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毛岸英

作者:毛新宇

第 七 章
61圆满毕业

  “今天是第一课,开荒。”老师发了令,吐口唾沫在手心,再不多说,便狠命地举起镢头向山坡的荆棘藤条砍了起来。伯父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挥起了镢头。这老镢头,还真不好摆弄,伯父使劲儿握着,运足了气力,使劲儿地砍下去,不是偏了,就是把镢头一下子刨进土里,荆条砍不断,还常常弹他一下子,眼看着自己落了后,再看看手掌,早已是磨出了血泡,火辣辣地钻心痛。劳模回转头,说:“镢头不要举得太高,手要握得随意些,不要打转。”
   伯父听是听到了,还是连呼哧带喘,好不容易捱到收工,浑身早就软绵绵的了。
   第二天,他听到公鸡使劲儿地叫,浑身像散了架一般,再也爬不起来了,但一想到自己是来上“劳动大学”的,劳动大学不劳动怎么行?又挣扎着爬起来。到了地头儿,他咬紧牙关,坚持着,一下又一下举起镢头,向荆条砍去,热了,他脱掉汗兜,光起膀子,默念着要领,学着老师的样,干着干着……
   开完荒,手上的血泡也磨出了茧子,伯父又赶着毛驴车送粪下地,翻地,点种,先是单手撒种,随后又学会了双手点种,学会了一手撒粪,一手点种的手艺。
   天不好不能下地时,我的伯父也不休息,搭上业余时间,挨门串户看望乡亲们或是组织青壮年学文化。每天收工回来的路上,还要拾些柴禾,送给烈军属与孤寡老人。
   转眼到了1946年的下半年,胡宗南开始进犯延安,村里经请示上级,决定送毛岸英回去。
   “我不回去,我乐意与乡亲们一起,再说,上劳动大学也没有这么快就毕业的呀!”
   村长说:“娃呀,你来的时候不长,但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了眼里。我说,你劳动大学上得不错!”
   毛泽东见自己的儿子被送回来了,便仔细地打量,只见岸英穿着灰土布汗背兜,脸膛黧黑,两只胳膊鼓着疙瘩的肌肉泛着一层古铜色的光亮。岸英见父亲使劲儿盯着他,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错,局促不安起来……
   郝村长说:“毛主席,你这娃好哇,让他吃苦了……”
   毛泽东扑哧一声笑了,说:“好,好,吃苦好哇,你看,我送出去一个白胖子,换回来一个黑铁塔,我要谢谢乡亲们啦!”
   郝村长说:“岸英还不想回来呢,他说他的劳动大学还没有上完,其实,劳动这课他是完全过关了。在村子里,他跟我们一个样,每天要完成一亩地的开荒指标,好劳力都觉得受不了呢,可岸英干得好哇……”
   毛泽东不再说话,他走向前来,一把握过儿子的双手,把它摊放在自己的掌心,看着,抚摸着,那些血泡已经一层又一层地叠成了厚厚的茧子。毛泽东乐了,说:“不用说了,这,就是证明,这手上的老茧就是‘毕业证书'。郝村长,谢谢你,谢谢你带着岸英上了中国的劳动大学,岸英经过努力,也取得了这所‘大学'的‘毕业证书'。”
   刹那间,伯父激动了,他感觉到父亲温暖的大手里传导出一股热流,直流进他的心田。
   伯父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与自己的父亲住在一起。那时江青已经成为毛泽东的妻子,并生有一女李讷。为了家庭中多一份融洽的温情,爷爷有意无意地制造机会,使双方得以沟通。在伯父和我的父亲还没有回国前,他在给他们的几封信中,都提及江青和她的女儿李讷,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62第一次约会

  江青是从上海大城市走出来的,会织各种式样、各种图案的毛衣。她给毛泽东织,岸英从苏联回国后,她也给他织过毛衣、毛背心。
   有一天,江青带了一件米黄色的毛线衣,送给岸英,说:“岸英呀,这回可不能慷慨送人了。”
   江青这样说,是因为她发现,她织给岸英的毛衣、毛背心什么的,常常被岸英很随意地送给了别人。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很紧张,为此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每个人都要参加生产劳动,以达到“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伯父有一个“毛病”,就是生活上大大咧咧,马马虎虎,而且非常豪气大方。这可能是在上海滩过流浪生活,与一帮无家可归的穷苦孩子长期生活在一起养成的习惯。看到谁没有裤子穿,他宁可自己打赤腿,也要脱下自己的裤子送给人家。江青给他织的毛衣什么的,都送给了陕北老乡,江青埋怨过他,也没办法。
   伯父感激地笑道:“自己穿,自己穿,谢谢你啦!”
   “你别谢我,应该谢谢傅小姐———小傅。这是人家拆了自己的毛衣,专心替你打的呢。你看这针脚、针法、花式,要多美有多美。”江青故意卖了个关子说,“这位傅小姐,人也长得美,典型的东方美人。”
   伯父一愣:“哪个傅小姐?”
   “你见过她,你们在一起修过公路,听她说,有一次她的手划破了,还是你给包扎的呢!”
   伯父仰起头,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有那么回事,这女孩子太矜持了。”
   “岸英,未婚姑娘就要这份矜持,这是拿钱买不到的魅力呀!对于女人,我比你懂。岸英呀,今年你可是二十四五岁的大小伙子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看看陕北的小伙子,在你这个年纪,早就当爸爸了。你有满意的人,也可谈谈了。”
   “我刚回国,什么都不懂,先学习学习吧。”
   “学习跟恋爱结婚并不矛盾呀!如果你对傅小姐比较中意,我可以当个红娘,怎么样?”
   伯父被江青说得满脸绯红,他心里很激动,也很感激,没有吭气。江青看到岸英这个表情,也就明白了几分。
   一个风和日丽、春光明艳的星期天,江青约了小傅和岸英,同游宝塔山,江青撮合着,替他们相互介绍后,便借机溜开了。其实两个年轻人并不是头一次见面,只不过俩人单独在一起是头一回。
   伯父陪着小傅在小树林里转悠。
   太阳晒在身上暖融融的,伯父心里紧张,自然感到有些燥热,更像有千百个蚂蚁在背上爬,他脱下老羊皮袄,露出来米黄色的毛衣。两个人互不了解,初次单独见面,又要谈终身大事,真不知话从何处说起。还是小傅主动,看见我伯父身上的米黄色毛衣,便打开了话匣子。
   “岸英同志,这件毛衣还合身吗?”
   “谢谢你,再合身没有了,而且,式样也好,同志们都很羡慕呢!”话开了头,也就渐渐地多了起来。

63难以定夺

  第一次约会,自然不会谈什么,但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从此,他俩常在一起漫步。伯父的节假日也充实起来,一想起小傅,伯父浑身便充满了活力,江青也暗自欣喜。
   伯父与傅小姐来往多了以后,自然要谈婚论嫁了。但我的伯父拿不准、看不透的是傅姑娘答应嫁给他的真实内心。傅小姐也许因为他是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儿子,才看上他。可是共产党和毛泽东要求他这个“太子”要带头去吃苦、奋斗、牺牲,傅小姐能接受、能吃得了苦吗?另外他吃不准的是父亲的态度。在重大问题上,他是尊重父亲意见的。这并不全是由于父亲是党的领袖的缘故,他确实由衷地信服自己的父亲。
   所以,伯父在与傅小姐的接触中,处在难以解脱的矛盾中,这瞒不了聪慧的傅小姐。有一次,她开门见山地问:“岸英,我们的事情,如果你父亲不同意,你有勇气坚持到底吗?”
   这句话像炮弹,击中了岸英的要害,他面有难色地低下头,不置可否。
   一天,江青碰见岸英,诡谲地笑问道:“岸英,进展如何?傅小姐可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姑娘呀,你得抓紧点儿,要给姑娘多些温情,不要见了面老是谈打仗,谈理想,谈读书,能使姑娘动情的话也要说说哩!”
   岸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不吭气。
   “怎么啦?吹啦?”江青比伯父还急迫。
   “没,没吹,只是这件事我拿不定主意。”
   “咋?你不喜欢傅小姐?她的品貌跟你很般配呀!”
   “我是喜欢她的,她对我也好,只是,我爸爸有这个意思吗?”
   听到这里,江青爽朗地大笑道:“嘿,原来你是为这个发愁,只要你同意,他那里我去说。”
   江青兴冲冲地到了毛主席面前,先是倒茶,又给他点烟,显出异乎寻常地热情和体贴。
   她见毛主席正在一张大地图前发愣,就笑眯眯地说:“你也该休息一会儿,咱俩拉拉家常。我说呀,我们家岸英今年也有二十三四岁了吧?”
   毛主席马上纠正道:“到今年的秋天,满25岁,你问这个干么子?”
   江青说:“是嘛,都25岁的大小伙子了,他的婚姻大事你也该关心关心了。”接着,江青信心十足地把岸英与傅小姐相识的事和盘托出,期盼着爷爷一锤定音。
   毛主席猛吸了一口烟,从藤椅上站起,在屋里转了一圈儿,不吭气。
   江青并不甘心,讲起傅小姐,她眉飞色舞。论文才,人家是北平的大学生,能从优越的书香门第家庭出来奔向延安,就说明她的思想觉悟高;论品貌,不仅在延安是数第一,就是在上海,也是佼佼者,人家对岸英也很主动……
   待江青絮絮叨叨地讲完,毛主席却泼了一瓢冷水:“就这些?见了几面就定终身,也太轻率了吧?岸英这孩子年轻,沉不住气,怎么你也沉不住气?”毛主席对江青办事,总不太放心,江青的话,他时常打折扣来听,“你要岸英到我这儿来一下!”
   江青见了岸英,没有将毛主席的原话转告,还给他打气说:“你爸叫你去,有门了,现在恋爱自由,主要看你们双方,只要你态度坚决,你爸也不会阻拦,快去吧!”

64第一次恋爱失败

  伯父忐忑不安地走进自己父亲的住房,问起父亲的饮食起居,说了些请父亲注意身体之类的话。
   毛主席告诉自己的儿子,胡宗南要进攻延安了,工作千头万绪,你别浮在上面了,到斗争的第一线去磨炼……
   伯父知道自己父亲的心意,那件事到了嘴边怎好启齿。还是老子先开口:“听说你结识了一个姑娘,北平来的?”
   儿子连忙说:“我觉得人挺不错,长得也漂亮,又有文化……”
   老子早看透自己儿子的心,他笑了笑说:“当然了,不漂亮不聪明,你也不会动心,这一条我理解。共产党人不是禁欲主义者。不过,见了漂亮就动心,除了漂亮外什么都不考虑了,这一条我对你就不敢恭维了。”
   我的爷爷换了严肃的口吻:“除了漂亮,有文化,你还了解她些什么呢?理想、品德、性格,你了解吗?她刚刚从北平来,她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品质,我们都不甚了了。岸英,婚姻对你来讲,不,对每个人来讲,都是终身大事,既是终身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因为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呀,这件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轻率从事。现在你还年轻,刚回国才一年,眼前正赶上胡宗南举兵进犯的紧急时候,不要急于定终身,双方再处处,多方面了解了解。”
   我的伯父当时心里不说,可冷静下来,咀嚼爸爸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心想,那就让时间来考验与傅小姐的感情吧!
   不久,延安成了胡宗南的天下,我的伯父东渡黄河,到艰苦的山西乡下搞土改去了。那位傅小姐据说吃不了苦,脱离了革命队伍,又回到北平,还在报上写文章攻击共产党。
   伯父的这段恋爱,到此结束了。后来我的爷爷笑着对儿子说:“漂亮靠不住吧,还得靠理想,靠志同道合。”
   江青保媒未成功,又受到毛主席奚落,以后对毛岸英的事也就不愿理睬了。
   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挂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先任文书,后任助理编辑。本职工作是阅读国外的报刊、文件、书籍,选择必要的摘抄后送中央参考。同时,他还与翻译家曹葆华一道翻译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苏联国民经济领导研究提纲》和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后来康生提出要毛岸英到社会部并参加土改,毛泽东表示赞同,我伯父也无话可说,就随康生而去。
   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的印象不错,伯父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升起。
   参加土改工作团,伯父是作为一个“工作同志”的身份下去的。这就不同于他回到延安后的任何身份,因为他以前都是“小学生”,是被指派的被动行事。这次康生放手让他去干,让他去充分“行使”领导权。所以,下乡,访贫问苦,斗地主、分浮财,他除了感到新鲜外,更多的是处于一种工作状态的亢奋中,对直接上级康
生的认识和评价也多了几分切身感受。
   岸英伯父回国才一年多,对于中国国内及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情况不可能有足够深刻的了解。对于被称为“党内同志”又处于高位的人的内心企图,他不可能去深究探索。加上康生的老谋深算,工于心计,他不可能想到并警觉康生是在利用毛家父子日常联系这条通道,在不经意间,把他的政绩、企图畅通无阻地反映到拥有最高权力人的那里。

65访贫问苦

  康生以他的老奸巨猾,影响了政治上还不十分成熟的我的伯父毛岸英,又妄图借助岸英来影响毛泽东。但毛泽东自有看法。他先是派胡乔木到临县,调查搞土改的人在土改中划分阶级成分中推行扩大化,侵犯中农利益、侵犯私人工商业的错误。
   他让胡乔木把他在江西划分阶级成分的小册子带到晋绥,其用意十分明显。
   康生蹲点的村子叫郝家坡。我的伯父4 月初到了郝家坡。
   伯父进村时,除了先来的土改工作队员们出来帮助拿背包外,老乡们站在村头,神情冷漠地看热闹。当村干部帮助安排下住处后,他顾不上休息,开口便问:“怎么回事,这里的老乡跟河西的不一样呀!”
   “群众是欢迎我们的,可是,又怕变天,过去吃过变天的亏。”老队员说,“1936年2 月,红军东征时到过郝家坡,给贫苦农民分了些田,可是,红军撤走以 后,伪县政府把四个为首的贫雇农抓到县城,杀害了。”伯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难怪老乡有顾虑呀!”
   伯父要求工作团给他分配具体任务。他根据以往在吴家枣园上“大学”学来的经验,先与农民交朋友。要交真心朋友,必须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进村后伯父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访贫问苦,从村里最贫苦老乡开始。
   一天,他来到高坤生家。高坤生是个三十四五岁的穷光棍儿,他本来很能干,给地主做长工。可是,如今脚上长了疮,下不了炕,眼下连烧火煮饭都成了问题。
   伯父找到了高坤生那口破窑洞,弓着腰进了窑洞门。里面昏暗乌黑,刚从外面进去,什么也看不清。
   “谁呀?你是谁?”炕上有人讲话。
   “是我,工作队的小曹(化名)。”伯父和气地说。
   “啊呀,曹同志,这怎么好呢?我屋里要水没水,要火没火的。”他慌忙着要下炕,伯父一把将他按住。
   伯父看了高坤生红肿的双脚,对他说:“别急,找个医生给你看看。”再摸一把高坤生躺的炕,冷冰冰的,锅里空空,水缸里面也没有水。伯父十分同情地问:“你吃饭了吗?”高坤生有气无力地说:“连水都喝不上。”
   “老高,我给你挑水去!”伯父说着,在屋子里找水桶,可寻了半天,只有一只烂铁桶。
   “老高,你歇着吧!我去去就来。”伯父离开高坤生家,心情十分沉重。他把情况向工作队作了汇报,要求村政府先替高坤生解决点小米,好熬点小米粥充饥。
   伯父把几升小米送到高坤生屋里,又向邻居借了一副水桶。伯父没用过这玩艺儿,打水的桶沉不到水里头,忙乎了半天,才把一担水加满。
   他顾不上抹一下额上的汗珠儿,挑起一对尺把高的水桶,沿着土路,歪歪斜斜地向高坤生的窑洞走去。他在苏联10年,从未挑过水。伯父咬着牙,硬挺着把水挑到高坤生家,又把火生着,熬了一锅小米粥,端到老高面前,老高端着那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66斗争大会

  此后一个多月,高坤生的脚不能走路,他吃的用的水,都是我的伯父和几个工作队员挑来的。
   “曹同志,我一生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好人呐!”老高流着泪。伯父安慰他说:“把地主老财斗倒了,把地分给贫雇农,大伙就都过好日子喽!老高,你敢斗刘浩生吗?”
   “那个狗老财,村里人都恨死他了。我敢斗,我是个穷光蛋,斗不过,我就跑到河西参加毛主席的部队。”
   “只要大家齐心干,准能斗垮刘浩生!”伯父给他撑腰。
   伯父结识了高坤生,摸清了村里的很多情况。高坤生到处讲小曹如何如何好,工作队是如何如何替咱贫苦农民讲话撑腰……一个传一个,小曹在村里就出了名。
   每天晚上,我的伯父要到工作队研究情况,召集翻身委员会(贫农团)的骨干开会布置任务……回到他住的平房时常常是半夜过后,他还是抽空坚持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把学习心得、工作体会写在本子上。第二天,他又早早地跟农民一起下地干活。
   第一次斗争刘浩生的大会开始了。台前挂着一条横幅:“郝家坡村斗争大恶霸刘浩生大会”。
   两旁的标语写着:穷人要做主,土地要还家。台上坐着工作团的负责人和翻身委员会的骨干。大恶霸刘浩生站在台前,面对着院子里的群众。他60岁的年纪,头戴狐皮帽,身穿驼绒长袍,天气并不冷,但他的双手仍旧缩在袖筒里,耸着肩,低着脑袋。台下谁喝骂他一声,他就抬起头仇视地盯台下一眼。
   站在刘浩生旁边的一个是他的大儿子刘荣昌,40来岁,一脸杀气;另一个是刘浩生的小儿子,也是一副兵痞流氓相。
   斗争会由党支书严朝成主持,他诉了一通苦后,要大家上台控诉,有冤伸冤,有仇报仇。
   可是,台下却冷了场。
   伯父心里很焦急,仔细一看,场上百十号人,工作队员和村干部占了一半,苦大仇深的贫农身旁,几乎都有工作队员在打气撑腰。然而,敢于上台斗刘浩生的只有几个贫农团干部,他们上台发言以后,竟没有人跟着响应。呼起口号来,声威也不大,倒是工作队员的嗓门比群众的还响些。
   这么一来,原先耷拉着脑袋的刘浩生,又昂起了头,向台下东张西望。会议主持人老严要他交待压迫剥削贫雇农的罪行,他装糊涂地说:“我是工商业者,我的钱,是做生意赚的。”
   “你还有血债!”一个工作队员站起来对刘浩生训斥了一番。会议草草收了场。
   “今天的斗争大会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因为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我的伯父在会议上分析说,“刘浩生杀害的四个贫农的亲属都没有上台控诉,还有他家的长工,也不作声,群众还是怕变天,怕出现1936年的反复。”
   大家都同意我伯父的分析,觉得发动群众的工作还要下苦功夫扎扎实实地去做,打消群众的顾虑。
   第二天,伯父到妇联主任张秀英的家里。随后又走进另一户贫农老薛头的家里。
   伯父在贫苦农民中间扎根串连。对中农,则要他们解除顾虑,告诉他们:“刘浩生是贫苦农民的仇人,也是你们的仇人呀!”

67在斗争中磨炼

  由于工作队员们分头作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两天后,郝家坡的贫雇农终于被发动起来。斗争刘浩生的会场,因为参加的人数多,就临时设在柱子沟附近的一块空坪里,连梯田坡上都站满了愤怒的人群。
   大会还是由村支书老严主持。今天的气氛跟前天晚上截然不同,民兵也武装起来维持秩序。当刘浩生父子被绑着牵进会场,大伙儿都举起拳头高呼:“向刘浩生讨回血债!”“打倒大恶霸刘浩生!”
   第一个跳上台的是退伍军人薛浩祥,他指着大恶霸的鼻子数落道:“刘浩生,你这个大坏蛋,你夺了我家的地,杀了我家的人,我哥哥薛东生被你杀了,我爹气得半死,我被逼逃出去……”
   台下一片呼杀声:“枪毙刘浩生!”“打倒刘荣昌!”老贫农、老长工,一个接着一个,伸冤的伸冤,控诉的控诉,整个会场都沸腾起来。
   看到穷苦村民真的起来和他斗争了,恶霸刘浩生平时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威风劲全没了,双腿吓得发抖,脸色铁青,眼睛闭着,看也不敢看台下一眼。
   “要报仇,要伸冤,血债要用血来还!”
   斗倒地主刘浩生的事,康生都看到了。他在土改工作团的会议上,对此进行了表扬,然后又说出不满。他说斗倒一户地主算什么?还要清算!浮财全部没收,让他们搬到最破的窑洞里去住,只给全家几升粮,一两床被……郝家坡的地主不只一户,也不只三户,要深挖……都要清算!康生对我伯父表示出特别的关心。似是循循善诱地说,农村的阶级斗争很复杂,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不能有丝毫的同情心,不能心慈手软。康生说:过几天,他还要就如何划分阶级成分的问题,组织全体队员讨论,估计有人会反对,他希望我伯父站稳立场,不要轻易表态。末了他诡秘地嘱咐我伯父,你应当把这里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把你的态度告诉你父亲。伯父岸英坐在油灯前,打开信纸,用毛笔向正在转战陕北的爸爸汇报了这一段
参加土改的收获。
   几天后,在郝家坡沟口的一所学校里,康生主持召开了土改工作团全体会议,讨论查阶级、划成分的问题。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康生鼓舌如簧:“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地主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些地主了,许多人看上去是中农,其实是地主。”有人反驳说:“毛主席1933年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对划分成分问题就讲得很清楚。”
   在一次斗争地主的大会上,地主婆刘秦氏被群众扯破了外面的烂衣服,露出了里面的新衣服。康生像发现了新大陆,吊着嗓门说:“今天的现象很有戏剧性,这说明地主化形了。怎么样?我们有些同志该睁大眼睛看看清楚了。不要看她表面上穿了破袄,但实际上把土地变成白洋藏起了。”于是“化形地主”的名词创造出来了,一场揪“化形地主”,大挖“底财”,搞“清算”,“扫地出门”的运动一轰而起。地主、富农只给留一只碗、一双筷子,其他什么都不给。
   我爷爷对康生搞的这一套,有警惕,有看法,提出了批评。
   我的伯父随康生下乡参加土改,完全抱着一种朴素认真的工作姿态。他没有高深的城府,也不了解政治上的玄机,不管康生私下里搞什么名堂,毛泽东如何警觉,作为土改工作队员的我的伯父,还是以他积极的工作,赢得了郝家坡村乡亲们的喜
爱。

68悲欢离合

  不久,伯父接到通知说,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正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要他们赶去参加会议,交流经验,讨论土改中的有关政策问题。
   我的伯父是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的。会议听取了几位中央领导人对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意见和讲话。学习了刚制定出来还未公布实施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分组讨论会上,我的伯父介绍了郝家坡土改的经验教训。参加这次会议,使他开阔了眼界。伯父把思想的变化和对事物新的认识写信告诉了父亲。
   这些信,少了些受康生影响的成分,多了些自己独立思考的内容。
   毛泽东感到欣喜,他很快复信一封。
   1947年10月,爷爷在陕北佳县神泉堡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在此时,爷爷接到了我的父亲毛岸青的信,得知他已从苏联回国。我的父亲毛岸青是随贺子珍、李敏(娇娇)一同从苏联回到哈尔滨的。从莫斯科到哈尔滨,要穿越苏联的大部分国土,路途遥远,正常的火车行驶要八天八夜,因为随行的人中有一个因炮弹片打伤了眼睛,造成双目失明的男同志需要照顾,所以路上多耽误了许多天。到了哈尔滨后,李富春代表东北局把他们从车站接了回去,并安排贺子珍在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又调哈尔滨市总工会工作。
   父亲从苏联回国后与娇娇、贺子珍在一起生活。贺子珍为我父亲找了一所不错的学校,让他学中文。同时怕我父亲学了中文后把俄文荒疏了,晚上又请人为他增设了俄文课,贺子珍待我父亲甚至比自己的女儿娇娇更有耐心。1948年,贺子珍带着娇娇和我父亲,随着东北三省的解放,由哈尔滨市迁至沈阳。
   在沈阳,贺子珍见到了来东北疗养的阔别了十几年的妹妹贺怡。从妹妹的嘴里,她才知道母亲去世前在延安受到毛泽东周到照顾的详情。贺怡说:“母亲去世后,是毛泽东把她安葬的,并立了碑。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母亲的坟挖了。延安收复后,毛泽东自己拿出十块银元,请老乡重新将她掩埋了,又立了一块碑。”贺子珍听后,感动得失声痛哭。她想到毛泽东的种种好处,感念起毛泽东对她们一家人所给予的恩惠。同时她也十分理智地明白,自己同毛泽东原有的夫妻关系已经终结。但是女儿娇娇不仅是自己的女儿,更是毛泽东的骨肉,应当送还给毛泽东,她把女儿叫到跟前,说:“你回国一年多了,还没有给你爸爸写过信,你应该写封信才是。”
   “爸爸”,娇娇对爸爸这个词感到陌生,记得还是在苏联时,一天,岸青从上中学的学校跑到儿童院来看娇娇,突然指着礼堂墙上的一幅毛泽东的照片问娇娇:
   “你知道他是谁吗?”
   “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他是我们的爸爸!”
   “你瞎说,我没有爸爸!”
   “我没瞎说,他真是我们的爸爸,大哥岸英现在已经回到爸爸身边了……”
   现在,妈妈让她给爸爸写封信,对于已经12岁的少女来讲,已经知道了一些人间的悲欢离合,她决定写信,但她又觉得称“爸爸”很不习惯,再加上中文用不好,就用俄文写去一封信,同时,贺子珍也写了一封信。

69重新起名

  贺子珍把娇娇的信和自己的信,装在同一个信封里,写上地址,发了出去。爷爷接到娇娇从东北的来信,拆开一看,全是俄文,便请人翻译,弄清了信中的意思。在看到贺子珍在信中夹带的女儿照片后,十分喜欢,立即回信。
   此时江青因病带着她的女儿李讷到苏联治疗去了,贺子珍便安排娇娇与我父亲毛岸青一同到北京去。当时苏联的尤金也要去北京,贺怡、尤金、娇娇、毛岸青四人从沈阳乘火车到大连,从大连坐船到天津,再从天津坐火车到达北京,去了当时爷爷的住地香山双清别墅。
   父女团聚后,一天,我爷爷喊来了自己的女儿,说:“娇娇,爸爸再给你起个大名吧!”
   爷爷打开一本书说:“这是《论语》,《里仁》篇里说,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敏还可以作‘灵敏迅速'‘聪敏通达'等解释。”
   娇娇认真而好奇地听着他的解释。
   爷爷又说:“你的名字就叫敏,但不一定叫毛敏,也可以叫李敏。”
   李敏纳闷:“爸爸,大哥叫毛岸英,二哥叫毛岸青,他们都跟爸爸姓毛,我为什么不姓毛,而姓李呢?”
   爷爷若有所思,用手拍拍娇娇的头,解释道:“爸爸也姓过李,叫李德胜,是革命必将得到胜利的意思,爸爸很喜欢这个名字。现在,爸爸把这个李姓让给你,
   难道你不喜欢吗?”
   娇娇当然喜欢,从此,娇娇的正式学名叫李敏。
   娇娇回到自己的父亲身边后,我的爷爷给贺子珍回复过一个短函:
自珍:
   向您问好!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您要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毛泽东
   1948年3 月23日,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成员周恩来、任弼时,以及陆定一、胡乔木、章汉夫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告别陕北后到了黄河西岸,准备向东岸的华北转移。
   在我爷爷的戎马生涯中,曾两次在这里东渡黄河。12年前的1936年,农历二月初,他率领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组成抗日先锋军,出征山西。那时他从陕北清涧县西辛关上船,由石楼东辛关上岸,在黄河之畔举目骋怀,吟诵了流传千古的绝唱:《沁园春。雪》,歌颂了“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多娇江山。也是在那时,他接到了董健吾带来的一封信及自己的儿子岸英、岸青被找到的消息。现在,12年过去了,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人民解放战争打了将近两年,战争已从解放区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了。华北重镇石家庄已回到人民手中,雄踞华北的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已联成一片。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毛泽东此次东渡的目的是去华北与刘少奇、朱德、叶剑英等中央工委和后委的同志会合,共同指挥即将来临的大决战,并筹划未来的建国大业。临行前,他向全党发出了通报,宣告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离开了陕北,大本营转移了。

70了解到真实情况

  时局发展得很快,回顾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执意要求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他气势汹汹地对周恩来说:“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而爷爷则铁了心:“我这几条烂枪,既可以同日本人打,也可以同美国人打。”“蒋先生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经过近两年的军事较量,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强。爷爷对战争的全局已成竹在胸。近来,爷爷不时以喜笑颜开、眉飞色舞的神情,向部属们估算着战争的进程。这是他从未有过的内心喜悦的表露。诚然,同国民党的最后较量,还有几个大仗要打,重大的决战还在后头,但随着战争的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浩大工作,现在就应该排上日程。
   下午,吴堡川口,10多条大木船已经起锚待发。船工工会召来黄河边最有经验的老船工承担渡河任务。爷爷身穿一套退了色的灰布旧棉衣,头戴一顶带耳的帽子,脚穿布棉鞋,手持一根柳木棍,大步跨上渡船。河滩上、山坡上都是欢送的陕北群众,爷爷向他们频频挥手。
   黄河春涨,波涌浪翻。船行河中,浪拍船舷,船工们紧握双桨,舵手紧扶舵杆目不转睛地遥视前方。工作人员几次请爷爷下船舱休息,但是神采飞扬的爷爷始终站在船舷边。回首河西前线,他感到满意,对河东的未来,又充满信心。
   过河以后,爷爷骑着从陕北带过来的老青马,经过碛口、寨子山村,到达临县的双塔村。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的机关就设在双塔。后委书记叶剑英、后方支队司令员杨尚昆,早已作了准备,迎接中央前委东渡。后委实际上是党中央指挥系统的枢纽机关。一年前,党中央从延安撤退以后成立的大部分机关和人员都在后委。这里设有几十架电台,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它转达到全国解放区,各地向中央的报告,也经过后委转达。来到晋绥,毛泽东感到宽慰,因为延安时代一大批与他朝夕相处、可以依赖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许多干部家属子女,又回到了他的身边,还可能见到久别的长子毛岸英。1947年,我的伯父毛岸英来这里参加农村土改。
   但是,对于晋绥边区的工作,爷爷心中早就潜伏着一股隐忧。那就是康生和陈伯达在临县和静乐县搞土改,搞乱了政策。现在可以着手解决此事了。
   在双塔村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爷爷换坐了后委书记叶剑英送的一辆缴获的美制中吉普,向晋绥边区的首府兴县蔡家崖前进。上车前,他特意来到了马夫老侯的跟前。老侯是跟爷爷感情很深的老人,在艰苦的转战中,他为了我爷爷的健康和安全,不辞辛劳,把三匹牲口喂得膘肥体壮,尤其那匹老青马,不管白天黑夜、上坡下坡,总是那么稳稳当当听人使唤。爷爷握住老侯的手,亲切地说:“咱们在陕北转战一年多,全靠你喂马。今天我要坐汽车走了,你年纪大了,就骑上老青马行军吧。我们在平山县见面。”老侯感激地回答:“主席,你放心吧,我能走。走不动了,我一定按主席说的办。”
   在蔡家崖,爷爷召开了五次调查会,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为这些会议安排会场,并始终护卫左右。
   经过几天的调查了解,爷爷了解到许多真实的情况。尤其他听到了对康生在晋绥胡作非为的种种反映,使爷爷更坚定地意识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面临全国胜利的时刻,更不能允许康生这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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