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虽然领会了苏方谈话的要义，但不知毛病出在哪里。他如实说道：“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追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回答：“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但弄不懂这有什么错，以前经常照此办理。
　　 斯大林指出“错误”所在：“按照国际惯例，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随即补充说，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可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构，它代表不了整个政府。也就是说，中国方面没有按照商定的那样去做，这就是违背了协议。莫洛托夫说得很严重：“这个做法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就应该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
　　 斯大林叼着烟斗，看似漫不经心，其实莫洛托夫的每句话他都仔细地听着。莫洛托夫的话音刚落，他便接着说道：“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与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
　　 毛泽东一言不发，脸上泛起红润。烟头已燃起长长一截，他没有去吸。看得出，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激怒了。斯大林虽说话音不高，在毛泽东听来却像是在教训。他一生追求自由平等解放（尽管有时他自己也会陷入自相矛盾，即前面所说的“矛盾体”），最反对别人在他面前颐指气使，对他的父亲是这样，对兄弟党的领袖也是如此。1958年，他还在“游泳池”对外交部长陈毅及其部下重提过这件事：“我两次去莫斯科，头一次去，就不是以平等待遇我，那是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
　　 毛泽东始终一言不发，以此表示他的不满。
　　 周恩来做了一些解释，但鉴于已经形成的气氛，他也表现得十分矜持。
　　 斯大林为了缓和气氛，从谈判桌边站起来，到小桌上拿一点他喜欢吃的东西，并习惯地向客人介绍几种菜肴。他请大家喝一点酒，大部分人都是抿一小口，表示已经喝过。大家心里明白，真理不在于葡萄美酒。
　　 谈话时间很短，谈完话，宾主离开克里姆林宫，前往斯大林别墅。斯大林是个敏感的人，不会不觉察出中国人的不悦。似乎是为了再缓和一下气氛，他特地把毛泽东、周恩来请到自己的车上，让他们坐在后排主位上，他和师哲坐在加座上。但大家各有各的心思，谁也不交谈。师哲形容：“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
　　 为了打破僵局，师哲试着先同斯大林闲聊几句，问他：“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驻地去做客吗？”
　　 斯大林轻轻说：“是说过，现在我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还没等翻译，毛泽东竟猜出他们的谈话，对师哲说：“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
　　 师哲承认谈的正是此话题。毛泽东要他“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斯大林似有警觉，马上追问师哲：“他说什么？”
　　 师哲只好说：“我们之间的话。”
　　 大家都不再说话，一直闷声不响地坐了30分钟车。
　　 到了别墅客厅，苏方领导人也陆续到来，但气氛依然冷清。斯大林试图打破僵局，他离开座位去放留声机，然后邀请大家跳舞。主人们纷纷离座走进舞池，翩翩起舞，客人们都坐在一旁观看。有几个苏联姑娘来拉周恩来跳舞，周恩来向毛泽东示意：“主席，跳个舞吧！”
　　 毛泽东扬扬手：“你们跳吧。”
　　 周恩来和师哲被拉进了舞场，而后她们又试图去拉毛泽东上场，他仍“坚定不移”，始终没有离座。于是宴会和舞会增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入的气氛，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在这种时刻，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如何？
　　 当事人师哲有一段回述：在宴会上，恩来虽然也说也笑，也吃也喝，甚至也歌也舞，但是他的每个举动，每一步骤总是紧跟着毛泽东的步法和情调。然而却不令人感到他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表现出自己的意志、立场，他的举动符合他的身份及礼节，他没有丧失尊严和原则，也没有损伤自己的形象，更没有表现出迟滞、呆板或失措。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自然地调节、缓和紧张气氛，以便造成一种较活泼的环境、融洽和谐的气氛。在那天晚上，他的努力有时是成功的，有时不尽如人意。如果没有总理在场，沉闷、压抑的气氛，定有增无减。总理真不愧为机敏、灵活而有气魄的外交大师。
　　 已经是2月8日凌晨3时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手稿还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传递，其中各项具体协议颇费心思。房间里充满了烟草与茶叶味，几位助手已经犯困，常常用手掩住嘴，让大哈欠化小，或往太阳穴上抹点清凉油，与瞌睡作斗争。偷眼望望两位领袖，却毫无倦意，令人吃惊。毛泽东捻动手中的烟卷，心情愉快得如同早晨刚刚醒来：“近来各项工作进展较顺利，时间安排得很紧凑。”这无疑是对周恩来工作的褒奖。
　　 在协商友好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方按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中方看。周恩来看过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怎么变得这样少？要修改。”他当即将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周的意见：“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这才有了今夜的“鏖战”。
　　 周恩来摘下眼镜：“自从我们拿出初稿后，苏方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认为我们拟定的初稿明确，各条款是合理的，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但对其中某些条款还有分歧。”
　　 毛泽东说：“1945年中苏签订的条约应该失效了。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确定中苏关系的原则。”
　　 “苏方已同意以这次签订的新条约取代1945年的旧条约”，周恩来估计着，“新条约在讨论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
　　 问完了“主席还有别的事情没有”，周恩来告辞了。警卫人员开始收拾床铺。毛泽东的思路还深深陷在“条约”中，对还没离开的汪东兴说道：“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开会搞了个《雅尔塔协定》，他们对中国的新疆、东北很感兴趣，都想在世界上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