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毛岸英
第 六 章
51多想好办法
郭志成担任了儿童院儿童苏维埃主席后，也学着我伯父的样子，想尽快在同学们中树立良好的威望。原先在莫尼诺第二儿童院时，因为是清一色的中国孩子，加之孩子们出身于革命家庭，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相比较就显得顺从和听话，比较好管理。但是儿童院合并后，各国孩子聚在一起，就难以管理了，尤其是西方的孩子个性强，集体生活的观念差，吵架拌嘴，搞恶作剧……弄得整个儿童院里鸡犬不宁，校方和老师们也很头疼，没有什么好办法。
身为儿童院儿童最高行政领导的郭志成，发现一个情况，在大家到伙房轮流帮厨削土豆皮时，都抱怨这个差事最烦人。因为土豆皮要用小刀一个一个地去削，一削就不是十个八个，几百号人每天都要吃，帮厨的同学如果每人只削一脸盆，也感到很烦人，这个年龄的孩子正是活泼好动的时候，坐在屋里看着同学们在院子里蹦蹦跳跳，喊叫玩耍，浑身就像有小虫子在爬，真是难熬！
“好，”郭志成一拍大腿，“有主意了！”他的这个“在劳动中反省”的主意竟然得到了管理老师的认可。说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学，实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促其早日认识错误。郭志成和儿童委员会每天根据调皮捣蛋的同学犯错误的大小，确定削土豆皮的数量，少则一盆，多则一大筐，保质保量，必须完成，如果削不完就不准吃饭、睡觉，第二天还要接着干。这一办法出台后，立刻招致淘气孩子们的忿恨。一般来说，越调皮的孩子犯错的次数越多，犯的错也就越大，当然他们一般又最好动，性子最急。被处罚后，他们简直忍受不了这个“残酷”的惩罚，可又没有办法改变，只好明里暗里大骂始作俑者郭志成。
这天，食堂门口贴出一张漫画像：画的一个人是脑袋大得如斗，双眼滚圆如灯泡，嘴巴弯弯如香蕉，双腿细长如麻秆……孩子们见了这幅漫画，都知道画的是谁，大家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嘻嘻哈哈地指戳着大笑。更有甚者，院里一个最调皮的、被惩罚削过土豆皮的巴西女孩，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在漫画上用俄文补上一行字：大保。“大保”是郭志成的外号。因为他的食量大，当时在儿童院里吃饭，郭志成吃完后，就会嚷：“再加一点儿。”这话的俄语听起来就是“大保”。
众人哄堂大笑。郭志成正为找不到画画的调皮鬼而着急呢，现在有当场跳出来的捣乱者，而且把矛头指向自己，他真有点怒发冲冠了，决心好好整治她，杀只“鸡”给猴看。
岸英知道此事后，赶紧找到了郭志成，他认为此事不简单，说明“在劳动中反省”的办法激起了同学们的反对，说明它的副作用比正面作用大。他对郭志成说：
“过去我办事和处理问题，也常常不想后果，其实只要多动动脑筋，就有更好的办法想出来，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伯父还找到了画漫画的同学和那个巴西女孩子，严肃地批评了他们的做法，并和他们一起到食堂撕下了那幅漫画。
伯父的成熟还表现在对原则问题上，他是立场坚定的。
52国籍问题
当我的伯父满１８岁的时候，正巧赶上苏共中央出于对战争形势的判断和战争持久性残酷性考虑，提了一个建议：凡年满１８周岁，并已生活在苏联的外国公民， 可以申请加入苏联国籍。
这在儿童院引起了不同反响。有些人出于改变生活环境的考虑，说：“这可太好了，苏联生活富裕，比我们那个穷国家强多了。”有的人说：“苏联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入苏联国籍，不仅光荣，还不怕别人欺侮！”还有的人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我乐意加入苏联，我乐意参加红军，为保卫社会主义政权上战场！”
伯父静静地听着人们的议论。他看到大多数人都表态愿意加入苏联国籍。面对这个问题，他表现得出奇的冷静，既没有发言表示同意，也没有开口表示反对。有的同学在私下里对他说：“我们加入了苏联国籍，以后回到中国，改回来不就成了？”
叶琳娜同学，也就是上次在郭志成漫画上写字的巴西女孩，也快到１８岁了。她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她是巴西共产党负责人的侄女，也是一大帮外国儿童的小首领。上次漫画事件后，她虽然受到了我伯父的批评，她不但没反感，反倒对这个中国大同学有了好感。这次借着关于要不要加入苏联国籍问题的讨论，她来到了我伯父的房间。
“呦，谢辽沙，满屋子都是书呀！怪不得学问这么深呢……”叶琳娜进了屋子就到处巡视，一双大眼睛盯住伯父。
“你正在读屠格涅夫的《前夜》呀？”
“是呀。”
“那你对叶琳娜。尼古拉叶夫娜爱上了革命者英沙罗夫怎么看？”
“这故事太美，太感人了，一个俄罗斯的少女，一个保加利亚的爱国者，是爱情的力量使他们超越了不同国籍的界限……”
“谢辽沙，我正想问你，我到了１８岁的时候，要不要加入苏联国籍呢？另外，假如有一个不是俄国姑娘的叶琳娜，也爱上了她心目中的英沙罗夫，你说该怎么办？”
一向聪明的岸英伯父，这次却有些糊涂，他回答说：“你又不是小说中的叶琳娜，我们这里也没有保加利亚的英沙罗夫，你管那么多干什么！至于加入苏联国籍的问题……叶琳娜，别人加不加入那是别人的权利，反正我想好：我不加入，我要回祖国去！”
岸英伯父的这个态度，在一次讨论会上公开亮出了。他说：“我坚决不加入苏联国籍！我的祖国，我是早晚要回去的。我是中国人，只要我的祖国一声号令，我就要立刻回去！”
说这番话时，他声音洪亮，话语中没有一点儿犹豫。这是他的立场，他的原则。他的表态立刻影响了许多人，许多人因此懂得了什么是原则问题，什么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但是以后我的伯父又用行动教育了许多人，那就是：虽然他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他用行动表现出了：在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最需要战士的时候，他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坚决要求上前线。这就不仅是他高尚人格和品质的体现，也是他逐步树立起来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体现。
１９４１年初，贺子珍的女儿娇娇（李敏）到了莫斯科。娇娇是１９３６年冬天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出生的。
娇娇出生后，在自己的妈妈身边呆了大约有八九个月的样子，还没有记熟妈妈的面孔，贺子珍便把她安置在延安的保育院，与我的爷爷负气后只身去了苏联。
５３母女相见
娇娇到了苏联后，母女是这样相见的：贺子珍的面前是一个四岁的穿得挺神气的小姑娘。贺子珍操着一口浓重的江西口音问：“小姑娘，你是谁呀，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正愣愣地站在那里等她的妈妈，见到一个卷了头发，穿着裙子，脸色有些苍白，身体很瘦的阿姨跟她讲话，便回答说：“我叫娇娇。”回答带有陕北口音。
“小娇娇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来找妈妈。”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贺子珍。”
“你还记得妈妈的样子吗？”
“我不记得了。”
“那你给妈妈带来了什么礼物？”
“我把娇娇给带来了。”
悲喜交集的贺子珍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一下子把娇娇揽进了怀里，喜极而泣。
我的伯父和我的父亲都喜欢娇娇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妹妹。国际儿童院里发了什么好吃的，他们一定要留下来，到周末时带给他们的小妹妹吃。
贺子珍是１９４０年秋来到伊万诺沃市的，她在第一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周末一家四口人聚在一起，贺子珍用自己的津贴买来吃的用的，平均分成三等份，拿给这三个孩子。玩纸牌，唱歌，讲笑话，贺子珍的宿舍里每到周末就充满了欢歌笑语。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法西斯的德国对苏联发动了闪电战，苏德战争爆发了。
德军凭借强大的兵力和先进的机械化装备，快速向莫斯科推进。莫斯科遭到轰炸，德军的飞机像蝗虫一样一批接一批地轮番抛掷炸弹，爆炸声、高射炮、高射机枪的扫射声不绝于耳，震耳欲聋。
战争状态下莫斯科的食物极度匮乏，食品开始配给，国际儿童院的生活每况愈下，早餐只有半片面包、一小盆稀面糊糊；午、晚餐是一片面包和一小盘盐水煮土豆。
苏联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口号：一切为了前线，支援前线。留在后方的苏联人民，包括居住在苏联的外国人和侨民，都必须自食其力。原来的日用品供给停止了，每月６０卢布的津贴停发了。妇女还分配了织毛衣的任务，定额是每人每个月织成一件。这倒难不倒贺子珍，她原先在永新老家的福音学校女部学习时，打毛活是她们的手工课。关键是口粮太少，当时一天配给３００克黑面包。她要干活，本来就吃不饱，但想到已经长成半大小伙子的岸英和岸青，硬是从自己可怜的定量中抠出一些留给他们。
为了填饱肚子，身体羸弱的贺子珍，在织毛活的同时，不得不学其他苏联人的样子，开荒种菜，以此来弥补食品的不足。
第一年，贺子珍种了两个菜畦的胡萝卜。由于经验不足，种出来的胡萝卜如同小耗子，但即使如此，这收获不仅填充了肚皮，还给伯父和我的父亲及娇娇带来了不少的欢乐。
第二年，贺子珍有了经验，在自留地里种上了土豆、黄豆、菠菜。瘦弱的贺子珍，本来就患有严重的贫血症，长征期间，又负伤失血过多，加上营养不足和过分的劳累，一蹲下干活，她就两眼发黑，直冒金星，每天捱到晚上上了床，全身的骨头如同散了架再也不想爬起来，但第二天，她又不得不强撑起身子，为这三个子女的衣食操劳。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苏联人民为了抗击法西斯的侵略，都紧急行动起来了。
54要求上前线
岸英伯父已经19岁了，他尽管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但他知道，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责任，他决心上战场，扛起枪与德国侵略者战斗。但他当时并不知道，周恩来1940年在苏联时，就与斯大林商定：为了保护中国革命的后代，中国的孩子不去前线战场。我的伯父还以为因为自己是中国领袖的儿子，基层领导不敢批准的缘故呢，便直接给苏联最高统帅部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
最高统帅部
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的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5 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中国人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致！
革命敬礼！
谢辽沙
一九四二年五月于伊万诺沃
最后他又署上了“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把信投递了出去。他盼望着他的参战要求被批准。但十天半个月过去了，还是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这一天，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到伊万诺沃市来视察。因为他还在共产国际兼职，便决定到国际儿童院来看望各国的孩子们。我的伯父觉得机会来了，便迎上曼努意尔斯基。他做出标准军人的样子，两脚一磕，行了个军礼，大声说：“报告，我是谢辽
沙，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向您致意！”
“噢，棒小伙子，姿势挺标准。”
“是的，将军，可是挺遗憾，我不是军人。”
“说说看，为什么？”
“是这样，将军，明说了吧，我叫毛岸英，是毛泽东的儿子。”
“哦，毛泽东的儿子，是这样……”
曼努意尔斯基将军请我的伯父到他休息的会客厅内坐下，亲自为他倒了杯茶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着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远东战场上，给日本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很了不起。你们在苏联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伯父一听这话，心想不好：这个老将军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却在转移话题。看来还暂时不能直接提出参军的要求。他灵机一动，便海阔天空，谈起了日军如何偷袭珍珠港，协约国与同盟国军事力量的对比和人心向背等国际大事，直听得将军对他刮目相看，大加称赞。
“行，谢辽沙，很有出息！这说明你很关心世界大事呀！”
“我很喜欢军事和政治，可我现在……我想求您帮个忙，我要参军上前线！”
曼努意尔斯基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马上回绝道：“这不可以，你是中国人，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上战场还轮不上你。”
“那……”我的伯父又变了个花样，说：“曼努意尔斯基同志，我想问一个问题，您说共产国际这几个字怎样解释？”
伯父没等将军回答，便自我解答说：“共产表示世界走向一种大同，叫做共产主义，各个国家不同种族的人，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国际，就是国际主义，我爸爸在中国打击日本法西斯，斯大林在苏联打击德国法西斯，目标都是一个。反法西斯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责任。不错，我是中国人，也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但这并不妨碍我去履行国际主义的义务啊！”
将军显然被这番话打动了，不禁点点头。
55进入军校
伯父受到了鼓舞，又提出他的要求：“将军，我马上就要读完8 年级了，请您帮助我进军校吧！”将军被他的精神感动了。不久，我的伯父便接到了去苏雅士官学校报到的通知。
苏雅士官学校是苏军初级军校，专门培养连队士官生。岸英参加完6 个月的快速学习后，于1943年1 月进入莫斯科列宁军事学校学习。列宁军事学校是培养苏军中级军官的学校，接收的学员主要是前线部队的尉级军官。他们多数立有战功，胸前挂着光闪闪的军功章。岸英没有上过战场，显然是个例外。不久他提出了加入党组织的申请。在1943年1 月，我的伯父在军校成为一名苏共党员，1946年他回国后，
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这之后，我的伯父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随后被授予苏军中尉军衔，并加入苏军坦克部队任连队指导员。当时，他参加的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参加了反攻的战斗。他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一直随大部队攻克了柏林。
随后，我伯父进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后来，我父亲毛岸青也进入该学院学习中文。直到1947年秋天，经王稼祥打电报请示毛主席同意，他随贺子珍和李敏一块儿回到祖国。
1945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8 月28日，我爷爷毛泽东毅然从延安飞往重庆，与蒋介石和平谈判了40多天，于10月10日“双十节”这天，终于跟蒋介石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毛泽东可谓日理万机，他把办公地点移到枣园的小礼堂，为的是一面处理事务，一面接见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领导和将领。他一面同这些同志谈话，面授机宜，一面挥笔疾书——发布命令，写声明、文告、宣言，签发委任状。他那时是一天当十天用，每天要在办公室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本来好端端的身体忽然得了个怪病：身心不敢紧张，一紧张便头晕目眩，四肢发颤，大汗淋漓，不能自主……
这可急坏了身边的人。原来负责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苏联大夫阿洛夫回国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去了。其他医生又都诊治不出病因，无法对症下药。
江青一般是闲来无事，如果她出了场只要她说上一两句话，来上一两个举动，就会闹出不小的动静。她先是指派从苏联回国后一直留在爷爷身边、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给毛主席搬住处，换环境；后来她又关起门来对师哲神秘兮兮地说：“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受了害，中了毒，只有我知道……”
师哲被吓得不轻，哪里敢耽误，认为必须赶紧从苏联请专家来，在请示中央领导后，他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说明毛主席的病情，希望他们给予医疗方面的帮助或提供一些医疗意见。
苏联方面回电说，仅从电文上他们的医疗专家是无法诊断毛主席的病情，自然无法提出任何治疗方面的方案或建议。所以关于毛主席的健康问题还得另想办法，并采取切实可靠的措施。他们表示，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派医生去延安为毛主席诊断或担任医疗护理工作。
56回到祖国
师哲接到回电后，就向毛主席汇报，征询他是否同意苏联派医生来延安为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担任医护工作，他同意了。师哲很快给斯大林回电，请他派医生来延安。
这期间，爷爷开始不停地搬住处，以求得“静养”。他从枣园搬到了柳林店附近的干部疗养所，因为听不到消息，看不到文件，爷爷更着急，无法再呆下去，又搬到王家坪的桃林去住。
这里有窑洞，也有平房，临近中央军委、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等单位，爷爷自认为可以安居了。黄树则被请来负责爷爷的医疗和护理工作，但由于病根未除，爷爷仍旧整夜不能成眠，心神不宁，痛苦之极。
正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苏联拍来了电报说，斯大林亲自指派了红军将军级外科医生阿洛夫和内科医生米尔尼柯到中国来，并且近日即可乘飞机抵达延安，同行的还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师哲把电报内容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他很高兴，立即表示要亲自去机场迎接。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我的伯父毛岸英也随着部队回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钢铁学院读书的蔡博与在动力学院上学的郭志成等一帮昔日儿童院的伙伴们，跑来与我的伯父相聚。
郭志成说：“斯大林是苏联的最高统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阵营中又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谢辽沙受到他的接见，得到他的赞赏，这可是了不起的荣誉呀！”
郭志成说：“岸英有思想有觉悟，上过前线，目前又就读于苏联最著名的学府，今后留在苏联发展，前途不可限量！”
岸英说：“经历和荣誉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证明未来。我觉得应当早些回去，祖国更需要我……”
“什么？”好友们都睁大了眼睛，“你还没有完成学业呀！”
“正因为我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与你们选学的技术专业不同，才应当早日回国，以便于更好地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学习政治，学习经济，学习一切实际需要，这样会比在这里更有实际意义。”
伯父的想法又超前了。当时在他们那帮小伙伴中，他的思维走向和行为方式总是先人一步。这正是他的威信和魄力所在。
“那么，你什么时候走呢？”
“我已经给爸爸写了信，也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应当没有问题，我正等着批准。”
“岸英，你先我们回到祖国，我们毕业后也要回去的！不如我们留在苏联的同学联名给毛伯伯写封信，表明我们的态度。”
“好，你们写吧！我回到延安，一定把你们的信带到。”我的伯父为自己的伙伴高兴，知道他们都有一颗热爱祖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的心。大家推举蔡博执笔，写了一封信。几个人恭恭敬敬地在上面签了名。
伯父终于盼到了回祖国的一天。1945年12月，他接到了回国的通知。临走，他又生出许多牵挂：几年没有见到贺妈妈了，不知她的情况如何？弟弟岸青在东方语言学院学习，自己走了以后，他能否照顾自己？蔡博、志成、允斌、芝明……这些小伙伴何时才能在延安重聚？
飞机轰鸣着，向东方飞去。第一次乘飞机的我的伯父，头倚在圆圆的舷窗前，眼睛望着窗外的大地，不禁遐思万千……
57见到父亲
透过窗口，伯父已经看到了脚下的大地改变了颜色，一片苍黄，无边无垠，在黄灿灿的沙丘中，出现了一片翠绿的湖水，像一块镶嵌在金制皇冠上的绿宝石，那该是巴尔喀什湖吧？我的伯父开始激动起来，因为伯父知道飞机飞过了山口，连接着祖国的天山山脉就到了。
“祖国！祖国的土地，我，我终于回到您的怀抱！”伯父激动得热泪盈眶，两眼紧紧地盯着窗外。
飞机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郊区的机场降落，换乘小飞机从迪化飞往西安，再从西安飞向延安——
“看哪，延安，宝塔山！”
机舱内一位年约50岁的身着苏联红军将军制服的人，从座位上站起身，以苏联人特有的豪放，将双手摊开，紧紧地将我的伯父搂进怀里：“乌拉———延安！呃，那是王家坪，那是枣园。延河封冻了，像条银蛇……”
“阿洛夫将军，您到过延安？”伯父惊喜地握着阿洛夫的大手。
“到过，到过，我这回是旧地重游了。谢辽沙，延安可是个土得出奇的地方，你回来以后生活上变化大，可说是，一个在天上———”他用手指向头上指指，又把巴掌向脚下压压，“一个在脚底！中尉同志，你要有思想准备呀！”说罢，用大手在岸英的肩头上一拍，故意摩挲一下那三颗金星闪闪的肩章。
另一位身穿西装的中年人说：“阿洛夫将军，你过虑了，谢辽沙中尉是毛泽东的儿子，他怎会吃苦呢？”
“米尔尼柯夫大夫，你错了。”阿洛夫将军道，“你完全错了，你不了解毛泽东！”
米尔尼柯夫大夫只好耸耸肩，把双手一摊，跟我的伯父做了个“不可思议”的窘相。
三人陷入了各自的沉思之中……
此刻，伯父梦里依稀都是儿时对父亲模模糊糊的记忆。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画像、照片还是在苏联。而今，父子离别18载后要在延安相见了，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模样？跟自己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岸英在飞机上思前想后，该想的都想到了，只有一点他没有想到也不敢奢望，那就是日理万机的父亲要在隆冬严寒中亲自去机场接他。
飞机在延安上空兜了个圈子，然后平缓地俯冲下降，起落架降下了，在跑道上擦过，震得座位上的人不住地颤动，机身后边是滚滚烟尘。
飞机终于平安降落。
毛主席带着一队欢迎的人，站在跑道边，当飞机停稳后，他迎向伊尔飞机。
从飞机上第一个出来的便是我的伯父。
岸英在机舱口向外张望时，感到一切都很陌生：黄土高坡、高低不平的土路、灰朦朦的天、孤伶伶的枯树、凛冽的寒风、不相识的人群。可是，当他弓着身子走出机舱时，蓦然发现站在舷梯脚下的竟是他日思夜念、在梦中都呼唤的父亲——毛泽东。这些年来，他从父亲寄到莫斯科的照片，从电影、画报上，无数次地看到过父亲的魁伟形象，尽管18年没有真正见面，今日打眼一望，还是第一眼就确认了父亲。
父亲这么忙，天这么冷，又有病在身，还到机场来，岸英几乎是从飞机舷梯上滑下来一般，飞奔到自己的父亲跟前，毛泽东迎上前去，张开手臂，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儿子，凝视着比自己个头儿还高的儿子，第一句话是：“你长得这么高了！”岸英此时穿着苏军军官绿色的呢大衣，肩章上的三颗星闪闪发光，年轻、英俊、魁梧……
58父子亲情
岸英以苏联式的奔放热情，紧紧地搂着自己的父亲，不断声地呼喊着：“爸爸、爸爸，我多想你啊！”听着儿子亲切的呼唤，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轻轻地回答道：“我一样想你啊！”
岸英跟来接机的人们握手。在跟莫尼诺第二儿童院当副院长，如今已是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握手时，他走神了。他的双眼盯着父亲，见他穿着一身又肥又大的土灰色棉衣棉裤，脚穿一双大头棉鞋，头戴一顶灰棉帽，加上他那一口改不了的韶山土话，觉得既好笑，又亲切。
外人看到这父子二人，一个是洋得潇洒，1.8 米以上的个头儿，全副戎装，英姿飒爽；一个是土得出奇，一副陕北农村干部的打扮。
岸英登上了父亲的吉普车，毛主席看着苏联医生、机组人员上了车，才钻进吉普车内，手一抬，吉普车在布满砾石、黄沙的河滩公路上颠簸着，向着毛主席的住处驶去。
王家坪后靠清凉山，前面是一条大公路，公路那边就是宽阔的延河了。1946年元月，爷爷刚刚搬来王家坪，住在一栋新盖的石窑里。这个石窑，模仿窑洞的样式，但却是盖在露天，不是挖进山肚里。石窑有两间，一间是卧室，放着两张帆布躺椅，另一间是办公室兼会客室，放着电话机。
石窑旁边盖有一间小平房，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曾经在那里小住过，眼下成了伯父回国后的临时宿舍。
傍晚，毛主席设宴招待苏联医生、全体飞行人员等，我的伯父也参加了。宴会后，毛主席把机长请到他的住处，并要师哲给斯大林写一封信，说明阿洛夫、米尔尼柯夫大夫、他的儿子毛岸英等均已安抵延安，望勿悬念，对送给他的礼品表示谢意。
刚回来那几天，毛主席要儿子跟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聊，非常融洽。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毛主席的病很快痊愈了。原来，两位高明的医生对毛主席的身体进行了认真、全面的检查，专家们经过会诊，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其他病，也不存在什么中毒的问题，主要是长期的操劳过度、负担繁重、精神过于紧张所致。嘱其休息，让精神缓和下来，加上药物治疗，就可以恢复常态。阔别了18年的长子回到他的身边，令他精神振奋，心情愉快，这比任何特效药更富有疗效。伯父没有忘记朋友们的委托，他把蔡博等人的信交给了自己的父亲，毛泽东看了这些留苏学生的信，听了儿子的汇报，欣然提笔，给蔡博他们回了一封信：
蔡博、张芝明、刘永斌、黄平、赵小炎诸位青年同志：
永福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这里，只能简单地写几句话给你们，总之是希望你们一天天地成长、健壮、进步；希望你们团结一同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为国服务。
紧紧地握你们的手！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
59熟悉国内生活
当时的延安，中央机关经常组织干部参加义务劳动。每当这时，伯父毫不惜力，常把外衣一脱，露出浑身健美的肌肉，十分卖力气地干起来，休息时，伯父又常常讲出一些幽默故事，使人捧腹大笑。许多年轻人，尤其是一些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女学生，见毛岸英人好肯助人为乐，又能听他讲故事逗乐，都要求跟他在一个小组里。但他长期在国外生活，性格上热情奔放，与人在一起稍微熟识点儿后，就无顾忌地开玩笑，弄得她们又哭又笑，虽然嘴上骂他，但下次劳动还是愿意跟他在一起。为了调剂生活，延安的周末常举办舞会，伯父不仅会跳，还很入迷。他人高马大，又有身份，周围常有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娘往他身边凑。当时驻扎延安的美军联络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也借舞会之机，借着有英语共同语言之便，缠着他，问这问那……他不明内里，还以为俩人是一见如故的朋友。
起先，毛泽东对儿子的这一切，对他说话手舞足蹈、比比划划、耸肩吐舌之状，只是默默无语地瞟去两眼，后来，就有所举动了。他先是要岸英脱下那身苏军制服和大皮靴，让他换上自己穿过的旧棉衣棉裤和江青用边区纺的粗毛线织的毛背心、毛袜子。
过不多久，毛泽东又要自己的儿子搬到中央机关去住。他突然问岸英：“你吃么子灶？”岸英如实回答：“中灶。”毛泽东生气了，责问儿子：“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伯父虽然肠胃有毛病，但仍愉快地听从了父亲的劝说，改吃大灶。
毛泽东又教育儿子应该怎样按中国的传统方式和人们交往，他关照说：“你先去探望老同志们，见了人不要没大没细（小）的，年纪大些的，你喊他伯伯、伯母、叔叔、婶婶；最老的要喊爷爷、老爹爹、老奶奶；跟你差不多大的，或者喊哥哥，或者称同志，不要随便喊人家的名字。”停了停，爷爷又说：“这些老同志，都是参加革命好多年的，他们对革命有贡献，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要多向他们学习。”
这之后，我的伯父便到延安的窑洞逐个地去看望老一辈的革命家。对老同志，他尊重、有礼貌，大家开始喜欢并称赞他是位知书达理的好青年。跟同辈青年交往，他也抱着谦虚、谨慎的态度，不端架子。
在春光明媚的一天，我爷爷工作了一夜后，没有马上休息，在院子里的石桌旁，
他找来我的伯父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谈话。
爷爷问他在苏联的学习情况：
“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的书吗？”
“经常读的。能找到的我就找来读。”
爷爷又问：“读过什么小说？”
岸英伯父想了想说：“读过《红楼梦》、《水浒》，还有鲁迅的作品。《红楼梦》里的诗词不大好懂。”
爷爷把读《红楼梦》的要领告诉他，然后，遥望凤凰山上正在开荒的人群，慈祥地对自己的儿子说：“岸英，你在苏联长大，国内的生活你不熟悉，你在苏联的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伯父好像明白了自己父亲话中的意思，接过话来说：“是的，我离开中国这么久，在苏联大都过学校生活，中国农村我不知道，也不会种田，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６０上劳动大学
爷爷接着讲了孔夫子的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会种田吗？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学生问他：会种菜吗？孔子说：我不如老圃。
“你在莫斯科睡钢丝床，到了延安，就睡火炕，上面摊上芦席子，底下烧火，不要怕；老百姓有虱子呀，不要怕，有水就多洗一洗，没水，就用手多捉几个。”讲到这里，爷爷笑了，说，“过些时，我替你找个校长，住劳动大学去。”
当时，边区政府规定每个人每年都有生产定额，要生产一担六斗小米。毛主席的工作太忙，边区的一位特等劳动模范吴满有，便主动替他完成代耕任务。有一天，那位劳模赶着毛驴，给毛主席送粮来，爷爷把岸英叫了来，指着劳动模范说：
“这就是我给你找的劳动大学的校长。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他又指着岸英对劳模说，“我现在给你送一个学生，他过去上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你要好生教育他。”
劳模吴满有惶恐地说：“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
毛主席谦虚地说：“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你知道的我还不知道，更甭说这个娃娃了。我拜托你，教教这个娃，你要教他种地，告诉他，庄稼是怎么种出来的，怎么多打粮食。”
吴满有说：“那我行。”
“好吧，就这样说定了，这些小米，你带回去，当作学费。他过几天就去。”
１９４６年３月的一天早晨，伯父早早就起床收拾起行李，他偏转头问：
“张参谋，乡亲们睡土炕垫褥子吗？”伯父手里拿着一床蓝布褥子，问张参谋。张参谋说：“老乡们生活很艰苦，哪里有褥子垫。”
伯父赶快把褥子收进柜子里，说：“那我也不带褥子。我要是垫了褥子，在老乡家里会显得很特殊。”
“对，下乡就不能搞特殊！”我爷爷笑眯眯地挑起门帘走进屋，他把手里拿着的一件打了不少补丁的棉衣披在我的伯父身上说：“要带上几斤菜子、瓜子什么的，这表明你是学习的，就像种子一样，在人民中间扎根、发芽……”
毛泽东和儿子踏着清晨的薄雾，上了路，他要送上儿子一程。他说：“岸英，你要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要从开荒干起，一直到收获。这样你就会切身感受到劳作的艰辛，懂得了劳动人民的伟大。”
“我懂。”伯父回答。他与自己的父亲道别后，就跟着张参谋大步流星地向吴家枣园走去。吴家枣园离延安城有１５公里，由１０多个自然村组成一个行政村，村长已经知道毛主席的大儿子要来。他早早起来爬上高坡，手搭凉棚，望着山梁边，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岸英背着被包，吃力地爬着坡，早晨风寒，他穿着棉衣上的路，赶晌儿天已经大热了，他走得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张参谋出门前就多了个心眼，牵了一头老黄马，见状便把缰绳递过去说：“骑上去吧！”
岸英回答：“这怎么行，我是来上劳动大学的，刚开始就受不住了，像什么样子！”
我的伯父被安排住进了吴满有家，与他同吃同住同劳动。
一大早，岸英还惺惺松松地睡在梦乡里，就被叫醒了。看窗外还是漆黑一片，星星仍眨着眼睛不想起，再看，吴老伯和他的儿子们早起来了，他也一骨碌下了炕，背起镢头就出了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