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后，虽然曾经被
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
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8]。这些话的针对性是再明显
也没有了。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五月十九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
《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研究理论有两种互
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
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
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
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
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
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
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
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明
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要
求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求不单懂得外国还要
懂得中国，不单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他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
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
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
，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
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
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
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
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
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
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
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
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然而，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词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
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
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
重要的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成立了调查研究局
，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
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还
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也由毛泽东任组长。根据毛泽东的提
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毛泽东主持编
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
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对开
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
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
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
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
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
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编辑《六大
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
风的基本武器”。[9]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把采取这些措施后引起
的变化说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
》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
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1
0]
九月会议时断时续开了一个多月，集中讨论了五次。会议重
点是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第一天的
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一开始就说：党
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
主义。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
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
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
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
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说：“遵义会
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
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
的遗毒仍然存在”。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
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观主义已不占统治的地位，但还相当地存
在着。毛泽东分析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
联的德波林等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提出
：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
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
务”，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11]。
会上，有二十八人次发了言，谈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
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有着极大的意义。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
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
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
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他还说：“对中央苏区的工作，
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
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
、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
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
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
现实情况。”[12]
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
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
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
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
抄国际的。”[13]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
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总结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说：除中国的社会原
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
，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
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
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14]
这次九月会议，特别是毛泽东在第一天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
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为以后全面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确定了基调
，并且在党的领导层内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
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虽然表
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是路
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说自己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
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最主
要的负责者。
鉴于这种状况，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
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错误。在十月七日的谈话中，王明
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
是太“左”了。他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
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
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建议中共中央发
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同
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第二天，王明在中央书记
处工作会议上更系统地阐述他的观点。王明的观点受到会上许多
人的批评。毛泽东严肃地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
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
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
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因为王明在争论中提出了对目前时局的严重的原则性问题，
毛泽东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
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
明。但王明却突然称病不肯出席政治局会议，使会议未能举行。
以后，他就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宣布，因为王
明生病，政治局会议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
误，依照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提出的“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
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定论。[15]
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书面结论草
案，题目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草案
概括地说明：“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
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
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草案分析：这条路线在思想方面
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在政治方面，对形势的估计，
对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过“
左”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
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
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
宗派主义错误。草案还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
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
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
，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
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16]这个结论草案的许多重要内
容后来被吸收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中。为了进一步弄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十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研究党的历史的委员会，
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
大概就在起草这份结论草案以前，毛泽东还写了题为《关于
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
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统地批
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指
出它们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特征。毛
泽东当时只把这篇文章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一直没有发表。
关于没有发表的原因，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曾这样写道：“这
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
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
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
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
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
，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17]因此，当时这篇文章不
但在社会上，并且在党内也没有直接发生影响。但通过写作这篇
长文，使毛泽东对那个时期中央的路线错误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同一九四○年底政治局讨论党的历史的那次会议相比，一九
四一年的九月会议大大跨进了一步，因为它使党的领导层对必须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大体上取得了共识。毛泽
东曾这样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
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
”。[18]
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
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
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
”[19]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
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
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毛泽东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
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
来的决议。”他还提出，“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
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
义”，但要注意“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20]对
如何研究党的历史，第二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作了讲
话。他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
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
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
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他提倡在研究中要用“古
今中外法”，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
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
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
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
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
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还指出：“研究党史
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是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
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21]
在毛泽东精心部署下，从一九四一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高
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准备
了条件。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达到
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样，在全党普遍整风的条件就成熟了。一
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
》在叙述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的种种表现后写道：“凡
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
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
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
。[22]
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进行，是从一九四二
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后开始的。
在报告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
他明确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
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他说：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
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两种主
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
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
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
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
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是主观主义
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他要求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
，以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同时也要消灭党外关系上
的宗派主义，“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
，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他着重地说：“对于一切
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
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关于党八股，毛泽东认为它是
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如果不把党八股除
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
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
泛的传播和发展。他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
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
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
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
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
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
的。”
关于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八个大字“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宗旨。具体讲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
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
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
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
为了把人整死”[23]。“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八个字成为党
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正确方针。它的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决不是
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
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他强调要好好地说理，说这
个工作“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
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党内的普遍整风从延安开始，有一万多名干部参加。
当时，毛泽东的两篇报告发表后，在延安“好像巨石击水，
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开始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来审视问题
。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
新党员还没有能够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深刻意图和真正意
义。“不少人受到自己经验的局限，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整
什么领导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那些高层领导中
有什么东西要整，他们当时是看不清楚的。”[24]这样，就把人
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
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大堆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上去。这种倾向不
扭转，就会改变整风运动的方向。那个时候，许多单位办起墙报
。在墙报上一些人以讥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
象，吸引了许多读者。一天晚上，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
火把照明看墙报，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整风学习是不能达到预定
目的的。他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25] 五月二十八
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谈到：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
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26]。他说：这样大批的新党
员没有这次思想的改造，将来党是搞不好的。毛泽东提出，全党
干部和党员普遍整风的内容，一是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
，一是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他的推动下，普
遍整风在延安很快开展起来。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很突出
。这些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
的，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却很不足
。正如周扬所回忆的那样：“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
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
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
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
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的了啊，这些人都三四
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27]
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
、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包括还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因此，在
普遍整风的初期，毛泽东特别重视解决文艺界的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
他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
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收集文艺界提出的
各种意见。毛泽东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了许
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当时，性情孤傲的萧军因为工作中
的矛盾想离开延安。临行前，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毛泽东问他
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离开？萧军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
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
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
时反映，帮助改正。”[28]毛泽东还写信给萧军，坦率地说“延
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又
关切地提醒他：“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
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
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
苦甚大。”[29]女作家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毛泽东诚恳
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
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
“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30]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弄清了情况，决定召开一次
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
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
责人共一百多人。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
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五月二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被称为座
谈会的“引言”。他开宗明义地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
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
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
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强调：为中
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
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
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
人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
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
他说：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
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
的立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
。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许多同志爱说‘
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
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以自己作例子
，详细讲述了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
上逐步发生变化的经验。然后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
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
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
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有丰富
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毛泽东最后表示，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
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
意见。
毛泽东这个“引言”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并且觉得十分亲
切和容易接受。何其芳后来说：“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已经理解《
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
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
。”[31]
座谈会在二十多天里开了三次大会，讨论得十分热烈。在充
满民主的气氛中，有几十位党内外的文艺工作者讲了话。每次开
会，毛泽东都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一面仔细听大家发言，一面
认真做笔记。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
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
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
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非常
心情舒畅。”[32]
在二十三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做结论。面对着文艺界存在
的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他不是就事论事地纠缠在这些具体问题
上，而是高屋建瓴地从问题的根本下手。他一开始就说：“什么
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
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
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这就从千
头万绪中一下子抓住了要领。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
，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33]
注：
[1]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１９４２年。
[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３
年１０月６日。
[3]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
，第５３４页。
[4]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１９４０
年３月第３版，第３页。
[5]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８年
９月１４日。
[6]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０年１
２月４日。
[7]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１年１
月１５日。
[8]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
，第７９１页。
[9] 胡乔木谈话记录，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０日，《胡乔木回
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版，第４８页。
[1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
３年１０月６日。
[1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
９４１年９月１０日。
[12] 张闻天：《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张闻天选
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３１４页。
[13] 《党的文献》，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14] 王稼祥：《政治局要以思想领导为中心》，《王稼祥
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９月版，第３２６页。
[15] 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记录，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１３日
。
[16]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历史问题的结论草案，１９４１年
１０月。
[17] 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语，１９６
５年５月。
[1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
３年１０月６日。
[19]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５日。
[20][21][22]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
３年１２月版，第３７５、４００—４０８、３９０—３９１页
。
[23]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８３０—８４５页。
[24]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１９９
２年第２期。
[2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４月版，第４８３页。
[26]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发言记录，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８
日。
[27] 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延安文艺回忆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５月版，第３６页。
[28] 萧军：《难忘的延安》，《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５月版，第１１３页。
[29] 毛泽东致萧军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７４页。
[30] 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延安文艺回
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５月版，第６２页。
[31] 何其芳：《记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回忆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５月版，第７７页。
[32] 欧阳山：《我的文学生活》，《延安文艺回忆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５月版，第６８页。
[33] 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延安文艺回忆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５月版，第１１４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