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见到来延安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
诺。斯诺一开始就讲到，他在重庆访问国民党一个将军，那个将
军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
—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
全非法的，终究必被取消。他在西安又访问另一个将军，也是这
样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
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没有什么统一战
线的问题的。毛泽东回答说：“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
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也有了名义上
的统一战线。”“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
，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
有过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
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
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当谈到抗日和民主的关系时，毛泽东说：从抗战以来，国民
党政策上的变化是不打内战而打日本了，但在民主民生方面，还
是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这种独裁引
起了全国的不满，非得变更一下不可。”“现在全国人民都很着
急，中国不改革政治，不实现民主，不但不能打胜日本，而且一
定要亡国的。”[23]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会见了率全国慰劳
总会北路慰问团到延安访问的南北总团团长、国民党元老张继，
北路团长贺衷寒、副团长王右瑜，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
国，著名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以及来自各国的
友人。向他们广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和诚意
。这对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合作有重要作用。
到这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坏，已是“
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
党进攻。十一月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跋扈枭
张，全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乘机扩张势力，今后必益加甚。叛
乱之期，当不在远。”实际上是，蒋介石使用军事手段向共产党
进攻的日期“当不在远”了。这个月的十二日至二十日，国民党
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
的方针，并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日益恶化的形势使
毛泽东十分焦虑。
他清醒地看到：一场共产党人原来不希望看到的相当规模的
武装冲突也许已难以避免。十一月十四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党代
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谈到：“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
使把你的头割掉了，还讲什么团结啦？”“所以我们讲团结，在
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也就会有团结。”[24]
十一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
议及华北地区斗争情况的汇报。汇报中谈到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影
响下，大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但在重庆的中产阶级，包
括一些国民党元老却反对内战，“他们表现很活跃，敢于讲话”
[25]。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也发出“再打内战就完了”
[26]的呼声。这些，对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如何处理反磨擦问题也
有启发。
为了准备对付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进攻，毛泽东越来越注意
到必须争取中间势力[27]。这在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中，是一个新
的重要内容。
他还特别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十二月一日为中
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呼吁：“全党同志
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
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
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
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
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28]
在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山西
、河北等地的军事进攻中，阎锡山于十二月在晋西发动的进攻新
军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的事件最为严重。
山西新军的正式名称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一九三七
年八月，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由薄一波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
向阎锡山建议，取得阎的同意后成立的。开始时先建立一个团，
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革
命军队。新军成立后，很快发展到五十个团，协同八路军在敌后
作战，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使阎锡山感到十分恐慌，决定用
他长期控制下的山西旧军来消灭这支力量。晋西事件发生前，阎
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时，和
平妥协的危险已成为严重的危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叫嚷：“天
快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山西党组织派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
报告。毛泽东果断地指出：“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赶快
准备嘛。”[29] 由于晋西是联结华北和西北的枢纽，是在延
安的中共中央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往来的必经通道，“晋西斗
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30]，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
这个地区的反磨擦斗争。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阎锡山还没有公
开反共，晋西的磨擦斗争是以新旧军冲突的形式出现的。毛泽东
紧紧抓住这个特点来制定斗争方针。他认为，晋西事件反映了山
西旧派准备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它的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要“
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
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
”[31]他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和帮助新军，但暂时不要提反对叛
军的口号。对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投降日本的阎锡山，毛泽东主张
仍要积极争取他继续抗日，“在拥阎之下反阎”[32]。他强调“
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
将，缺一不可”。[33]薄一波回忆道：“那几年，我们就是根据
这些明确的指示，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部署和开展工作的”[3
4]。
十二月底，晋西的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在阎锡山看来，
在晋东南和晋东北地区，抗战派的力量比他们大，而在晋西南和
晋西北地区，他们的力量比抗战派大，有可能把抗战派压服。因
此，他们先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后再转而进攻晋西北。
蒋介石又调中央军从晋东南方向积极配合，随时准备乘隙而入。
这样，晋西成为八路军、中央军和阎军三大力量斗争的局面。毛
泽东判断：“如此战新军失败，蒋必增强阎锡山，倚之为反共降
日的华北支柱，那时就麻烦了；如此战新军胜利，可能使阎锡山
转舵。”[35]他指出：“在拥阎讨逆口号之下，完全独立自主自
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36]这
时，晋西南新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方针，将前来进攻的旧军两个旅
击溃。山西工作重点已转向保卫晋西北的斗争上。中共中央军委
把李井泉从大青山根据地调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接着，
要求已东进冀中的第一二○师准备调一个团到晋西北。十二月三
十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贺龙、关向应：“你们的主要根据
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师部宜即过来。
”[37]第二天，他们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师，明确指出：
“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
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电报要求第一二○师新
三五八旅及晋西北新军即集中于适当地区，加强战备。同时要求
：“贺、关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争，愈快愈好。”[38]
一九四○年一月初，晋西南旧军封锁了吕梁山和中条山。晋
西北的八路军新三五八旅和决死队在临县地区向晋西北旧军赵承
绶反击，迫使他们在十三日夜退往晋西南地区。一月十八日，毛
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山西问题，须候贺龙到晋西北后完
全解决旧军残部，并建立政权，并准备派人去和平解决。”“现
在阎有旧军三万余人在吕梁山脉，粮食困难。将来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旧军依靠中央军进攻我军；另一种可能就是和平解决
；减少磨擦。我们的方针，不惜与中央军打，只有反磨擦才能取
得存在与发展，要求最后划江而治。”[39]二月，贺龙、关向应
率第一二○师主力从冀中返回晋西北，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不久，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先后成立。军
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行政公署由毛泽东推举著名爱国将领、
晋西北新军总指挥续范亭为主任。
这时，晋东南八路军和新军反击阎军孙楚部；八路军在太行
反击朱怀冰部，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内顽固派发动的这场
反共高潮已无法支持下去，接近偃旗息鼓。二月二十○日，毛泽
东致电彭德怀，作了这样一个概括：“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
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
攻势打下去了。”[40]
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
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
指示指出：
“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
、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
，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
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
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
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
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党的任务就在
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
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
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
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
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
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
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
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
的总方针。”[41]
为了支持和配合全国范围的反投降、反磨擦斗争，延安民众
召开讨汪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讲，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反对反共顽固派。他说：“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
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
针对蒋介石只讲抗日、不讲团结和进步的错误方针，他指出：“
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
抗日？”他批驳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统一论，是统一于分裂，统
一于倒退，所以是假统一；强调我们的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
、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42]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
的讨汪通电，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的
十点要求。
反磨擦斗争，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
卫行动，因此，在可能条件下就力求适可而止。一九四○年三月
，在日本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蒋介石和日伪的矛
盾更加激化。毛泽东及时提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军事上的休战
，政治上开展和平攻势，并加强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
在山西，据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报告：阎内部对
新军和战主张尚不一致，而阎本人则觉解决新军已非己力所能为
，对勾结中央亦尚有顾虑。[43] 中共中央加紧了对阎锡山的
工作。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以
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
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44]
第二天，毛泽东写了给阎锡山的信，表示希望和平解决晋西事件
。并决定派萧劲光和王若飞为代表赴秋林镇会晤阎锡山。二月二
十五日，萧劲光、王若飞带着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这封亲笔信到
达秋林镇同阎谈判，受到极大欢迎。“阎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
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并且表示：“已
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45]经过谈判，双方实际上
达成划区作战协议：在晋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
，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对阎锡
山的争取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在国民党顽固派后来发动的反共高
潮中，阎基本上采取中立态度，同中共保持了合作的局面。
与此同时，在河北等地，八路军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谈判后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
南为国民党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
八路军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也推动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
在重庆，正在进行的两党谈判中，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再三向中
共谈判代表申明：“决不会投降，请你们相信我们”。同时不再
提八路军扩军人事归国民党中央管理。对于这次反磨擦斗争取得
的胜利，毛泽东充分肯定它的重大意义。他在中央会议上说：在
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党
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46]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
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阶级斗争必
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实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
，国内的阶级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如何处理好国共之间的关系
？这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观察形势，分
析形势，都离不开这个问题。
经过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实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抗日战
争时期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获得重大发展。三月十一日，毛泽东
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并从理论上作出
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对顽固派斗
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
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
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
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
。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
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讲话中，毛泽东着重分析和阐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极大重
要性。他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
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
局中的中间派。”“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
他们。”“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
分化；我们应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
批评。”他还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
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这些条件是：（１）我们有充足的力量；（２）尊重他们的利益
；（３）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便不能把他们争取
过来。“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
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
慎重的态度。”后来，他在致萧向荣的信中写道：“第一次反共
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
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
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47]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
势力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
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
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
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
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
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
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
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
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
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
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
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
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
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
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确实起
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在回忆录中写
道：“回顾反磨擦斗争这段历史，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持，是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既联合又斗争，
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策略而取得的。当时，大敌当前
，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共
两党实现合作的条件和基础。只讲团结，不作必要的斗争，统一
战线也不能够维持。”“正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与同情
，积蓄和发展了抗日力量。”[48]
注：
[23] 毛泽东和斯诺谈话记录，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４日。
[24]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记录
稿，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４日。
[25]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１９３９年１１月。
[26]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
第２３２页。
[27]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１９３９年１１月。
[28]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６２０页。
[29][34] 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
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７、８页。
[30]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１９３９
年１２月２６日。
[31]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左权、彭德怀的电报，１９
３９年１２月６日。
[3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
９年１２月２３日。
[33]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左的电报，１９３９
年１２月２８日。
[35]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１９３９
年１２月２３日。
[36]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彭、罗、赵
、陈、林电，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８日。
[37] 毛泽东、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电，１９３９年１２
月３０日。
[38] 毛泽东、王稼祥致八路军总部和１２０师电，１９３
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39]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
０年１月１８日。
[40]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０日。
[41][42]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６月版，第７１２、７１３，７１６、７１７页。
[43]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１９４０
年１月３１日。
[44] 毛泽东、王稼祥致贺、关并告朱、彭电，１９４０年
２月２２日。
[45] 中央及军委致朱、彭、杨等并转告新军各领袖电，１
９４０年３月５日。
[46]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０年
３月２３日。
[47]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１２月版，第１６１—１６２页。
[48]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１６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