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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冷西
1957年6月7日，胡乔木同志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先到他的住处，然后一起去见毛主席。
这是个初夏的下午，中南海显得特别幽静。我们从乔木同志住处出来，沿着小路走过居仁堂（这是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后来拆除了），来到勤政殿（这是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地方，后来也完全拆除了）后面的一个小旁门，进去便是毛主席的住所－－菊香书屋。
这是一个不很大的四合院、毛主席通常习惯在北房工作和睡觉，虽然他的大书房在东厢房。这高大的北房是五开间，毛主席睡觉和看书大都在靠东边的一间，那里简直也是一个书房，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也常在这里。
我们进去的时候，毛主席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他似乎醒来不久，斜躺在两张单人木床合拼成的大床上，已看过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放在左手一边的木板床上，那里堆满近期看过或要看的书，有古籍（大都夹着书签），也有新书（有些翻开的）。他手里正拿着文汇报，右边的床头桌上还放着好些其他报纸。
毛主席见我们进来就放下报纸，招呼我们在靠床前的椅子上坐下。他先问我们看过今天的报纸没有？说现在报纸很吸引人看，许多人高谈阔论，说要帮助共产党整风。
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之后，毛主席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找你来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
这件事对我很突然，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连胡乔木同志也没有给我透露过一点信息。我当时反应很快，但也只对毛主席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主席接着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再三研究才考虑你去。这时我就申述我的情况，说我虽然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和研究了两年，又在抗大和陕北公学讲过马列主义课，但10多年来一直搞新闻工作，没有搞理论，学术问题、文艺问题懂得更少，不适宜到人民日报去。毛主席听了之后，又大讲了一段关于党内许多负责党员怕教授的话，指出这很不妥当。
最后在结束谈话时，毛主席对我说，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着新华社社长。给你10天考虑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10天后再谈。
从毛主席住处回来以后，我一直权衡主客观条件，总觉得我去人民日报不合适。
还不到10天，6月13日下午，毛主席的秘书高智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到毛主席那里去。这次我是从颐年堂进去的。这里是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或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地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乱子时，这里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会议。从颐年堂向东走过一段回廊，才到达毛主席住的菊香书屋的西门。
我到达毛主席卧室时，胡乔木同志已经在座。
毛主席一见到我就问：这几天考虑得怎样？去不去人民日报？
我又拿这些天想到的意见，向毛主席重新说明我不宜去人民日报的理由，但最后增加了几句这样的话：从我本身的条件看，我认为我去人民日报是不适宜的。但我是一个党员，中央如果做出决定，我只有服从。我希望做出决定之前能考虑我个人的意见。
毛主席回答得很干脆，他说，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中央已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天就要去。今天你先以乔木同志的助手的身份去，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中央将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还可以继续兼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统一起来。
毛主席接着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主席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毛主席接着举例说，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他自己也有这个体会。他说到，他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他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他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
然后，毛主席笑着问我：你怕不怕老婆离婚？我回答说，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毛主席接着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这次谈话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人民日报上班。毛主席说的“五不怕”，我经常用来告诫自己，经常警惕是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否敢于坚持真理。
半个月以后，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会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的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一直到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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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我去成都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叫做成都会议。会议从3月8日开到26日。会议结束的当晚，田家英同志（他当时是毛主席的秘书）告诉我：毛主席说，我送给他审阅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他来不及看了，要我随他到重庆，然后沿长江下武汉，那里还要开会。
3月27日，毛主席乘专列离开成都，到达重庆时已是万家灯火，层层叠叠，整个山城十分壮观。
29日乘江峡轮从重庆出发，晚泊白帝城。随毛主席乘船的除警卫和服务人员外，只有田家英和我。看来毛主席意在畅游三峡，借以稍事休息，排遣一个月来连续开会的劳累。据毛主席身边的勤务员告诉我们，毛主席正在填一首词，似乎还未定稿，用铅笔写的，放在床头。
3O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开入三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穿着睡衣来到驾驶室，欣赏奇峻的两岸峡谷风光，特别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一起闲谈。
毛主席谈到，他在成都会议时收集一些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选了十几首印发给与会的同志。他特别称赞扬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他又说到，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些将帅是四川人。
毛主席又谈到在会议上印发的“苏报案”。毛主席说，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接着，毛主席详细讲了清朝末年有名的“苏报案”。他讲到，“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毛主席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字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邹称章为老师，章比邹大15岁）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毛主席很称赞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谈到，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典，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毛主席说，这位老先生是他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典、怪僻，也较梁启超谨严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毛主席在船上对这几位清末民初的政论家讲了这许多话，显然他在青年时期对他们印象甚深，也同他自己从办《湘江评论》开始一直写过许多政论有关。他更多的兴趣在于这些政论家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文风。
听了毛主席这一席话以后，我才开始留心近代报刊的历史，并陆续阅读了一些政论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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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l日至9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到武昌开会，一方面让他们了解和讨论成都会议的决定，一方面听取他们（主要是吴兰圃和曾希圣）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
在最后一天，毛主席安排这些省委书记对《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提意见。现在看来，我主持起草的那个纲要，虽然有些问题不无道理，但也多的是头脑发热、好高骛远的产物。当时省委书记们关心的是改造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前些年人民日报在报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一些省委的关系有些紧张），并希望人民日报多发表有关他们省的报道和文章。毛主席当时表示，人民日报要考虑各省委的意见，搞好同省委的关系，取得省委的帮助把报纸办好。报纸的《苦战三年工作纲要》修改后仍然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再根据实践的经验不断修改完善。
会议结束，各省委书记走后，毛主席仍留在武昌东湖湖滨别墅休息。我和田家英也在那里游览了几天。
别墅在东湖边，对岸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就建在山麓。毛主席早晨和傍晚都沿湖边散步，这是他难得的正常作息秩序。在北京，他经常是整夜工作和看书，清晨才开始睡觉，下午两点左右起床。这样的作息时间每天向后推延一两小时，大约半个月一个周期。
大概是4月11日上午，毛主席早饭后散步回来，叫田家英和我一起同他在湖边凉棚下闲谈。毛主席从长江大桥谈到八七会议、武昌起义、黎元洪以至张之洞，接着又谈到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同张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他又谈到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毛主席又泛论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毛主席接着问我是不是广东桥会人，我回答是，然后，毛主席就议论起梁启超来了。
毛主席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斗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毛主席还讲到，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毛主席又说到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合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毛主席还谈到，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主席对梁启超有褒有贬，可见对他的生平比较熟悉，对他的著作也有研究，对办报的甜酸苦辣都很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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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国庆前夕，9月30日下午，毛主席的秘书通知我到丰泽园（这是毛主席住地的通称）去。当我到达毛主席书房的时候，他正在看字帖，这是他工作之余作为休息的习惯。毛主席的书房是一个真正的书房，除了一面是窗以外，房子三面都是从地板到顶棚的书架，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书。临窗有张大写字台，另一侧还有一张长桌，上面堆着书，还放着好些字画卷轴。毛主席还有一个自己的图书馆，田家英和其他几位同志为他在全国到处收集图书，特别是解放初期，藏书是相当可观的。
毛主席见我来了就对我说，他代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写的是他对新华社记者谈巡视大江南北的观感，稿子已拿去打字，过一会就可以看到。他叫我先坐下来谈谈。
毛主席先从他巡视大江南北谈起，说到地方上走走，可以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从而引起一些想法，最后形成若干观点。那篇新闻稿只说了很少的一部分。
毛主席接着又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记者、编辑要这样做，总编辑也要经常下去。他扳着指头说，今年你已经去过南宁、成都、武昌、北戴河，虽都是去开会的，但总算下去了，以后还要下去调查研究。我说我在五月间去河北、河南走了一趟，很有收获，当然还是走马看花。毛主席说，要下马看花，不能老是走马看花。
毛主席说，在北京当然也很重要，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议论多的地方。办报要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谓而发。这方面你要学张季鸾。
从这谈起，毛主席对《大公报》议论了一番。
毛主席指出，《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三个人的“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三人“合作社”是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经理，张季鸾主笔。抗战前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在整个中国政局中没有多大分量。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给《大公报》发挥其作用提供了条件。张季鸾以及继任的王芸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
毛主席说，吴、胡、张三人合办《大公报》时相约只办报不做官，但后来吴、胡都做官了，只有张季鸾没有官职，他却是蒋介石的“国士”。张本人年青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他在重庆经常来往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同陈布雷交往甚深，同时也常到曾家岩走走，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从中做他的文章。他办报素以客观、公正自夸，平常确也对国民党腐败加以揭露批评，但每到紧要关头，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就帮蒋介石骂周恩来了。王芸生后来接他的班，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也是这样给蒋介石帮忙的，直到国民党崩溃前夕，才转而向我们靠拢。
毛主席说，人们把《大公报》对国民党的作用叫做“小骂大帮忙”，一点也不错。但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毛主席还说到，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例如《大公报》的星期论坛。原来只有报社内的人写稿，后来张季鸾约请许多名流学者写文章，很有些内容。他在延安时就经常看。《大公报》还培养了一批青年记者，范长江是大家知道的，杨刚的美国通讯也很有见地，这两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工作过。
毛主席最后说，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的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也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这时，毛主席的新闻稿打印出来了。我看了一遍，没有什么意见，毛主席就吩咐当晚广播，第二天（国庆节）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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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听到毛主席讲“五不怕”起，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了整整9年。这段时间内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的指示很多，其中许多都有记录存档，可供分析研究。我在这9年工作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但我一直未能忘怀的就是“五不怕”。
1967年春，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军事监护”时，我在狱中给毛主席写的第一封检讨信一开头就提到他在十年前对我说的“五不怕”。我接着写道；“我万万没有想到，十年后的今天，我真的成了阶下囚。”
由于这样的前因后果，我把毛主席讲的“五不怕”和同办报有关的几次谈话写出来。事隔三十年，记忆不完全准确，但主要意思是不会错的。
（1987年12月，发表于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日报回忆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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