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
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
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日本在武汉和广州战役中几乎倾注了全力。进攻武汉动用的
兵力达十四个师团，进攻广州也用了三个师团，共占当时日本陆
军总兵力的半数。这是自卢沟桥事变一年多来日方使用兵力最多
的一次，而且对两地的进攻几乎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内举行，反映
出他们力图“速战速决”，以摆脱长期作战带来的严重困境，但
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
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
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
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
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这时已迁到重庆。随着局势的变化，国
民党最高当局的不同集团分别出现新的重要政治动向。
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
到越南河内，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
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
，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
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
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
抗日战争的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
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
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他一九三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回顾这一年时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
力，实为内在之殷忧。”几天后，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的日
记中把话讲得更明白：“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
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等四端，“应
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从蒋介石日记里透露出的这
些内心变化中可以看出：他已把关心的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
反共方面，虽然他这时还没有公开说出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在
各地制造的磨擦活动也明显增多起来。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
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
，磨擦且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1]
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
。毛泽东在会上说：“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
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
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党对
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2]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
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那样来发展。一月
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虽
然在开会词中谈到现在是第二期抗战开始的时候，谈到要抗战到
底，不能半途而废，但他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
前的状态。更严重的是，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四月十
四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
）。会议公开发表的《宣言》中说：“本会议郑重声明，吾人绝
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
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
生顿挫。”[3]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
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
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4]这些
话，矛头显然都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五中全会，成为抗
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
尽管如此，这时蒋介石仍主张继续对日抗战，严厉谴责汪精
卫的投降活动，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盘打算主要是在内部酝酿和布
置，没有完全公开出来。因此，这时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这
个问题需要谨慎而恰当，留有余地，并且继续观察。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国民党五中全会后的形
势及党的方针。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警觉到国民党内妥协磨擦的危
险倾向在发展，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在发生变化。他在会上
批评国民党五中全会的错误是“依靠外力，只打到卢沟桥”。“
国民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在五中全会是再一次表现。”关于国共
关系，他认为，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复杂的，
主张执行联共同时又防共的中间政策的占多数，我们应该增加左
翼力量，争取中间派。蒋介石将处于中间派地位。“过去，我们
只与汪精卫斗争，没有与蒋介石直接斗争。抗战中如何打法，我
党一贯与蒋介石斗争。在前年的斗争方式是尖锐的，去年较和缓
，但斗争是没有停止的。今后我党方针还是不要太尖锐，要坚韧
。”“我们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主要方针是争取国
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他说：只要
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就能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
[5]
此前，他在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提醒大家
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他
说：最近为止，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发给
国民党党员，要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就
是不让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呢？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
一个主义、溶共”的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
取消共产主义，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
又要斗争。”“古时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
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
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他在讲演的最后说：对国民党的磨擦
，“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
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
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6]
对蒋介石正在日益加强的防共反共活动，毛泽东主张进行必
要而适度的反击。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
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对民主民
生问题一无表示，对我党态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对我党我
军我边区采取进攻方针，并增加磨擦对抗，对前次参政会决议也
未见实行，因此，我参政员对本次会议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
蒋及国民党反省。[7]随后，毛泽东和王明又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
处并转蒋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8]
这时，共产党内有人存在一些糊涂观念，认为既然中国共产
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
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国民党提出
“一个党一个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毛泽东为此作了说
明。他在抗战以来早已一再说过，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
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
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
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中国共
产党正是在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国民党部分地实现了民族主义，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民
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没有实行。这些，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当局对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不同态度说清楚了。针对
党内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他又提出，蒋介石用三民主义来同我们
斗争，“我们抓住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压倒他们”[9]。他多次
到中央党校等部门讲演，说明国共两党对待三民主义是有区别的
。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将来是社会主
义，一定要把三民主义（现在的）变为社会主义（将来的），这
一条我们不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我们跟友党讲亲爱，讲团结，
这是对的，而同时要大大发展我们的党，不要因讲亲爱、团结而
放弃了自己的任务。”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民主义是到
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经之路一样，
现在我们实行三民主义，哪个说我们将来不实行社会主义？”[1
0]
三月十二日，蒋介石借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发表告全
国同胞书，宣布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规定它的共同目标是：“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
中”。这其实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变相提法，
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
，毛泽东提出要“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1
1]
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作《关于国
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他说：“共产党是
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
领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地方。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对抗日
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对付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要使
它得到一个正确的方针，使它有利于‘打日本，救中国'”。[1
2]
五月一日，延安各界在延安南门外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
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国民精神
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说：“大家宣誓：反对汉奸，
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干什么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要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之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
国。”“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呢？要打到鸭绿江边！要收复一切
失地！不达目的，决不停止。”“今天，延安各界，党政军民，
各机关，各学校，在这里开会，举行宣誓，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
的纲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一定要建
设我们的新中国！”他强调指出：“汪精卫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
汉奸阵线上去，集中到降日阵线上去，行不行呢？万万不行的！
有些捣乱分子、磨擦专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对
不对呢？完全不对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后胜利一点
，一切力量是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处，决不能够违
反。有违反的就要反对，就要打倒”。[13]毛泽东接过蒋介石提
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口号，来揭露和批评他，这在斗争策
略上是无懈可击的、十分高明的。
随着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颁布，国内政治形势一
天天恶化。在河北、山东、陕甘宁边区等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
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磨擦，事件层出不穷，令人不安的消息
不断传来。事态越来越严重。一味退让，只能使对方更加得寸进
尺，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毛泽东在这年年初已经提出反
磨擦的问题。他说：大革命的“亡党之痛”提醒我们，“要国民
党进步，没斗争是不行的”。[14]他还在内部提出了“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但在一段时间内，
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尽量通过谈判来妥善
处理与顽固派的磨擦问题，以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
那时，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
事件的重点地区。他们派了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还有三
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共约四十万人对边区进行包围与封锁
。他们还向边区许多县派去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毛
泽东在一封电文中曾描述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
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
，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15]这一切，迫使中国共产
党不能不认真对付。当年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萧劲光在
回忆录中说：“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磨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
党中央，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斗争情
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
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
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我们哪些事该做，哪
些事不该做。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党中央、毛泽东
同志虽然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到后来才陆续向全党提出来的，但对
我们来说，却是一开始就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贯彻了
这些思想和原则的基本精神的。”[16]那时，以萧劲光的名义发
给蒋介石、胡宗南以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的电文声明、布告等
，基本上都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萧劲
光回忆毛泽东在修改时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状况时说：
“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电文时，多次加了这样一些话：‘边区
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原定二十三县并未
越出雷池一步'。这样写理由很充分。边区二十三县是你老蒋亲
口承认，又经过国民党的正式会议讨论才决定下来的。现在你又
派兵来侵占，出尔反尔，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在修改我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通电中，毛泽东同志反复推
敲，最后改写成这样一段话：‘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
，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
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
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
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这段话里的潜台词，是在警告
顽固派不要继续与日伪勾结。
“在修改我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同志加了
‘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
方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下面的人制造磨擦，上面是有‘根'
的。”
萧劲光在叙述这些情况后写了自己的体会：“认真琢磨他修
改的词句，对于怎样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我
心中就更有数了。”[17]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克制态度为软弱
可欺。反共磨擦事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国民党在河北的“磨
擦专家”、河北民军总指挥（以后又任命他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
长）张荫梧公开叫嚷：“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
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他乘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的机会
，从背后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四百多
人。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又包围湖南平江
嘉义镇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参议
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毛泽东得到报告后义愤
填膺地说：“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
里灭亡。”[18]
面对步步进逼的这种横逆，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
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会重新丧失，抗战大局会遭到严重破坏。
六月十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
题的报告。他指出：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
抗战的两种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一九二
七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没有准备。“全党努力从
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
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但他还是强调
：“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博古改定的《为抗战两
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三条中心口号
：“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
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作报
告，提出“保卫边区”的任务。他说：“现在有些顽固分子，他
们讲磨擦。他们说要把我们的边区磨掉。我们呢？我们说要把边
区保卫起来。过去是创造边区，现在是要保卫边区。”“因为顽
固分子他死顽固，他磨擦来，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
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使他
的头不敢再钻进来。他就想一想，还是不磨吧，讲亲爱。这个时
候我们也同他讲亲爱，请他喝茶，大家讲和平。所以磨擦是对付
顽固分子，结果还是讲亲爱。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先打人
，人家打来了，我也打过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磨擦是讲
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从前十年内战一样呢？
那我们也不赞成那样搞的。”[19]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报告。（收入《
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必须制裁反动派》）他说：在平江
这个抗日的后方，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
被反动派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
要抗议！”“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
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
。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
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
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
的人民。”[20]
从七月三日至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
，讨论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说：“
在国民党开始进步时（由内战转到抗战时），全国团结统一空气
高涨，妨碍统战开展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在国民党退步
时（二月起）妨碍统战开展的危险，便是怕磨擦破坏统一战线。
”“到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易于忘记
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将来可能只顾磨擦忘记了统一性。目前党
内要进行阶级教育。”[21]
聂荣臻后来回忆：“当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传达了党中央
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磨擦斗争，就
在全边区展开了。”[22]
八路军被迫进行还击的第一个目标，从粉碎张荫梧的进攻开
始。
八月上半月，乘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
行生死搏斗时，张荫梧又两次从背后袭击八路军，杀害八路军工
作人员。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
进攻的密信。这种状况已使人忍无可忍。八月十五日，朱德和彭
德怀联名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
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
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
承接电后，在八月二十四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七日
又全歼他的残部，共歼四千五百人，张荫梧只身逃跑。不久，在
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张荫梧撤职查办。这对国民
党内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当中国国内磨擦迭起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纳粹德国在先后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
克后，又向波兰大举进攻。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
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变动对中国的抗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九月七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国际新形
势与我国抗战》。社论中说：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
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主要的
，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
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
那末，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
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
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会见随同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中央社记
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当
记者问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时，他回答：“我以为，相持阶
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当然，“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
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
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当记者问到所谓“限制异
党”也就是各地磨擦的问题时，毛泽东激动起来了。他说：“共
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
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
决不应该互相‘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
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
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由于记者问
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毛泽东回答：“我可以率直地告
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
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
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
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在这一年
的早些时间，毛泽东已经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这个原则，但那是在内部讲的，这一次是通过答三
位记者问的形式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态度，
同时说明这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谈话最后，毛泽东把中
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用更简洁的语言来表达
，就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
，反对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期的基
本口号，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帮助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内
政治局势中正在步步上升的严重危机和分清是非的标准。
注：
[1]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１日。
[2]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１９３９年１月５日。
[3]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中
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
社１９８５年１０月版，第５４７页。
[4] 《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
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０月
版，第５５４页。
[5]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８日。
[6]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１９３９年２月５日。
[7] 中央书记处致南方局的电报，１９３９年２月６日。
[8] 毛泽东、王明致国民参政会转蒋介石的电报，１９３９
年２月１２日。
[9]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１９３９年２月８日。
[10]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１９３９年２月５日
。
[11]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１９３９年４月２６日。
[12] 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３９
年４月２９日。
[13] 《新中华报》，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０日。
[14]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１９３９年２月８日。
[15][16]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５
月版，第２３５、２３６页。
[17]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５月版
，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18]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１４７页。
[19] 毛泽东在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３
９年７月１２日。
[20]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５７７、５７８页。
[2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
９年８月２４日。
[22]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８月版，第４５２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