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毛岸英
第 四 章
31一本学生字典
自那天起，岸英伯父为了凑够买书的钱，更加玩命地推车赚钱，不管天好天坏，阴天下雨，他几乎每天都跑到外白渡桥上去推车挣钱。伯父劳累过度、睡眠不足，开始明显地瘦了下来。也许是营养不良，体力支出太多，伯父走路有点儿含胸弓背了。有时伯父感到累得受不住了，但每天一走进书店交上当天挣的铜板，用手摸摸那本蓝色布面的字典，一股劲儿又传遍全身……
这天我的伯父把刚挣到的五枚铜板，递给账房先生后转身走出书店，书店老板从后面追了上来，他拍了拍伯父沾着沙土洋灰的肩膀，把伯父叫了回来：“孩子，拿去吧！”说着，他把那本伯父朝思暮想的《学生字典》递了过来。
“唉，穷人的孩子呀！有出息！”书店老板感叹地说。
“不！叔叔，我今天还不能拿走，等我交够钱，再拿走。那是我们说好的。”伯父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
“拿去吧，孩子，钱够了！”老板喊过账房先生。账房先生手里拿着一个账本，眼睛透过老花镜看着伯父，点点头。
老板又吩咐账房先生，取过一支笔和一个白本子说：“这个算我送你的上学礼物，都拿去吧！祝你好好学习，长出息！”
字典取回来了。小哥儿俩终于给自己请回来一位“先生”，高兴劲儿甭提了。字典，成了伯父和我父亲的老师和朋友，也是他们最珍贵的宝贝。每次翻看时，总要洗净双手，小心翼翼地翻开，用完后，用一块月白色的布仔细包裹起来，放在枕边。一天，小少爷放学回来得早，一进门，看见我的父亲竟趴在店堂的餐桌上翻看着什么，一个箭步冲上来，猛地抄过来，“嘿，嘿”地阴笑了两声，说：“字典！学生字典……你这个在我们家混饭吃的小瘪三还想当学生……哼！”
我的父亲抬头见小少爷抢走了自己的宝物，想也没想，一下子站起来，向小少爷扑了过来：“还我字典！还给我！”
小少爷从来就把我的父亲当成一只温顺好欺负的小绵羊，没想到今天小绵羊变成了一只发怒的狮子，敢于怒吼着扑过来，俩人便你来我往地厮打起来……
我的父亲早就恨黄板牙，恨这个常常无端找碴儿欺负人的小少爷。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他无所畏惧地举起右拳，照着小少爷的鼻梁“嘭”地一声打过去……
小少爷的鼻子出血了。他立刻像杀猪似地嚎叫起来。他松开了攥着我的父亲领口的手，坐在地上大哭起来。黄板牙出现了，她一见儿子的样子，也不问青红皂白，顺手抄起门角的扫把，劈头盖脸地向我的父亲打来。
岸英正巧也刚刚从苏州河边回来，一进门正看见黄板牙在下死手毒打弟弟，他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把弟弟拦在身后，伸手挡住黄板牙的扫把。
“好呀，反了你们啦！要造反呀！”
黄板牙看着眼睛里喷着怒火的我的伯父，挥舞在空中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大喊：“滚！给我滚！”
岸英拉起正弯腰捡字典的弟弟，冷冷地对黄板牙说：“早就不想伺候你了！”
我的父亲跟随自己的哥哥走出门，回身指着黄板牙说：“黄板牙！你是个坏东西！坏东西！”
３２当了报童
从黄板牙的点心铺走出来，哥儿俩又要过流浪的生活。哥哥牵着弟弟的手说：“弟弟，我们无家可归了，你怕吗？”弟弟把哥哥的手扯得紧紧地说：“哥哥，有你在身边，我就不怕！”“对！不怕！我告诉你，我像你这么大时，妈妈在牢房里对我说：”你是大孩子了，是大人了，是男子汉了！‘男子汉是什么？天不怕，地不怕，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那……我们在哪儿睡觉呀？“”我有办法！“哥哥挤挤眼，举起一只紧攥的拳头，冲弟弟扮了个鬼脸，蛮有把握地说：”我带你去。
“
他们走了好远好远。在玉佛寺附近一条小巷的尽头，看见一处破败的小庙。走进庙里看到的是倒塌的院墙，齐人高的干枯的蒿草。瑟瑟的寒风吹来，一派肃杀的景象。哥哥拉拉弟弟的手，说：“别怕，这地方是我去年随黄板牙到玉佛寺上香时发现的，平时有几个捡破烂的住。这里能遮风避雨，没人管我们读书、认字，这可是神仙呆的地方！”
小哥儿俩嘻嘻哈哈地这么一说一笑，就暂时忘记了苦恼和不安。他们在破庙耳房的一角，用砖头、报纸、纸板和从院子里拔来的干草铺了一块有二米见方的地方，算是床铺。岸英从包袱皮里拿出两个烧饼，俩人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岸英站起身，拍拍肚皮说：“肚皮不叫了，我们也要干正事了。天黑之前，我要做好两样东西，你呢，看一会儿字典，然后我们睡觉，明天一早就出去挣钱……”
“哥，我跟你一起做吧？”
“不行！你要认字，而我做的东西，明天就派上用场了！”
第二天，小哥儿俩早早就起床出了破庙上了街。弟弟好奇地看着哥哥手里的两样新玩艺儿：一件是棍头上绑了根大针的长木棍；另一件是一个用洋灰袋裁成的小纸袋。哥哥只管往人多热闹的地方走，见到叼烟卷的人就跟在后面，人家抽剩下的香烟屁股随手往地下一丢，哥哥眼疾手快，小木棍伸向前，对准了烟屁股，一下子就戳住了，左手的纸袋一接，烟屁股就收好了。方法真棒！
弟弟对哥哥真是佩服到家了，他对付困难的办法真多呀！烟头一会儿就捡了一小包。弟弟走累了要歇歇脚，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坐下来，他把烟屁股倒在一张纸上，然后撕下烟纸扔掉，烟丝用纸包好。弟弟也学会了心疼哥哥，说：“这活儿我包了，你歇会儿吧！”
他们每天都要出去捡烟头，然后把烟丝卖掉，换回几个铜板。如果天气不好，捡不到几个烟屁股，便换不到钱，只好忍饥挨饿了。
一天，哥儿俩在街上碰到了书店老板，老板见他们的装束就明白了。他叹了口气，说：“我说怎么这么久见不到你们来租书了呢，原来……唉……”他又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几个铜板执意往我的伯父的手里塞。他不要，说：“从小我爸爸妈妈就不让我们要别人的钱！叔叔，叔叔，你要是看我们俩可怜，就帮我们找件事干吧？”岸英边说边向书店老板鞠了个躬，“谢谢你……帮帮忙吧！”
书店老板想了想，说：“这样吧，如果你们不怕吃苦，我就担保你们去卖报。你们每天清早去领报纸，卖得多就挣得多，只要腿勤嘴勤，混口饭吃不成问题。你们愿干不愿干？”
“愿干，愿干！”岸英立刻回答。因为他早就知道当报童虽然辛苦，但每天挣钱比较稳定，不像捡烟屁股、拾破烂，没有一点儿准头。他几次想去卖报，但是由于找不到担保人，这事就没办成，没想到今天成了！
33又有亲人被杀
报纸刚卖了两天，就挨了一顿揍。原来他们刚开始卖报，以为哪地方报纸销路好，就可以到那里去卖。谁知报童们也有地界划分，谁越了这个界，就是侵犯了别人的利益，报童就要反映给坐批报纸的报贩子，报贩子就要找来吃保护费的流氓地痞干涉……
流氓够狠，打得他俩真不轻，还抢走了当天的全部报纸和卖报所得的钱，流氓警告说：“你们只能在‘大世界'那边卖，再超过地界，就要打断你们的双腿。”
这次虽然没被流氓打断双腿，可是我父亲的腿还是被他们踢肿了。第二天早起，他的腿肿得老粗，青一块紫一块的，伯父让弟弟卧床休息，我父亲不干，伯父只好同意自己的弟弟多躺一会儿，最多到附近街上捡些烟头。
岸英走后不久，我父亲就躺不住了，他知道今天自己不去，报纸要少卖好多份，哥哥一定会多跑路，拼命也要挣回来……想到这，他爬起来，拄上一根粗木棍，又抄起扎烟屁股的小棍子，出了破庙。
“丁零零、丁零零！”一辆从背后疾驰而来的黄包车擦身而过，车轱轳轧起的泥水，溅在躲避不及的父亲身上。车上一个洋人正搂着一个妖艳的女人打哈欠，见到这情景，不禁来了精神，张开大嘴“哈哈”地笑出声来。
“呸！”我父亲气愤地向他们远去的背景啐了一口。
走着走着，我父亲停住了脚步，他竖起耳朵，分别听到了报童由远而近的叫卖声：
“看报呀，看报！重大消息，毛匪泽东胞弟毛泽覃被击毙！”
什么？我父亲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了。又一个报童举着报纸边跑边叫：
“赣南残匪完全肃清，伪师长毛泽覃已被击毙！快买报纸看重要新闻呀！”
路人纷纷买报纸，我父亲的心像是被人用刀猛地捅了一下，血忽地涌了上来。他有点站立不稳，赶紧用手扶住路边一根电线杆。他定了下神，还是不相信报童喊的消息是真的，这时他看到一个行人正举着一份报纸在读，便不由自主地把头凑过去：《毛匪泽东胞弟毛泽覃已毙》。
泪水模糊了眼睛。我的父亲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年轻军官的身影，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他4 岁时，1927年5 月的一天，他从外边回家，一进家门，就看到一个精神抖擞的军官———大檐帽，黑马靴，肩上扛着硬牌牌：“叔叔，叔叔，你可真神气呀！”
“神气吗？”像过去一样，每当叔叔来到家里只要一见到小岸青，就双手把他托起来，举到半空，一松手又接住，举起来又松手地逗小岸青玩。从长沙到广州，从广州到武汉，叔叔总是这样喜欢他。
“叔叔，你这牌牌上一道杠三颗星是什么官呀？”小岸青用手摸着领章问。
“这个，可是你老子送给我的哟！我这个官叫‘上尉'，是个小官。”
“是呀，”毛泽东说道，“共产党应当多送干部去国民革命军里当官！润菊呀，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我们现在要紧的是抓枪杆子，以后你要争取当大官，当我们共产党自己军队的官，当师长、军长，带兵打仗。”
后来毛泽覃真的按这话去做了。
可现在，小叔叔死了。他的部队被敌人包围后，他命令战士们向后山突围，自己留下掩护，身中数弹，宁死不屈！他死得多么惨烈、多么英勇呀！
34叔侄之情
流浪中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就像是被秋风打落在地的两片落叶，随风走，被雨打，在人间风雨中飘荡、飘荡……其实，毛泽民作为毛岸英、毛岸青在上海的亲属和监护人，在他从上海调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以后，上海的党组织仍通过天生祥酒行的佘老板，关心着这兄弟俩。
佘老板是湖南人，腿有点瘸，只有30多岁，却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通过一明一暗的两种方式，对毛泽东留在上海的两个儿子实施保护。明的，由董健吾承担日常生活照顾和监护，组织上定期将生活费交给董牧师。暗的，利用“酒行”开在西门、马当路、淡水路一带的小酒铺，形成暗中保护网，他还特别交代酒行的两个交通员大彭和小彭，利用外出机会多的有利条件，注意对岸英兄弟形成动态保护。
后来，天生祥酒行的据点被破坏，佘老板被捕，董牧师出走，他精心安排的明、暗两个保护网都中断了。董牧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岸英兄弟也断掉了经济来源。小彭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决不吐露“毛泽东儿子”的下落，被恼羞成怒的敌人装进麻袋，投进了黄浦江中……
我的叔祖父毛泽民夫妇是1931年端午节前离开上海，取道香港，于7 月到达闽粤赣革命根据地，毛泽民先任根据地军区经理部部长。不久，被调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随后，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委派，筹建国家银行。1932年3 月，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毛泽民担任第一任行
长。
长征开始时，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全体人员编入第十五大队，毛泽民任大队政委。该大队携带黄金、白银、苏区钞票等，共160 余担，行军任务非常艰巨。遵义会议后，十五大队合并到先遣团，毛泽民任副团长兼没收征集处处长。
革命有了落脚点，形势开始好转，毛泽民也常想起分手近5 年的侄子。他的身边保存着岸英当年写给他的一封信。信是用毛笔写的，文理通顺，充满着稚气，共写了12张毛边纸。
毛泽民记得，当时接到信，钱希钧读着读着就哭了：“这伢子才八九岁，信就写得这么好，这么懂事，真难得呀！”
毛泽民记得，当自己离开上海前最后一次到幼稚园去看他们时，岸英懂事地说：“叔叔婶婶，你们放心地去吧，我现在是班长，我会照顾好弟弟和小朋友的！”说着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聪明伶俐地小声说，“我托你带一封信给爸爸，我知道你会见到爸爸的！”
毛泽民又高兴又激动，连连点头说：“好！以前你给爸爸写的信寄不出去，这回我一定想办法带给他。”
毛泽民小心地把岸英的信收好，信是毛笔写的，岸青也在上面签了名，而老三岸龙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在哥哥们的名字后面画了个“三”字，表示他是爸爸的第三个儿子。
“爸爸什么时候能见到我们的信呀？我们什么时候能见爸爸呀！叔叔，告诉我爸爸，我们也去找他当红军打坏人！”
35党组织的寻找
毛泽东1931年9 月在江西瑞金的叶坪村，见到了弟弟毛泽民、弟媳钱希钧夫妇。他很高兴地问了他俩在上海工作的情况，问了家里情况和三个孩子的状况。
毛泽民夫妇一一作了回答，当即转交了岸英写的信。
毛泽东一口气读完了儿子的来信，心情十分激动，连连说：“岸英真是个好伢子啊！从小就有出息！”当父亲的是多么想念自己的儿子呀！
周恩来是1931年的12月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的。
他在离开上海前，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党中央的安全问题。他把长年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如陈庚、李克农、胡底，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撤出上海，分散转移到全国各地去。又及时调整了“中央特别委员会”，重新组建了中央保卫机关的领导机构。新的中央特科由陈云同志负总责，康生从旁辅佐。陈云同时兼任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项工作；康生兼任三科科长，直接负责指挥、执行保卫与警报工作；潘汉年接替了陈庚原有职务，担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等方面的工作。
上海的中央特科经过整顿改组后，逐渐把工作开展起来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潘汉年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才知道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至今没有下落的消息。
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因为毛泽民，那时他已经担任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的领袖。毛泽民自己负责的这个部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前线。常与白区发生经济往来，人员走动也频繁，毛泽民便动起了代哥哥打听岸英兄弟下落的念头。
正巧，国际无产阶级为支援中国革命，筹集了一大笔款子，准备由法国汇到上海，毛泽民和钱之光受命具体负责此事。商定由时任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的钱之光先去探一探路，作些前期准备，毛泽民托钱之光在出差西安、上海时，打听毛泽东三个孩子在上海的下落。钱之光见到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便把这个
任务当面交给了他。
寻找工作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着，交通员小彭牺牲了，董健吾自岸英兄弟从前妻家出走后，不但不知道他们的近况，也没见过他们兄弟几个人的面……党组织分析认为，上海的流浪儿很多，一般穷人家无力收养，重点应放在无家可归者的流浪者出入、聚居的地方查找。
当时的上海特科几乎动用了全部的力量进行查找工作。从1935年秋开始，在1936年夏天终于有了线索，有人反映说：住在一个破庙里的几个孩子，各方面的情况基本上符合查找目标，只是孩子的数目是两个，不是三个，组织上决定正面接触、核实一下……
这天，破庙里来了一个工人装束、上了年纪的人，他用湖南话与这两个孩子拉家常，聊天的内容总是围着“你是哪里人”？“父母在哪里”？“为什么不在家”？等家庭情况与身世转来转去，小哥儿俩因为在流浪中碰到了太多的事，便十分警觉，我的伯父甚至悄悄将两块砖头备在了身后……但渐渐地，他觉得这个工人老伯不仅面容和善，语气和蔼，而且心地也极为善良，他终于明白了，这个人是亲人派来寻找他们兄弟的……
36出国“考察”
5 年里，我的伯父经历了多少人间艰苦，受了多少冷漠白眼，挨过多少呵斥打骂都很少掉泪，此时却再也抑制不住委屈，“哇哇”地哭了起来……
“唉，孩子，哭吧！哭个够吧！失去了娘又离开了爹的苦孩子呀！”工人老伯也情不自禁地擦着眼泪。“孩子，我们走吧！但你们不要忘记吃的这些苦哇，这世上还有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孩子在吃苦受罪，要记住把他们从苦难里解救出来呀。”
后来，党组织联系到了李杜将军，在得知他将以考察为名，去苏联召集旧部时，就委托他把毛岸英和毛岸青带出国。
李杜当时虽然不知道这俩孩子是毛泽东的后代，但他人豪爽，富有正义感，又在向共产党靠拢，便立刻答应了下来。岸英和岸青被党组织找到后，就直接到了李杜那里。
李杜的寓所坐落在法租界的宝鸡路（今宝庆路）上，是一幢丹麦式的洋房。此次出国共有8 人：李杜和他的副官、秘书以及翻译，还有张学良将军手下的一位师长。董健吾也安排他的大公子董寿琪到了这里。当时，毛岸英14岁，取化名杨永福，毛岸青13岁，取化名杨永寿。
岸英和岸青由于长期缺乏营养，身体瘦弱，面带菜色，衣着打扮土里土气，像是从乡下进城不久的童工。李杜将军吩咐手下在他们住的卧室里放置了一张大席梦思床，并教他们学吃西餐和西方礼仪。
岸英和岸青小时候只吃过煮鸡蛋，可现在早餐端上来的却是单面煎鸡蛋。两个鸡蛋盛在盘里，两只蛋黄就好像猫头鹰的两只眼睛，圆圆的，闪着光，最不习惯的是吸溜吸溜地嘬进嘴里，一嘴的生不拉几的味道。要不是蛋上面撒了一些咸盐和胡椒粉，他们简直就吞咽不下去！可王叔叔（李杜将军出国化名王元华）偏说鸡蛋煎得生点儿有营养，每天监视着他们把它吃下肚子。也许是小孩子适应能力强，很快，他们便对什么水果沙拉、煎泥肠、三文治、罐闷鸡等等都吃得习惯了。孩子们的脸色、气色都好了起来。
1936年6 月，李杜将军通过各种关系终于办妥了出国手续，拿到了护照。他带着这三个不属于他的“儿子”，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登上了法国“海法克斯劳德泽尔”号邮轮，启程赴苏联“考察”了。
邮轮途经香港、孟买、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终于在7 月底抵达了法国马赛，然后又改乘火车到了巴黎。苏联驻法国使馆将这一行人的情况和材料通知了苏联国内，李杜将军及其他随行人员未被批准入境，由于苏联方面了解我伯父和我父亲的真实身份，其情况符合当时苏联政府制定的接收共产国际国家共产党员、家属和子女入境的规定，所以杨永福、杨永寿准予办理进入苏联国境的相关手续。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十分敬重共产国际的。因而，中共党内的有关决定、决议和情况都会写出报告专送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也把他们的意见与指示下达给中共。这就使得设在苏联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规格不仅很高，而且主要成员伸向国内与国外的“手”就特别的长并且“有力”。1937年初，王明、康生在莫斯科分别出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正、副团长。早在几年前，王明就托米夫的门路，由共产国际一纸调令使他逃离了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而到了莫斯科。
当康生获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滞留在巴黎已经有近半年还未获准入境后，便找了个借口赶到巴黎。
37进入国际儿童院
康生从李杜手里接管过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后，便一路照看着他俩到了莫斯科，将他们送进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1937年11月，毛泽东知道了岸英兄弟已经安全到达苏联，并开始了新的生活，一颗悬着的心算是落实了。
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是1937年开办的，也叫做第二儿童院。当时儿童院里有三位中国教师：郑一俊（俄语名字叫阿烈耶夫），女教师赵云容（郑一俊的妻子）和方朗。
我的伯父和我的父亲进入莫尼诺国际儿童院的初期，也许是流浪生活养成的离群索居的习惯还一时难以改变，也许是与他们的父亲毛泽东分别太久印象渐渐隐退的缘故，他们俩并不开朗并显得有些孤僻。
我的伯父毛岸英和我的父亲毛岸青在苏联开始了新的生活。比起过去的日子，他们感到进了天堂一般。在儿童院时，他们的身份公开了，再也不需要隐瞒和遮掩，再也不用防备受到敌人的追查和迫害了。那个时候，我的爷爷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就连共产国际也表达出了对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地位的承认与尊 重。1937年11月，王明离开苏联回国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找他谈话，提醒他不可再有妄想，另立山头。季米特洛夫说，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产生并为人所公认的领袖，尊重毛泽东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是中国革命最高利益。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有一次在接见王明和王稼祥时，曾严厉地说：“你（王明）虽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但并不是中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国内、党内公认的领袖；当之无愧的领袖是毛泽东。”
康生当然也知道这些情形，他想到了自己追随王明的历程，不禁心里一沉：现在要回国了，一定要赶紧弱化与王明的关系并想方设法与毛泽东贴近关系。他的鬼灵精便一下子使他把心思放在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身上。他来到儿童院，得知摄影组的同学在郑一俊老师的辅导下，学会了使用莱卡照相机，并为同学们拍了许多照片，经过冲洗放大还编印成册。他看到了岸英、岸青的一张合照拍得不错，便灵机一动找到他们，说他马上就要回到延安去，要他们给其父毛泽东写上一封信并把这张照片捎给分别了10年的亲人。我的伯父自然十分兴奋，他提笔就写了封十几页的长信。他在信中讲述了如何与妈妈一同被捕关押，自己和弟弟在上海的流浪生活。还讲了他是如何到了苏联和哪些叔叔阿姨很关心照顾他……康生看了一笑，表示满意。
王明、康生两对夫妇同乘一架苏联飞机回到了延安，一下飞机，康生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一帮子人欢迎他们的阵势，更加感觉到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已经是坚如磐石了，他的脑子便又飞快地转了起来，思索改弦更张的最佳办法。
他还适时地向毛泽东讲述了是他出面疏通岸英、岸青的入境签证，亲自到巴黎把岸英、岸青接到苏联，并取出毛岸英写的信和照片交给急切盼望得到儿子消息的毛泽东。
38贺妈妈
毛泽东原本郁沉的眼睛倏然闪亮，他拆开了儿子的来信，又拿着岸英、岸青的合影，看了又看———
这是自己的儿子吗？紧抿着的嘴唇，沉静的面容，怎么不见了顽童时那熟悉的天真灿烂的笑容？
这怎么不是自己的儿子！那脸庞，那宽厚的嘴唇，多像自己。那眉毛眼睛，那宽阔的鼻翼，又多么像他们的母亲！
儿呀，你们自小就随着父母颠沛流离，你们自小就失去了疼爱你们的慈母，你们没有得到父亲的关爱，却饱受了饥饿、寒冷、伤疼、病痛的折磨，你们过得太不容易呀！你们受苦了！
毛泽东大滴大滴的眼泪滚落下来，他连忙用手揩抹被泪水模糊了的双眼，他要儿子的身影在眼前永驻：毛线套头衫，戴着无檐软式帽。啊哈，儿啊，你们现在在苏联好了，生活得好了！做父亲的放心了，但是想你们呀！想你们！
1938年3 月，任弼时要到苏联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我的爷爷复信一封：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地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
健康，快乐，进步！
毛泽东
三月四日（一九三八年）
几乎与此同时，岸英伯父见到了贺子珍。
贺子珍比岸英、岸青晚一年多到达苏联。她到达时，王稼祥正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东方部负责指导和管理东方地区的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王稼祥对从中国来学习和治病的同志一向关怀和体贴。看到一些同志住在郊外，进城看病不方便，冬天下雨了，汽车不好开，就设法让他们在城里东方大学的宿舍住下。贺子珍与刘英到苏联时，都怀有身孕，为了照顾她们的生活，王稼祥给她们找了一位苏联老太太，让她们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八部，因为八部有食堂，有托儿所，生活方便。
贺子珍与王稼祥在中央苏区时就相熟，长征时双方又敬重对方的人品品质，贺子珍从王稼祥那里知道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两个孩子的情况，便主动跑到儿童院看望岸英、岸青。她发现，岸英比较成熟，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强，自己的用具衣物整理有序，岸青则差一些，衣服脏了也不知道换洗，有时脱下来随便乱丢乱放，因他在上海流浪时挨过打受过刺激，听别人讲话有点耳背，但他人很乖。贺子珍隔几天就去看望他们，把他们的脏衣服找出来，拿回宿舍洗净、晾干、叠好，又给送回来，小哥儿俩不知道她的身份，先是不在意，以为这个中国阿姨喜欢他们。可一次、两次，次数多了，就感到奇怪了，岸青还说：“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姑娘对我们那么好！”当时八部的中国同志把“那个姑娘”的提法传为笑谈。
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里，在东方大学和疗养院中，也常有叔叔、伯父、阿姨们到儿童院里来。有的是来看望自己的子女，也常常看望像他们这些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可眼前这个人，30多岁的年纪，身材瘦长，方脸庞上挂着温和慈爱的笑容，可看他俩的眼神里又有些忧郁，叫她什么好呢？
郑一俊老师早就向他们做过介绍，说：“这是贺妈妈，贺子珍妈妈，到莫斯科看病和学习。她是你们的妈妈，以后你们就叫她贺妈妈！”
39也是骨肉情
岸英是个有个性的人，他的性格有刚烈也有沉稳的一面。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觉得喊“贺妈妈”不很自然也不情愿，在他的意识里，妈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已经死去的妈妈杨开慧。但是他从没有给过“贺妈妈”难堪，贺妈妈来看他们，他很客气。贺妈妈帮他们洗衣服，他会连声说谢谢。
贺子珍主动去关心和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除了她的品格和与毛泽东的那层关系，还有着对杨开慧的敬重。
贺子珍在莫斯科意外地与毛岸英和毛岸青相逢，她很激动，看着这两个孩子安然无恙，她心里高兴。她愿意代替杨开慧为他们做一点事情，也愿意代替杨开慧给他们一点母爱。
伯父和我父亲也渐渐地在感情上接受了这个“妈妈”，关系处得越来越融洽，相互来往越来越紧密。小哥儿俩甚至几天里见不到他们的贺妈妈，便跑去八部看望她。每当这时，贺子珍不再感到孤独，伯父和我父亲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被母亲关怀着的种种好处……贺子珍的小屋里有了生气，有了欢歌笑语声，乐融融的气氛弥漫在整个空间，飘进心里，温暖着母子三人的心。
有一段时间，贺妈妈没有来儿童院，听人说是住院了，他们不知她得了什么病，很焦急地跑过去探望，走进门口，听到贺妈妈的房间里传来婴儿的哭声，他们这才知道贺妈妈的“病”是生小孩坐月子。
婴儿长得手长脚长，蹬着手脚一会儿哭一会儿乐。伯父俯身看着这个小弟弟好新奇，他觉得这个像……像……“哎哟！”他不禁失声叫了起来，“贺妈妈，这个小弟弟太像我爸爸啦，太像啦！”
贺子珍笑了：“是呀，他和你们都是一个爸爸呀，都该姓毛，是毛泽东的儿子啊！”
我父亲开心地拍起了手：“噢，我又有弟弟喽，我又有弟弟喽！贺妈妈，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吧，他姓毛，叫毛什么呀……”
贺子珍还没来得及回答，“哇……哇……”婴儿哭了起来。她抱起儿子让他吮 吸着自己的乳房，一种酥麻的感觉伴随着舐犊之情油然而生。她的一只手情不自禁地摩挲着身下的红毛毯，又思念起了毛泽东。这条毛毯是她离开延安时带出来的，她把它看成是她与毛泽东爱情生活的见证物和纪念品，带走后，她又后悔了：毛泽东的被褥本来就不多，铺的盖的太单薄了……于是，她用自己的津贴，买了一床新棉被，托人捎给了毛泽东。贺子珍想，这孩子是我的血肉，也是毛泽东的骨肉呀！况且他是个男孩，是她与毛泽东共同孕育的六条小生命中，仅剩下的一个男孩呀！还有眼前这两个孩子：岸英和岸青，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呀！他们的亲妈妈牺牲了，现在又远离父亲，我更有责任和义务，当好他们的妈妈呀……想到这儿，贺子珍的神情又明亮起来，她连忙说：“岸青说的对，我们该给小弟弟起一个名字，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岸英，你现在叫谢辽沙，岸青，你现在叫戈勒，我们现在苏联，都有苏联名字，你们的小弟弟现在生在苏联，我们干脆给他起个苏联名字不是更好吗？”
“对，对！我同意，我看，叫，叫卡秋莎吧！”我父亲一冲动起来就抢先发言。
“什么呀……”伯父常看书，知识多，他立刻反对弟弟的提议，“卡秋莎，卡秋莎，别听别人挂在嘴边，你就搬过来给你小弟弟当名字用。你知道卡秋莎的意思吗？它是火箭炮的名字，它原来是女孩子的名字。不能用，不能用！”
40失子的痛苦
贺子珍看到这情景，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她笑得那么开心，那么酣畅，她觉得这哥儿俩争论得挺有意思，也很机智。她说：“争吵终止，我宣布，你们的小弟弟叫……”贺子珍来到苏联时间不长，又因为身体状态不好，俄语还没过关，孩子的俄语名字她先前已经请人起好了，只是一下子说不顺利，她思考了片刻，才说出口，“叫‘柳瓦'，今后我们就管小弟弟叫柳瓦。”
贺子珍的身边一下子有了三个儿子，她的情绪乐观起来，甚至感觉连久久郁积在心底无法排遣掉的怄气情绪都烟消云散了。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以一种平和、亲切的口吻在信中讲述了她来到莫斯科的经历。她说自己已经到医院作过了检查，诊断结果是嵌入她身体内的弹片埋得太深，同她的肉已经长到了一起，没有必要也暂时没有可能开刀取出。她讲述了岸英、岸青在莫斯科儿童院的情况，说他们在一起相处得很好，请他放心。她告诉他，自己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长得很好很像他。
她把信很认真地叠好，又选了一张她出国前在兰州时拍的照片，一起托回国的同志给毛泽东捎了回去。
岸英和我父亲与贺子珍的往来更加密切了。他们已经从内心深处热爱贺妈妈，还有那个越长越可爱的小弟弟柳瓦了。岸英俄语说得很流利，贺妈妈就跟他学，每次见面，都非常开心和愉快。可有一天，我伯父发现贺妈妈泪流满面，她双眼发直。伯父进门连叫她两声，她好像没听见一样，伯父知道贺妈妈身体不好，以为她病了，便上前推推她，又叫道：“贺妈妈，你怎么啦，你说话呀！”但谁知，贺子珍像是从梦中刚刚醒来，一下子大哭起来。
伯父惊呆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刚想开口问，忽然他发现小弟弟柳瓦没在房里，对了，一定是柳瓦出事了，因为每次他来给贺妈妈补习俄语，都是贺妈妈把柳瓦从托儿所接回宿舍自己带着的，今天，小弟弟不见了，再细看，连小弟弟盖的被子也不见了。
原来，小弟弟遭到了不幸。
柳瓦是白天寄托在东方大学八部的托儿所里的。按说托儿所的条件不错，孩子的小床排列得整整齐齐，一色洁白的白被子、白床单，连婴儿用的尿布都是白白的，卫生条件应当说不错，除了保育员照看孩子，托儿所内还配备专职的医生、护士。但是，当时的医疗水平很低，尤其在一些流行性及传染性很强的病毒病菌袭来时，缺乏有效的控制、治疗手段和药物。在柳瓦6 个月大的时候，一种流感传来，托儿所内几十个孩子都被传染上了，柳瓦先是患了感冒，因为年幼抵抗力差，又转为肺炎，当时缺乏像盘尼西林这样的消炎药，不久，小柳瓦就夭折了。
贺子珍悲痛欲绝，她把这个已经失去了活力的小生命紧紧地搂抱在怀里，痴呆呆地不肯放手。尸体僵硬，她仍不肯放下，怎么劝她都不听，与贺子珍一起学习的贺诚、钟赤兵等人只得强行把死去的孩子从她的怀里抱起，钉了一口小棺材，把他下葬了。
贺子珍因为这个孩子的夭折，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她在那个埋葬了她的孩子的墓地上长跪着泪流不止，不肯起来。她把小柳瓦的照片摆放在床头，长久地注视着……
伯父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他也喜欢小弟弟呀！想起小弟弟给贺妈妈带来的欢乐，想起贺妈妈已经遭遇过的不幸，他紧紧抱着贺妈妈，失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