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担心共和国得不到承认

　　这一天，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正式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这个任命反映了全党的愿望。在一年前，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向刘少奇、朱德汇报工作时，谈到经济工作，三个人一时都不知如何搞法。朱德却胸有成竹：“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心里有数的。
　　 但是，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还不知道世界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尽管他从不惧怕挑战，但毕竟心中没底。这一天，他代表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天下午，周恩来又以外交部长的名义，用公函向各国政府，发去了这一公告内容。
　　 这一天的世界似乎出奇地静。意料之中而又不愿看到的是：这一天没有一个国家有回音。
　　 直到第二天，眼见日头偏西，月上枝头，世界还是静悄悄。月亮越升越高，仿佛要给这一天打个句点时，21时45分，从苏联传来一声惊喜！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政府，照会电告周恩来：“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带头承认了新中国！
　　 周恩来拿着电报，迅速来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仔细看着电报，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是一位不容易忘却昨天的人：在关键时刻给过他帮助的人他记得一清二楚；对于需要帮助而没有提供帮助的人物，他也不会轻易忘记。他是记恩也记“怨”的人。斯大林是个伟大的人物，但他在中国革命的几个关键时刻却有损于中国共产党；不说他的代表性人物王明对中国革命的破坏，也不说斯大林是否有“划江而治”的主张；但说一年前，当国民党政府仓惶逃出南京，西迁到成都又折到广州，败局已定时，只有苏联驻华大使跟随国民党政府到成都又折到广州，当时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都拒绝跟随国民党政府逃跑而留在了南京！
　　 历史竟同折返跑一样，一个最后割断与蒋介石政府联系的国家，当它回过头来却成了第一个承认毛泽东政府的国家。
　　 不管斯大林以往的功过是非，现在，苏联毕竟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它的举动，将带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响应。高瞻远瞩的毛泽东最为看重的也毕竟是现在与未来。
　　 他轻轻地吸着烟，又让烟雾自然而然地从嘴角溢出，那意思像是要让每一支烟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他已经不像年轻时猛吸猛吐的样子了，尽管他常常戏称“吸烟也是一种体育锻炼嘛，这是在做深呼吸运动”。他评论道：“人逢70古来稀，斯大林同志在他将近70大寿时，在这个近黄昏的年龄，还是给我们带来了曙光。恩来，你应该回电表示欢迎。”
　　 照会葛罗米柯的电报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深信苏联政府具有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天又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我现在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打电话把周恩来等领导人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出访苏联、会晤斯大林事宜。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毛泽东征求着周恩来的意见。
　　 “12月21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那好，但我去主要就是祝寿，有关双方商谈、协定、签约之类，还是请你这个政务院总理出面。”
　　 “主席可以先在苏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毛泽东把一份审阅的电报交还周恩来：“有关我访问苏联的具体准备工作，请你委派有关同志办理，主要是文字材料和礼品。”
　　 “礼品正由杨尚昆同志办理，他准备再征求一些了解苏联的同志的意见，保卫工作由汪东兴和罗瑞卿同志负责，力争做到万无一失。”
　　 “我要亲自找汪东兴谈一谈。国际形势比较复杂，我看此事暂不宜告诸新闻部门。你是否与我一道同行，我看还是征求一下斯大林的意见。”
　　 “同意，委派王稼祥同志去苏联做大使，也请主席签发任命。”
　　 通常人们说毛泽东只抓大略方针，是不准确的。只是他不像周恩来那样事必躬亲，样样都管；一般都是定出大略方针后，只抓住其中一两件事，带动其他，即他后来常常说的“抓典型”。
　　 现在，在出国前，他亲自过问两件事：安全和礼品。
　　 他把中央警卫处处长、并兼任毛泽东卫士长的汪东兴找来，说明此次出访的安全问题。汪东兴一进屋，毛泽东就开始布置：“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很复杂，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作宣传。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去找聂荣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滕代远（铁道部部长）、李克农（外交部副部长）和罗瑞卿（公安部部长）等同志商量着办。”
　　 关于礼品问题，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理。杨尚昆在苏联呆过，知道苏联人需要什么。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征求其他人的意见，选定了几样最能代表中国民族特色的礼品，计有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南丰蜜桔1000斤；冬笋500斤；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和上海的名烟等。毛泽东也向江青做了一些调查。因为前一段江青在苏联养病，所以毛泽东也愿意听听她的意见。
　　 江青挺直腰杆，提的建议与众不同：“应该带一些山东特产，比如大白菜、大葱、潍坊的大白萝卜……”
　　 参加讨论的人都笑起来，以为江青是开玩笑。她见大家不理会，便将目光逼着毛主席：“礼品嘛，就是要带些能表明我们国情的东西，最好只带农产品和手工艺品。”
　　 大家一见江青较起真来，都敛起笑容，也把目光转向毛泽东，等候裁定。
　　 毛泽东拔下烟嘴，点点头：“礼当送其需，苏联现在是冰天雪地，我看也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
　　 当时中共中央对两位领袖的安排是：给斯大林祝寿后，毛泽东就在苏联休养，如果签订条约的话，则由周恩来随后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