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历程。它是在毛主席的启发、推动下成立的，也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才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当年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那是在抗日战争末期，１９４４年年底，日本侵略军对我大西南发动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蒋介石集团中，投降空气浓厚，法西斯反动势力猖獗。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对时局极感焦虑，经常聚在一起，互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认为要民主，要团结，要抗战到底。一开始，梁希、潘菽、税西恒、黄国璋、张西曼、张雪岩、何鲁、凃长望等同志，常常到我家同我和我的爱人劳君展同志座谈时局，间或也在中苏文化协会张西曼同志处座谈。大家渐渐地对座谈有了兴趣，于是就形成座谈会的方式，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一致认为要抗战获得胜利必须争取政治的民主。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以来所揭举的两面极有意义的旗帜，所以我们座谈会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并渐渐演进成为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取名民主科学社。后来因为参加座谈会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办了一个刊物，也叫《民主与科学》。社会上对这个刊物有些物议，为了避免外面的误会，就把民主科学社的名称取消了。因此有一个时期座谈会是没有名称的。这一座谈会的主张是“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科学而奋斗。
抗战胜利后，参加座谈会的一些朋友们都要回到各自原来的地方去，但是想到一年多来，大家经常在一起座谈，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希望能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长期存在下去。正在酝酿期间，毛主席来到了重庆。
为了争取国内的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在张治中将军等人的陪同下，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毛主席的飞赴重庆，是震动世界的重大事件，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真诚谋求和平的，是一贯代表人民愿望的。
毛主席到达重庆这一消息，象春风一样传遍了山城，给广大国统区的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听到毛主席要亲来重庆，我们兴奋异常。随后，我就向徐冰同志表示，我和我的爱人劳君展同志急于想同毛主席谈谈。不久就收到了毛主席的请帖，约我和君展于９月１２日在红岩咀八路军办事处吃午饭。是日上午８时，我和君展徒步前往红岩咀。
一见面，毛主席一手拉着君展，一手拉着我说：“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我们和毛主席阔别二十多年，山城重聚，快何如之。毛主席和我畅谈了当年在北大时的情景，追述了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一些事情；君展回顾了在周南女校读书时加入新民学会和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往事，以及１９２１年君展赴法勤工俭学在上海候船时，毛主席约了许多新民学会的人在半淞园欢送并摄影留念的情景。故人叙旧，格外亲切。随后，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家都会意地笑了起来。
话题转到了延安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毛主席告诉我们，经过大生产运动，现在陕北人民的生活显著好转，基本上达到了丰衣足食。回想初到陕北时，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在北平的教授先生知道我们物资缺乏，还给我们送来了火腿、怀表和布鞋，真是令人感动。这时君展才不得不把我们买东西给毛主席的经过谈出来。事情是这样：１９３６年秋末冬初的一天，那时我们都在北平，徐冰、张晓梅夫妇来我家说：现在延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物资供应困难，日用品和吃的都比较缺乏，尤其没有布鞋穿，大家都穿草鞋，也没有怀表。我和君展听了这些话，当即决定由我们拿钱去买些日用品和食品送给毛主席。徐冰同志还说：现在正有一辆卡车要去延安，要买东西最好赶快去买。于是君展与张晓梅同志两人就到东安市场（即现在的东风市场）买了一些火腿、怀表、布鞋等。东西买好拿走时，晓梅同志问：要不要毛主席的亲笔收条？我们说：这么一点东西还要毛主席亲自开收条？不要，不要！席间，经君展这么一谈，毛主席说：“啊！原来那些东西还是你们送的呀！早就收到了，让他们吃了，用了，我也吃了。”前不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来访，带来了当年毛主席收到我们赠品的回信复印件，信的内容热情洋溢，令人深受鼓舞。四十七年之后拜读之下，倍感亲切，更增加我们对毛主席的怀念。
我们当时还向毛主席汇报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主席勉励我们说：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我说：我们也在考虑这样做，不过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主席指出：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些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经过毛主席这样一番指点和推动，我们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决心把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这天，同桌午饭的有：周恩来、华岗、熊子容同志，还有两位同志，我记不起是谁了。我们为这样的欢聚高兴，又为毛主席深入虎穴担心。所以当我们向毛主席告辞时，君展说：重庆气候不好，山城不可久留，早作归计为好。彼此心领神会，一笑而别。
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日本签字投降，全国各地庆祝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朋友们，在重庆青年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座谈会。会上有的同志提议，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把座谈会改为九三学社，成为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大家一致赞成，当时就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并发表新闻于重庆《新华日报》上。九三学社筹备期间，为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反对蒋介石集团阴谋破坏旧政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在重庆、成都、上海、南京分别成立分社。这期间，“九三”密切联系一批进步的和中间的教授及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做了不少工作。社中央迁到北平后，与中国共产党加强联系，同各民主党派及其他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在“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口号下，配合各地的抗暴运动、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反扶日运动、争取北平解放运动等，做了很多工作，在民主革命中起了积极的作用。１９４９年１月，北平围城期间，九三学社发表宣言，响应毛主席的八项和平主张，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１９４９年１月底，北平解放。同年６月１５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我代表九三学社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毛主席授意周恩来同志，让九三学社向新政协筹备会写一报告，说明九三学社做了哪些工作。后来，由我和其他四位同志署名写了工作报告，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印刷厂排印数百份，送交新政协筹备会与会代表人手一份。从此，九三学社参预了新中国的建立，正式成为我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了。
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成员中有些同志认为，九三学社已经完成了它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使命，提议可以解散。我们酝酿解散的时候，毛主席正在苏联访问。先是沈钧儒先生领导的我也参加的人民救国会也要解散。因为救国会的成员都在北京，大家同意解散，签名后就解散了。而九三学社成员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和重庆。当时重庆尚未解放，我们与重庆的社员一时联系不上，还作不出解散的决定。及至将要商讨作出决定时，亦即１９５０年２月间，毛主席回到了北京。当他听到救国会解散时，很为惋惜地说：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又听说九三学社也要解散，当即表示不同意，并由中央领导同志传达了他的意见。中央领导同志向我们阐述了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九三学社不但不能解散，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从此，九三学社不但继续存在而且有了新的发展。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推动成员做好岗位工作，努力为祖国建设服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到了党的助手作用，作出了贡献。
值此纪念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回顾九三学社发展的历史，使我们益发怀念毛主席，怀念他在革命的统一战线中的丰功伟绩。上述事实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九三学社的成立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回想当年“九三”成员不足百人，而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努力，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一万多名成员、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了。最近胡耀邦同志讲过两句话：“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我们一定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推动九三学社广大成员振奋精神，贡献自己的知识和专长，为实现祖国四化大业，为振兴中华，作出应有的努力，以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
(人民日报 1983.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