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文献 1994年3期 第53页
我原是铁路部门的一名医务工作者，因工作需要从1953年到1964年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工作了近十年。对毛主席的伟大人格有了较多的认识，深为他的高尚品德和情操所感动。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他简朴的生活作风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尤其使人难以忘怀。
不寻常的乘客
1953年11月的一天，领导召集我们开会说，要我们执行一次既重要又光荣的任务，并说这是全国人民的重托，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党性保证完成好。同时宣布纪律，要求执行任务的同志，严守岗位，不准串车厢，注意保密。然而领导始终没说是哪一位首长要乘坐这次专列。这更加深了我的神秘感。列车停在车库里，我们住在列车上，每天检查车辆，维护卫生，学习列车工作常识，一直待命20多天。其间铁道部长膝代远、公安部长罗瑞卿，都数次来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说什么，但我心里想，若是毛主席来就太好了。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12月的一天下午，大约3点多钟，专列开出车辆段，停靠在当时的前门火车站。工夫不大，开来一串汽车，把许多书、文件、衣物、床上用品都搬上车安排好。我一看真叫吃惊，仅书就占了房间的三分之二，堆得足有二尺多高，客厅沙发上、桌子上全是书。没有什么衣服，衣架上挂了一件打了补丁的旧睡衣。没有被子，只有两块灰色的旧毛毯，上面有许多被香烟烧坏的小洞。洗漱用具就更简单了，没有牙膏、香皂，只有当时很少见到的牙粉、肥皂，牙刷也没有多少毛，只有一把紫红色的梳子还稍微像个样子。我怎么也猜不出这是一位什么样的乘客，外面很少见到的东西，他还在用。这使我很奇怪，也有点失望，大概不会是毛主席了。过了两个小时左右，又有几辆汽车开来，几个人登车后，专列便驶出了北京。第二天吃过早饭，卫士长李银桥望着我说：“你还没去看主席，应该有礼貌，应该见见主席。”我差一点喊起来，我怎么不想看毛主席？我早就想见毛主席了!
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幸福、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主席房间那道门的，实在是无法形容，当我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孔时，想向他老人家问好，可是喉咙梗塞了，什么都说不出来。主席向我伸出一只大手，我竟愣愣地没有反应，卫士长碰了我一下，我才如梦初醒，抢上一步，用两只手握住主席的手。毛主席的手很大，很厚，我的手显得太小了，用两只手才勉强握拢他的一只手。主席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多大年纪等等，我竟一句也听不清，多亏卫士长在旁边当“翻译”，我才回答了主席的问话。主席笑着轻轻拍拍我的手背说：“我的口音难懂，是吧？多听听，习惯就好了。”
专列到杭州就停了下来，毛主席要下车了。他特意找到乘务室向我告别，并关心地说：“我们到了。你们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睡个好觉，谢谢。”
为毛主席补睡衣
毛主席外出视察是很深入的。这一次出去，一呆就是3个月。1954年2月底，列车又去接主席回京。这次我不在毛主席的车厢工作。途中我偶然去餐车打开水，主席正在用餐。我正不知所措，毛主席看见了我，立刻站起身招呼：“小姚，姚淑贤同志，你来了，你好吧!”说着主席向我走了过来。“小姚，快去，快过去呀!”卫士长李银桥捅我一下。我忙朝毛主席走去，主席还像我3个月前见到的那样，身体很健康，满面红光，面带微笑。我忙回答：“好，我挺好的。主席，您好吗？”主席笑着对我说：“好，好，一起来吃饭吧。”我说：“我吃过了，主席您快吃吧!别让饭凉了。”我又有些拘束、紧张，非常激动，直到主席回到餐桌，我才离开餐车。此时我真是思绪万千。毛主席一天到晚要处理多少国事党务，还要挤时间读书、看报，就连吃饭也手不离卷，而他只见过我一面，说过几句话，却能准确地记住我的名字，而且叫得那么亲切，显得那么熟悉，真是令人感动。
此次，我又被分配到主席车厢，和李凤荣同志倒班。接触多了，对主席和他身边的卫士们也比较了解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长筒线袜上那块醒目的补丁时，在我心中激起的强烈震撼。那天，他坐在客厅沙发上和我们聊天，漫不经心伸出两腿，裤管自然向上缩，于是露出了袜子上脚腕处一块针线很粗的大补丁。我望着那双粗线袜出神，心想：难道这就是全国人民敬仰的领袖的穿戴吗？毛主席发现我心不在焉，眼睛总盯在他的袜子上，就说：“不要觉得奇怪，现在还不知多少中国人穿不上这样的袜子哩!”一句话说得我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多么博大的胸怀!他心里始终惦记着世上受苦人。就在当天下午，卫士小封给我送来了一件睡衣说：“小姚，辛苦辛苦，主席睡衣破了，帮忙补一下。”我一看，那是一件黄格棉布睡衣，臂肘处磨得很薄，露出一个大洞。
“可是没有布呀。”我说。
“那不是吗？”封耀松指着小桌上的医用纱布说。
“用纱布？”我很为难，因为睡衣是黄格的，纱布是白的，补上去一定很难看，再说窟窿很大，怕补不上。
“没事，叠上两三层就行。主席不讲究。”小封解释说。
“别逗了，现在还让主席穿这种睡衣，替他换一换吧!还有他穿的那双袜子，太不像样。”
小封说：“看来你还是不了解主席。我们也多次劝他换一换，他就是不换。他说不换，谁敢换？换了他会发脾气的。”
我只好用纱布为毛泽东补了那件睡衣。从我上专列一直到我离开，他老人家始终穿着这件睡衣。
不喜欢走回头路
毛主席一直保持战争年代艰苦生活的习惯，他的高级软包车厢睡床本来有弹簧软垫，但他让撤掉，改成木板床。枕头也是硬梆梆的，夏天热时不用枕席，垫张报纸，随便得很。但是毛主席随便中包含着严谨。他总是穿着长袖衫，长裤，长筒线袜，无论天气多热，也不曾见他穿短袖衫，裤腿也不曾卷起过。
毛主席经常叫我和李凤荣同他一道吃饭，有时在餐车，有时在卧车他的房间里。接触十几年，他一直吃红糙米，而且常在里面掺小米，黑豆或芋头。他喜欢吃粗粮、杂粮。饭量不大，但是吃得很快，可以说狼吞虎咽，而且边吃边看报，有时也听京剧，高兴时一边听，手一边有节奏地拍击桌子，跟着唱。他喜欢吃青菜，大口大口的吃，没嚼两下，就咽下去。吃饭没有什么规律，工作忙时一天就吃一顿饭。若讲口味，够咸够辣就行，辣椒和酱豆腐每餐必备。有一次饭都吃完了，他将筷子伸向酱豆腐，提起筷子时，半块酱豆腐连着表面菌丝拉得很长，像面条一样，毛主席稍一犹豫，把半块酱豆腐全塞嘴里。我说：“多咸呀!快吐了吧!”主席说：“它跟我捣蛋，以为我不敢吃它!我才不吐呢。我这个人哪，不喜欢走回头路，不干后悔的事。”
毛主席赠我一首古诗
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很关心，我们和他老人家谈话也很随便，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1956年夏天，毛主席去北戴河，列车刚启动，主席在客厅对我们说：“今天是礼拜六，你们有没有约会呀？”有的同志低头，有的同志在笑。“有，我有。”我脱口冒出两句。当时我看在场的人都不说话，我真有点后悔，不该这样冒失，可是话说出来了，是没有办法收回的。
毛主席望着我，面带微笑，亲切地说：“跟什么人有约会？”
我很不好意思，但又不能不回答，所以声音很低地说：“跟男朋友”，并告诉主席就是为他作食品检验的那个小吕。
主席开玩笑地说：“我怎么听人家叫他大吕？是因为个子高？还是脾气大？”话出有因，主席这样说是因为有一次小吕上车取检验样品时，在客厅门口和卫士长发生了冲突，被毛主席听到了。主席接着说：“他可很厉害，他有两张嘴。只要他手下留情就好。要不然把全部东西拿去化验，我们可要饿肚皮了。”主席这句话也是有来由的。因为有一次主席看见吕宝璋写的检验报告内容：“送检验样品经检验未发现×××。”主席当时风趣地说：“他给自己留了后路啊。”
大家笑了，沉默了一会，主席忽然想到了什么说：“哎呀，搅了你们的好事，怎么办？你们打算在哪儿约会？”主席皱着眉头，还有些着急的样子。
“说好了去中山公园玩，在门口，不过没事。”
“怎么会没事呢？你告诉他了吗？”
“没有。”
“你这个小姚啊!要是不见不散怎么办？”主席望了望窗外又说：“你就连个电话都没有给他打？”
“我们只要接受任务，就不能告诉其他的人。”我又接着说：“没事的，我们在一个处工作，他一会到专列上来采样，就知道了，我有任务，他会理解的。”
毛主席摇摇头说：“久了会出误会的。”当时我认为这事说过去就完了，谁也没有议论它。晚上，我给主席把削好的铅笔送去，转身要离开客厅时，主席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给小吕看一看。”毛主席将顺手写好的诗交给我：
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踌躇
我一看是首古诗，忙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那么老实？现在没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主席说着，做了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我从客厅出来，心中很不安。既然有纪律，还是应该讲清楚。我找到卫士长，把刚才主席的原话向他作了汇报，并把古诗拿给他看，卫士长笑了笑，对我说：“那就收藏好，带回去吧!”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只有这么一次带走了他写的文字。而这次“违反纪律”为我的生活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它记录了领袖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人总是要死的
不久，我与小吕结婚了，我告诉了主席。他老人家详细地询问我爱人的一切情况，我都如实地说了。当我告诉他小吕考入大学去念书时，他问我在哪所大学，情况如何。我说：“在医学院，不在北京，在石家庄，他学习成绩很好，又注意体育锻炼。”主席听得很仔细，他高兴地说：“我喜欢这样的年青人，有志气。告诉吕宝璋同志，要多学点本领，将来好为人民服务，以后有机会我还要见见他。我身边的小伙子，送他上学他还不愿去。”我说：“那是舍不得离开您老人家。”主席说：“哪有不离开的道理？我死了也要离开的。”当时我没有想到主席说出这样的话，就说：“主席您别这样说。”主席说：“怎么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人总是要死的，毛泽东也是要死的。”以后我才知道主席要送小田去上学，因他不愿离开主席，没有马上表示同意，主席有些不高兴。
毛主席哈哈大笑
毛主席的习惯是下午睡觉的时候多，而夜里和上午是他学习、工作的时间。他老人家坐在那里写东西，批阅文件，或躺在床上看书，看报，能连续几个小时不中断。有时我把削好的铅笔送去，他都不知道，头都不抬。凡遇这样的情况，我就悄悄地进去，悄悄出来，不能打扰。有一次，我又送东西进去，看到因为工作时间太长，主席吸烟弄得屋中烟雾腾腾。我向桌上看了一眼，发现主席正埋着头，一只手拿着点着的香烟，另一只手在写着什么。烟灰掉在旁边的线装书《史记》上，把书角烧了一个小洞，他仍专心致志，竟未察觉。待发现心爱的书被烧了，主席心疼不已，连连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劝他休息一下，他问我什么时间了，我告诉他，早上8点了。主席说：“好，那好，就休息一下吧!”我把主席扶到客厅，这时李凤荣休息后，也起来了，我们就家长里短地聊了一会儿。火车上生活本来就单调，主席不分昼夜地工作，在我们看来，他的生活就更清苦了，更单调了。他对我们这些小同志关怀备至，恋爱、婚姻、学习和思想，都想得很周到，跟随他多年，确实有点像生活在父亲身边一样。大家都千方百计地想使他能轻松一下。当时我对主席说：“我有个同学会唱小调，我学会了，唱给您听一听吧!主席说：“好，好嘛，就唱一个吧!”我就开始唱：
（唱）月牙渐渐高，风吹杨柳梢。蒋介石坐台湾，一阵好心焦。嗯嗳哎嗨哟，一阵好心焦。（白）心焦什么呀！（唱）提起我心焦，心焦又肉跳，那不是共产党，要把我打倒。嗯嗳哎嗨哟，要把我打倒。
我一边唱，一边看主席。这种小调，声调平平，又没有什么乐器，再加上我也不十分擅长唱歌，所以主席开始好像也不太感兴趣。但我已经唱上了，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唱下去：
（白）你不会打吗？（唱）提出把仗打，打仗好伤心。枪一响我的兵，投降把枪扔。嗯嗳哎嗨哟，投降把枪扔。（白）你不会再抓兵吗？（唱）提起我抓兵，抓得好干净。和尚老道都让我抓干净。嗯嗳哎嗨哟，都让我抓干净。
没想到当我唱到和尚、老道全都被抓干净时，主席哈哈大笑，笑得特别开心。我也由衷地感到高兴和安慰：他老人家总算松弛了一会儿。当时的气氛非常和谐，主席、李凤荣和我，聊得特别来劲，正开怀大笑时，侯波同志为我们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永久的纪念。主席很喜欢这支歌，以后我又为他唱过多次。
我请客，毛主席付钱
有一次随主席外出，我们坐在客厅和主席聊天。列车快到天津了，主席看看我说：“快到你家了吧？”
我朝窗外望望说：“大约再过半小时，就能到天津。”我是从小随父母在天津长大的。
主席问：“天津有什么特产？”
“大麻花，狗不理包子。”我回答。
主席问：“为什么叫狗不理？”
我说：“传说很多。一种传说是，过去有一个小包子铺，做出的包子很好吃，可是店铺很小，有钱的人根本不去，净是做小买卖的、拉车的去，总而言之，都是劳动人民去吃，挣不了多少钱。老板一气之下，就给包子起了一个名字'狗不理'，谁不吃他的包子，就骂谁呀。”
主席说：“我们快到天津了，可别挨他的骂。小姚，你请我们吃包子吧!”
我说：“好，我请。”
主席说：“我们的人可不少啊!”主席用手朝前后车厢一挥，意思是包括所有车上的人。
我说：“行，没问题。”根据我的经验，只要时间合适，路过这里，总要从下面上点包子。因主席白天休息，晚上工作，所以他很少吃到。
列车到达天津站，果然上了狗不理包子。主席问张管理员：“交钱了没有？”
“交了。”张管理员一边回答，一边出示发票，请主席过目。
“那好，大家都去餐车吃包子。”接着又开玩笑地指一指我说：“今天是小姚请客，我掏钱。”
那一次，主席吃得很开心，还特意要了一盘炒辣椒就着吃。
毛主席在天津过“五一节”
吃包子的第二天正是五一节，事先我们谁也不知道主席要在天津过五一。那天主席起得很早，在去观礼台前，主席对我说：“小姚，我们在你家过五一节，走吧!我们一起去观礼台。”当时我别提多高兴，和毛主席同坐一辆汽车去观礼，这还是第一次，尤其还是在我的家乡。游行开始了，有仪仗队，有舞蹈，有耍狮子的。最可笑的是大头秧歌队，每人带一个假大头，化妆成老头儿、老太太、小伙子、小姑娘、小娃娃等等。当走到观礼台前时有的人停下，把假大头摘下来，高呼毛主席万岁!队伍里显得有点乱。回到火车上，主席说：“是不是戴上那个大脑袋，看不见路了，才摘下来？”我说：“不是，带上头罩，看东西有局限性，但路还是看得见的，他们就是想看一看主席。”
从南方回京，我收到妹妹从天津寄来的信，她高兴地告诉我，毛主席来天津过五一节，她参加了大头秧歌队，大家为看毛主席，走到观礼台前把大头罩都摘下来了，因走得很慢，队伍有些乱，回学校后受到了领导的批评。虽然受了批评，但看见了毛主席，值得。我上车见到主席，把这事告诉他老人家，还把信拿给他看。主席说：“她看到你了吗？”我说：“她不会看见我，离得远，因为有纪律，我从没和家里人说过我在您的专列上工作。”主席说：“看来妹妹不如姐姐遵守纪律，她是一个小无政府主义者。”
“不要打我的旗号”
年轻人到一起，有说有笑，也有翻脸的时候。我记得1962年冬天专列由南方回来，那次外出李银桥不在，由张仙鹏代理卫士长职务。他尽职尽责，将我指挥得团团转。
“小姚，屋里温度高了。”张仙鹏招呼我。
“根本不高，你看温度表。”我当时正忙着什么事，随口应道。
“高了，高了，主席工作紧张会感觉热。”
我放下手里的事调了一下温度。工夫不大，张仙鹏又来了，皱着眉头说：“小姚，怎么搞的？温度又低了。”
我真有些不高兴，便大声说：“刚才不高，现在也不低，德国车密封好，保温好。”
“你看一看温度计。”
“不用看，低不了。”
张仙鹏也不高兴了，声音高起来：“你这个同志怎么搞的？说低了，你就不听。”
“不可能低。”我说着走出门，来到走廊。
“主席感冒你负责。”
我立刻火了。也许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久了，老人家很喜欢我们，照顾我们，久而久之便有些任性。我就在走廊大声嚷起来，“得了，得了，你了不起，你说了算行不行？下次别喊毛主席万岁了，就喊你张卫士长万岁吧!”不料这话被主席听到了，当时他没有问我，第二天去给他送削好的铅笔时，主席微笑着，和蔼地对我说：“小姚，怎么发火了，是不是我身边的人给你找麻烦了？”
我慌忙说：“没有，没有，我们是在开玩笑。”
主席始终微笑着，但是很认真地说：“如果他们打着我的旗号给你们找麻烦，你就批评他们，不要讲情面。”
还有一次，主席和我们聊天时说：“我身边的小伙子，找对象，找了活蹦乱跳的女演员。”手指着在坐的小田、小封。
我知道小田、小封经常跟随主席参加舞会，和参加舞会的女演员搞上了对象，后来都没搞成。主席接着说：“你们就以你们自己的条件找对象，不要打我的旗号。打我的旗号最后是要吃亏的，要吃苦头的。你一个月才40多元的工资，不行，很快就会吹的。”
主席这番话，给我印象很深，从中受到很大教育。后来我离开主席，到新的工作岗位，从来没向别人炫耀过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历史。
还是叫她回这里来工作
在专列工作六七年，专业快丢光了，很想回原单位。1959年我被调回防疫站工作。毛泽东乘车时，发现我不在，便问李凤荣：“小姚怎么没有来，她病了吗？”李凤荣告诉他，我已调防疫站工作去了。主席沉默片刻说：“你回去代我向小姚问好。”后来主席给我写了一封信，祝我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这封信被当时领导压下，始终没交给我。主席知道后很不高兴，亲自找来专运处王处长说：“小姚在我这里工作多年，熟悉了，还是叫她回这里来工作吧。”
那时主席正在上海开会，我乘普通客车赶往上海，回到了毛泽东的专列上。我才离开几个月，可是感觉上就像离开几年、十几年似的。我毫无拘束，像久别的女儿见到了父亲一样。毛主席一把握住我的手说：“你回来了。听说你回来，我很高兴。身体好吗？我给你写了信，他们没交给你。”
“好。”我用力点点头，眼睛有些湿润。
“在外面搞什么工作？”主席又问我。
“我在防疫站上班，搞工地卫生。”
主席说：“好，那好，多接触接触工人同志好。”主席频频点头。说着用手指着我和李凤荣说：“为了欢迎小姚，晚饭请你们两人在我这里一块吃。”
晚饭仍然是红糙米，两盘青菜，一碟红辣椒和酱豆腐。主席指一指小桌子上的菜说：“辣子放我这边，菜嘛，就放在你们那边吧。”我们就像一家人吃团圆饭一样，都很高兴，聊得很开心。
青年人更应注意身体
1963年秋天，我们随主席去南方，途中列车停在济南。有一天早晨我起床去吃饭，路过主席车厢，没想到主席坐在客厅里。我因饿走得很快，当我发现主席坐在客厅里，想慢走时，已经来不及了。虽然那天主席还没有睡觉，但看来情绪很好， 他问我：“你干吗走这么快？' 我说去吃饭，主席又问：“几点了？”我告诉他8点了。 我边走边说，没有停下来。（转贴者按：看看今日，但凡是那么大小的一个官，发出“招呼”后，一个小小的服务员可以“边走边说”地回应么？可谓两重世界。） 当我吃完饭回到主席车厢时，毛主席还坐在客厅里。他问我：“吃饱了？'我回答：“吃好了。”主席打趣地说：“看样子就知道吃饱了，坐一坐吧。”当我坐在主席对面沙发时，主席问我：“8点钟，你就饿了？”我告诉他我们因工作换班的关系，白天吃两顿饭，夜里两点吃一次夜宵，我不习惯吃了夜宵就睡觉，所以有时早晨就饿醒了。
主席又关切地询问其他同志是不是也不吃夜宵就睡觉？他还仔细地问白天两餐饭都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上午9点开始，下午4点30分开始。”他说：“你们年轻人不吃夜宵不好，这段时间比较长，长期下去对身体不利。”说完他沉默了，我怕他放不下这件事，忙说：“我们都习惯了，我们都很年轻，没问题。”主席叮嘱说：“青年人更应注意身体，因为以后工作的时间还长着呢!没有好身体是不行的，平时还要注意锻炼。”他沉默片刻又说：“你把汪部长找来。”汪东兴部长来了后，他对汪部长说：“列车工作人员很辛苦，以后下边有活动多让他们参加参加。你告诉他们，我要和他们照像。”因为很急，我们都没有换衣服，大家都穿着工作服和主席合影留念。
列车到长沙，大家下去参加晚会，我们几个人在车上睡觉没有去。主席没见到我，就问李凤荣同志我为什么没有去。小李告诉他说我在车上睡觉。主席便叫卫士专程到列车上把我接下去参加活动。主席见到我后对我说：“休息不光只睡觉一种方式，参加一些娱乐活动是很好的休息。”主席对我们的工作从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和批评，总是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和感谢。
1964年初专列到广州，主席要下车了，我告诉主席因要休产假，以后可能不能上车了。主席注视我片刻，笑了，说：“那是大喜事。”他望着我说：“小姚，那么我们合个影吧。”我很激动，眼睛立刻涌起一层泪花。这正是我最大的愿望啊!这张照片给我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我在毛主席专列上工作的日日夜夜，做的是些服务性的工作，行车没有规律，生活可以说相当艰苦，但是毛主席的高尚品德，对我的关怀和教育，却是终生难忘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