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在理论上和行动上都非常重视科学预测、预见，认为这种超前认识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功能。凭借它，能免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避免盲目实践，有效地改造世界，达到预期的目的。
（1）科学预见是产生正确实践的前提
毛泽东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没有人做事情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德、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选 集》，第2版，第2卷，第477页）
“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级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3页）
以上引文里，毛泽东有两外重要界定：“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这就是说，做或行动即实践要能够发生，要具有正确性，就必须有一个主观前提条件，那就是“思想等等”、“正确思想”、“法则性的思想、理论”等等。这些主观前提条件和实践是前因后果关系，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正确的实践。“思想等等”是认识主体事先对实践这一未来客体的进程、趋势和结局所作出的预想、预定、预见，是对未来实践的超前认识。这种超前认识对未来实践具有指导功能，能够指导未来实践的结构格局，调节、控制未来实践的运行过程。
毛泽东还给指导实践的超前认识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叫“图样”：“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需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反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6页）
毛泽东所说的图样，就是前面所说的事先参与分析、论证、策划和设计实践活动的那些思想、理论、道理、意见、计划、方案、方针、政策、战术等。这样的图样，可称作实践图样。
实践图样这种预见认识、超前认识，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科学的实践图样是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它见之于客观，便产生正确的实践，避免盲目实践。非科学的实践图样是主观臆造和生搬硬套书本教条的产物，它见之于客观，便产生不正确的实践，出现毛泽东 所形容的那种“盲从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式的结局。
毛泽东对实践图样这种预见认识的内涵的界定，不仅完整准确地表述了实践得以实现的主观前提条件，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哲学意义。
首先，这一界定使实践意识，实践的观念表达变得完整、系统了，使实践意识所具备的规范、驾驭和调控实践活动的功能变得齐全了。实践图样是有着新内涵的实践意识。它把所有认识形式的目的取向全都纳入了和实践相结合的轨道，纳入了充当实践的理论前提的轨道，纳入了充发为实践绘制图样的角色的轨道。这样，实践意识就不光是指那些具体塑实践活动的决策、计划、方案、措施等有可操作性的认识，而且包括了有可操作性的认识的指导理论等抽象形态的认识。 毛泽东这样界定实践意识，充分表明了他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认识的惟一目的，理论认识的惟一目的是实践。他毕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将世界观、哲学、理论加以实践法则化，实践方法化，领导方法化，工作方法化，实践图样化，为实践服务。他所认定的理论的定义是：“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52页）他同样不遗余力地纠正理论脱离实践的错误倾向：“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2页）
理论的最高功能是指导实践。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主要是理论参与绘制实践图样，转化为实践法则，转化为决策，成为实践的观念表现之一，成为实践意识的一员。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具体形式就是实践图样。
实践图样所界定的实践意识，是理论和实践、一般和个别、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相统一的系统认识。 其次，这一界定表明，实践意识既反映和应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又反映和应用实践主体的行动规律，实践指导规律。拿战争实践意识来说，它既反映和应用交战双方的基本战争条件相互联结、相互斗争的必然趋势这种客观战争规律，又反映和应用根据客观战争规律认识到的战争指导规律，即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
实践意识全面反映和和应用客观规律与行动规律，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这样的实践意识才会变为现实。
再次，这一界定指明了实践图样这种预见认识、超前认识是人类的认识发挥重要的能动功能的必具形态。毛泽东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 跃。”（《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2页）人类的认识，特别是理性认识，只有根据具体实践的需要，充当预先绘制实践图样的角色，将理论认识化作能够引发实践、指导实践的决策认识，实践规律认识，才有可能实现认识过程的第二个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能动的飞跃，精神变物质的飞跃，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飞跃。
认识若不讲入绘制实践图样的角色，就不可能实现第二个能动的飞跃。很明显，实践图样这种预见认识、超前认识在能动反映论中占据着显要地位，它是人类认识发挥最重要的能动功能的必具形态。
最后，这一界定标明了人们沿着认识上的自由进入行动上的自由必经途径。什么是人的自由？毛泽东下了个经典性定义：“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这一定义表明，自由包括认识上的自由和行动上的自由两种基本形式。认识上的自由是指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思想从盲目状态解放出来，变自由为自由。行动上的自由是指人们运用已经认识到的客观规律，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获得行动自由。毛泽东所界定的实践图样，标明了人们沿着认识上的自由进入行动上的自 由的必经途径，将认识上的自由和行动上的自由有机结合了起来，也就是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机结合了起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实践图样已经不是停留在反映客观规律阶段的认识，而是在反映客观规律的同时进入了运用客观规律指导实践阶段的认识，成了实践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实践图样中的理性认识、理论，已经不是无对象的理论，不是纯粹反映共性和一般规律的理论，而是和具体的认识对象和改造对象发生了联系，反映出了具体对象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的理论，已经实践向导化、实践法则化，也就是具体化了的理论，将一般化为特殊的理论。实践图样中的理性认识、理论的具体化，还表现在以这些理性认识、理论为指导，形成了实践运作的规划、计划、方案、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图样中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实践向导化、实践法则化了的理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观念表现之一，是统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行动总纲领，也是制订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运作的规划、计划、方案、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的总指导。由于这一理论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运作和发展规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作出了总体构想，设计了总战略目标、实现总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根本保证，设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因而对这场革命起了统领、促进、导向、规范、控制和调节的巨大作用。
抗日战争的实践图样中的理论《论持久战》，也是实践向导化、实践法则化了的理论，是抗日战争实践的观念表现之一。这一理论揭示了中日战争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据此提出了抗日战争总过程及各个发展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从而导演了一场威武雄壮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活剧。
实践图样中的运作规划、计划、方案、措施、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是对指导理论的具体化、个别化，体现了实践运行规律和实践指导规律，能具体调控实践活动的进程、趋向和结局，属于最具有可操作性、最具有实用性的实践意识。
（2）科学预见对实践主体有巨大的动员、感召、鼓舞和向导作用
科学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和战略口号，属于正确的未来观，是科学预见的重要类型之一，它们，特别是那些反映宏观社会改造全局规律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方向、战略阶段、战略步骤以及战略口号，能激发社会实践主体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追求，因而对社会实践主体能产生巨大的动员、感召、鼓舞和向导作用。这种战略预见意识的能动作用，往往能够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
毛泽东自身就感受到了这种作用。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按照人类历史固有的辩证运动规律所作出的科学预见科学共产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理论，激发了毛泽东本人对未来理想社会模式的憧憬和追求，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动员、感召、鼓舞和向导作用。他一领悟这一战略理论，便毅然决然自我挑战，放弃了以前所信奉的其他各种主义，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自此，他便有了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和大无畏的战略气魄，战略远见，敢于以科学共产主义的战略理论为指导来改造中国。
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将科学共产主义的战略理论中国化，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作了战略性探讨，总结出了全局性规律，主创了毛泽东战略思想。按照这一战略思想，主持制订了各个时期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总纲领和总政策，制订了一定阶段、一定领域的具体战略，规定了一个个战略目标，提出了一个个战略口号。这些通过科学预测取得的超前认识成果，正确的未来观，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动员、感召、鼓舞和向导作用。
毛泽东极为重视这些作用。每当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总纲领和总政策及其各种战略目标、战略口与一出台，他就立即大张旗鼓地抓宣传，抓战略大方向教育。不光向领导者，干部宣传，还向广大群众宣传。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使全党、全国人民深刻领会和接受宣传内容，并受到动员、感召、鼓舞和指导。
他多次号召共产党人应当有远大理想，应当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具有 远见卓识的模范，主要就是要大家自觉地学习、领会和贯彻党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和战略口号，从中受到动员、感召、鼓舞和指导，增强自己的战略大方向观念并自觉为之奋斗。
由于毛泽东历来重视广泛深入宣传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总纲领和总政策，结果，有力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一系列的战略预见性认识，这种精神，变成了实践主体的物质行动，变成了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创造美好未来的巨大物质力量。
（3）科学预测、预见是战略运筹的前导
战略是历时较长的全局性的实践活动谋略。战略运筹，指的是根据全局性的实践活动规律，预先制订战略方案和实施战略方案。科学预测、预见本是所有实践活动的前导，对战略实践活动来说，这种前导作用尤显突出。
要进行战略实践活动，必须预先制订战略方案，预先对将要进行的战略实践活动进行创造性的构想，超前反映。有了这种超前反映前导，其后的战略实践活动才能得以实现。
战略方案的产生，也要以科学预测、预见为前导。
科学的战略预测、预见，对超前开阔视野，通观、扫描未来战略实践活动的全局、总体、运作全过程和各个战略阶段。能提供关于战略全局、总体轮廓的规划设计信息，提供由战略全局所统摄的战略目标、战略枢纽、战略局部、战略阶段、战略步骤、战略措施等诸种战略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划设计信息。占有了所有这些未来情况的信息，才能从中引出战略全局规律，进而应用战略全局规律进行战略构思。换句话说，战略运筹者只有通过系统周密的战略调研，预测、预见，具备了战略头脑，战略眼光，也就是有了战略全局意识，才可能认识战略全局规律，并应用战略全局规律作出战略决策，制订出战略方案。
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进行战略运筹的过程中，正是通过艰辛的战略调研，科学的战略预测、预见，反复探究、展望未来，才获得了远见卓识，真正达到了胸怀中国革命战略全局意识。正由于有全局在胸，他主持制订战略决策时，才能着眼于革命事业发展的全过程，深谋远虑，用战略眼光看问题，而不是用孤立的局部性眼光看问题，就事论事。总能将当前任务与其后任务以至长远总任务衔接起来，走上一步为走下一步打基础，创造条件，每一上都含有战略意义，具有战略价值。
他一生从事的革命实践，全都是以科学预测、预见为前导的具有战略远见的革命实践。他在28岁上通过战略预测、预见，下定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心，开始走上了战略征程。到了30年代，当革命力量处于低谷时，他预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继续英勇奋斗。此后一直打仗，打到第17个年头即1947年11月6日，他发出通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316页）到了人民解放军反攻和进攻取得了基本胜利的1949年9月21日，他宣告：“我们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1页）然而在毛泽东的战略全局观念里，如此伟大的胜利并不意识着革命征途的终结：“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页）这种闪烁着超前意识光华的语言，充分展示了无产阶级战略家所特有的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雄图大略。
毛泽东以战略预测、预见为前导进行军事战略运筹，尤为炉火纯青。
他作为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军事统帅，最擅长运用科学的军事战略预测、预见，掌握战争全局指导规律，有效地进行战略指导。他主创制订各种军事战略图样时，都要事先通过科学的战略预测、预见，通盘思考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从中找出其行动的规律。然后运用这些规律，从战争的客观物质基础和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两方面精心谋划，抓住枢纽，统筹全局，协调配合，形成指导战争全局的全盘方略。
正是科学的军事战略预测、预见这种超前认识的功力，使他能以惊人的战略头脑，在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复杂多变、规模浩大的人民战争中进行高超的战略构想。他主创制订的一个个战略决策，成了一个个充满军事辩证法的军事认识杰作。这些战略决策一经实施，便屡显神机妙算之效，克敌制胜之威，创造出了战争指导艺术的千古绝唱，战争业绩的千古奇观。
毛泽东的战略理论，要求各级军事指挥者都必须重视战略预测、预见，据此树立全局观念，提高战略决策的科学水平，提高战略谋划运筹能力。他说：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7页） 他认为，有了“用心思去想一想”的战略预测、预见，树立了战略全局观念，才能正确处理战略全局与战役、战斗局部的辩证关系，作到局部服从全局。这样，打每一仗之前，都会自觉地对这一仗进行战略价值评估，权衡利弊，确定这局部一仗在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决定取舍或打法。树立了战略全局观念，才能正确处理战略全过程与战略阶段的辩证关系，使所打的每一仗都具有连贯性，前后递进衔接，体现出总的战略意图：“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1页）
（4）科学预测、预见是实现战争指导的计划性的保证
战事有个战前准备问题。战前准备主要是战前制订军事计划。军事计划属于军事预测、预见，超前军事认识。
由于战争所特有的流动性和假象、偶然因素所造成的不确实性，有些人便否认战前制订军事计划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否认战争指导的计划性。认为军事计划是“机械的”东西。“战争就是一种赌博”，不 可能也无必要预先认识，预先制订计划，只能靠碰运气，靠侥幸取胜。毛泽东驳斥了这种否定战争指导的计划性的错误观点：“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考。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序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5页）
毛泽东认为，否定了战争的计划性，战争就无从着手，就必然导致毫 无定见的战争相对主义，那便毫无克敌制胜可言了。他在驳斥否定战争指导 的计划性的错误观点的同时，论述了实现战争指导的计划性的极端重要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5页）“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 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7页）
不论何种情况下的战争、战役和战斗，都必须事先制订军事计划，实现战争指导的计划性，这是避免被动，争取主动，确保赢得战争的重要军事原则。
毛泽东在论述如何制订军事计划时指出，不仅要利用现成的客观条件制订军事计划，而且还要在军事预测、预见的基础上人工创造出客观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用以制订军事计划，达到出 奇制胜的效果。例如，敌方指挥员会发生错觉这一客观规律，形成了“兵不厌诈”的战争实践规律，战争指导规律。根据这种规律，可以人工创造这种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制订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的军事计划。毛泽东非常推崇这种军事计划：“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1页）这样的军事计划，就是那些隐蔽埋伏，伪装迷惑，声东击西，虚张声势，使空城计等隐瞒真象，制造假象，设圈套诱敌的斗智军事计划。
战争指导通过军事预测、预见而有了计划性，同时还要有实施计划的灵活性，方能不间断地实现主观指导符合战争实际，正确地驾驭战局。战争是快速发展变化的，随时会出现新情况，原有的军事计划常常很快就遇到不同程度的不适应问题。面对此种情况，就得有灵活性，就得根据战场实际情况适时修订或更换原有的军事计划。只有这么做，才能算真正的有计划性。如果不讲实施计划的灵活性，一味机械、死板地受既定计划约束，那便又陷入盲目、被动境地了。
怎样才能知道战争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趋势，及早发现原订计划不适应呢？这又得靠科学的军事预测、预见，靠在实施军事计划的过程中随机体察战局端倪，预料敌情动向，掌握据以修订或更换原有军事计划的信息。毛泽东对这个 道理讲得很透彻：“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情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0页）
这里说的“认识情况的过程”，就是科学的军事预测、预见的过程。毛泽东用军事计划指挥战争，历来要求部队既要坚决服从计划，又要善于根据实施计划过程中的军事预测、预见，对实际情况灵活处置。他发给前线指挥员的电报中，常有这样的话：“这个计划有何缺点？”“请按情况酌定”等等。在许多实施军事计划的过程中，他都采纳前线指挥员依据敌情新变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随时修改、完善原订军事计划。如解放战争中期，毛泽东、中央军委制订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渡长江，跃进江南，实行我军继刘邓大军渡黄河，跃进大别山地 区之后的第二次战略跃进。其后，粟裕重新从战略全局权衡，提出暂缓渡江南下，应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的建议。毛泽东很重视粟裕这个建议，立即请华东野战军两位军事首脑陈毅和粟裕到中央重新研究。结果，中央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变原订分兵渡江南下的计划为集中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的计划。新的计划一实施，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在实施军事计划的过程中，能通过科学预测、预见修订、更换原有军事计划，使军事计划更为完善，这也表明科学预测、预见是实现指导的计划性的保证。
（5）科学预测、预见是制订趋利避害性对策的依据
毛泽东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论述人类进步事业、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时反复阐明，曲折前进而不是单向直线式前进，这是人类进步事业、新生事物所固有的发展规律。他以这个普遍规律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并教育人们务必认清这种特殊规律：“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63页）“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4页）
这一规律存在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曲折性，内外联系的复杂性，因果链的多维性，决定了事物存在多种不同的发展变化趋势和多种不同的未来结局的可能性。
事物各种各样的未来可能性从价值上看，基本上可区分为前进与倒退、有利与不利、好与坏两类相反的可能性。
人们认识了事物的多向性曲折发展变化规律，面对具体事物，就要自觉地调查研究，了解这一普遍规律的具体表现，事先预测该事物的多向性曲折发展变化趋势和多种可能的未来结局。在此基础上，就能对多向性曲折发展变化趋势和多种可能的未来结局进行正负效应评估、选择，然后本着趋利避害原则加以调节和控制，使事物朝着人们理想的方向和目标发展变化。
毛泽东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进程中，始终坚持从多种可能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总是通过预测，事先认识改造对象的多向性未来发展变化趋势和多样性未来结局，然后按照党和人民的价值取向制订因势利导、补救应变、趋利避害的对策，加以有效的调节和控制。通过这种对策和控制，促使事物走向并实现有利的未来结局，避免走向并实现有害的未来结局。
毛泽东制订趋利避害决策的调节和控制原则，是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对准备，争取最好的可能性。他再三提醒人们，谋划决策，一定要事先注意全面测知出现多种未来结局的可能性，特别要测知出现最坏的未来结局的可能性。只有立足最坏的情况，从最坏的可能性来设想，来制订调控对策，多作几手准备，才能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立于主动地位，争取好的可能性实现。他说：“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的一个条件。”（《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4页）
在战争指导领域，毛泽东历来坚持全面预测、预见战争发展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坚持立足最坏情况，万无一失的多方准备，争取最好结果这种趋利避害决策原则。这样制订的决策付诸实施，遇到各种情况都能应付裕如，遇到最坏情况必能化险为夷，终操胜券。这样事例是很多的：
1947年6月，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他主持制订刘邓大军12万人强渡黄河，实行中央突破，跃进式进攻国民党统治的大别山地区，夺取中原的战略方案。毛泽东对刘邓大军出动后敌人可能采取的对策和我军外线作战的复杂情况事先进行全面预测，预见到刘邓大军可能会面临三种结局：一是付出了代价，不能大量歼敌，难以立足，被迫缩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根据这样的预见，毛泽东事先告诫刘邓大军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应付最坏的局 面，力争站稳脚。刘邓大军按照毛泽东的趋利避害指导原则，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采取有效对策，避免出现最坏局面。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在大别山站住了脚，对改变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8年9月16日至9月24日进行的济南战役，是我军对国民党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济南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攻坚战。敌方不仅有11万多重兵守备济南，而且在徐州一带集中了17万机动兵力，准备随时北援济南守军。此战役我军将面临攻济打援双重硬仗。
战役前制订战役计划时，毛泽东提出，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为根本出发点。他通过科学预测，估计到攻济打援可能出现的多种不同情况，其中包括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我军尚未攻克济南这种最不利的情况。在战役部署上，他着重谋划了对付这种最不利的情况的打法。1948年9月11日，他在电报中再次提醒我军：“准备对付准备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出发点。”
遵此，我军精心筹划趋利避害对策。攻城兵团巧打快打，迅速全歼守敌。打援兵团严阵以待，迫使徐州方面敌军惧怕被歼，始终未敢北援。由于我军趋利避害对策得当，避免了我军攻济未克，援敌逼近这种最不利的情况出现，使整个战役大获全胜，为其后进行淮海战役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8年10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淮海战役各有关指挥员的电报中说：“你们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目前情况可能的变化是…….”
这又是全面预测、预见战役发展变化的多种可能性，立足最坏情况，制订趋利避害决策，争取好的结果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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