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的三代情缘
伍绍祖
在我家中，有3张特殊的照片被我珍藏起来。照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拍摄，其中的主要人物是毛主席，与他合影的分别是我的祖父、我的父亲，还有我。每当我凝望着这三张照片时，思绪便飞到了久远的过去，那是一段段难以忘怀的美好往事。
祖父伍如春与毛主席
2007年7月，我大儿子一家从湖南省耒阳市老家回来时带来一张照片，是我的小叔叔给的，照片是1919年初夏原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一些校友的合影。照片上一共有21人，第一排坐在地上，第二排坐在凳子上，第三排站着。第一排右数第二人是我祖父伍如春，第二排左数第三人便是毛泽东，那时他刚从北京经过上海回到湖南长沙。据我小叔叔讲，这张照片过去在湖南老家的家中也有一张。1959年我祖父去世后，我的三个小叔叔都分别出去上学、当工人或参军，他们三个人的母亲（即我的后奶奶）也离家走了，家里的房子便出租给别人。“文革”初期这家人怕与“当权派”有瓜葛，便把我家中所有的照片都烧掉了。这次拿回来的照片是最近在一本新出的杂志上发现的，他翻印后由我儿子带了回来。
我祖父是1878年出生的，比毛主席大15岁，原在家乡当私塾老师，为了适应社会变化，1913年又去长沙上了第一师范，与毛主席同年级。那时毛主席才20岁，风华正茂，广交朋友，胸怀大志，以图报国。而我祖父已经35岁，虽然他与毛主席的关系还不错，毛主席称他为“伍大力士”，但他家中上有老母，下有妻小，所以没有跟随毛主席参加革命，这也成了他一生的憾事。
他在解放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诗一首，其中两句是“大惜未随长征去，作一鹪鹩不可能”。还诉说了家中生活困难：“云儿救我只杯水，杯水焉能救车薪”。当时毛主席给我祖父回了一封信，是用毛笔在宣纸信笺上写的，从书法角度看，是很好的草书书法作品。毛主席在信中表示对祖父家中“困难甚念”，并寄去当时的旧币300万元“聊助杯水，如有急需尚望续告”。我听父亲伍云甫讲，1955年春节团拜时，毛主席见到他还问：“你为什么不给家里寄钱？”其实那时实行供给制，我父母的津贴并不多，但还是每个月给湖南老家寄25元。
前些日子我在中央电视台看到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讲毛主席在长沙第一师范情况的。虽然其中并无我祖父这样一个人物，但把当时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活动表现出来了。现在我得到了这一张当年毛主席和我祖父聚会时的照片，心里非常高兴。
父亲伍云甫与毛主席
我父亲是1904年出生的，在我祖父的鼓励下于1920年考上衡阳第三师范，上学是免费的。在这个学校，父亲开始接触到一些宣扬欧洲革命思想的书。1922年毛泽东同志到衡阳三师作过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父亲听了以后，很受教育，遂于次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毕业后他回耒阳县当教师，参加县里的革命活动，并于1926年4月入党。
当教师一个月有20块大洋收入，但党组织那时需要有人专门搞党的工作，当时耒阳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对我父亲讲：“你是要当党员还是要当教员？要当党员就辞去教员。”结果父亲就辞去教员专门搞党的工作了，后来参加了1927年秋收起义和1928年的年关湘南起义，1930年被党组织派到上海党中央特科四队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31年初被派到赣南参加创建中央红军电台的工作。那时我父亲在中央红军总部工作，经常能见到毛主席。当毛主席得知我父亲的父亲是伍如春时说：“伍如春的儿子也来参加革命了！”
我父亲从1931年初到1950年一直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但家中从来没有他与毛主席合影的照片，这也成了我家的一个遗憾。2003年在准备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我所在的中直机关工委准备搞一个图片展览。有一天，解放初期专门为毛主席照相的侯波同志在清理毛主席的照片时，突然对帮助整理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里有一张伍书记的父亲与毛主席的照片，你们赶快洗出来给伍书记送去。”这样我就得到了一张毛主席与我父亲握手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毛主席是在接见一个什么会议的代表，他正握着我父亲的手与他说话。我特别珍视它，一直挂在我家客厅显眼的位置。
我与毛主席
再一张就是我与毛主席的合影照片了。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是1946年1月1日，地点是在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王家坪，我那时才6岁多。照片上一共有33个人，现在大致确定身份的有22个人，我父母和我岳父也在上面，而我正好站在毛主席的左前方。这张照片是2004年7月在军事博物馆展出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展览上用的，但当时把照片的时间地点都注错了，我向展览的主办方提出来，他们就把这张照片摘下来送给我了。于是我就把它挂在我家客厅的墙上。
这样我家就有了三张非常珍贵的照片：一张是有我祖父与毛主席在一起的，一张是有我父亲与毛主席在一起的，一张是有我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我感到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革命奋斗史。
我是特别崇敬毛主席的。我认为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家、革命家，还是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体育家。我说他是体育家，是有根据的。毛主席曾于1917年4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充满了物质第一的思想，充满了辩证法思想，充满了中华文化的意味，一直到70多年后我当国家体委主任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还是我的基本指导思想，而毛主席写这篇文章时才刚刚24岁。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