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毅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虽已十几年了，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战略家，这位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不朽贡献、建立了伟大历史功勋的伟人的光辉形象，却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脑海。今天，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怀着无限怀念和敬仰的心情，对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中央苏区和长征中的伟大革命实
践，作些片断的回忆。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在井冈山。
1928年1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湘南地方党配合下点燃了农民暴动的烈火，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燃遍了整个湘南。当时，我在宜章县梅田乡、区苏维埃政府担任秘书。我们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革命搞得轰轰烈烈。但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的湘粤军阀开始向我们夹击，众多的民团也反扑过来。对红色政权造成很大威胁。
我们站立不住了，准备向东转移。
这时，黄沙区彭晒、肖克同志率领的琦石独立营也从琦石撤至梅田，我们汇合后，合并白沙农民武装组成宜章独立营，一同往江西方向转移。
我们翻过了五盖山，来到资兴龙溪洞。在这里，我们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了。我们是湘南暴动部队中最先与毛泽东部队会师的部队。当听到毛泽东同志在部队里，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早已听到过关于毛师长的许多传说，现在就要见到他，心情特别激动!
五月四日这天，是朱德、毛泽东两支部队胜利会师的集会庆祝日，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王尔琢同志都来到了会场。雄伟的井冈山满山青翠，遍野清香。只见到处都是红旗、红臂章、红缨枪，真是满眼一片红。我们看到这样的场面，真觉得革命形势大好!
“现在，请毛党代表讲话!”陈毅同志声若洪钟，回荡山谷。
这时，毛泽东同志站了起来。他身材高大，目光炯炯，长长的头发背向脑后，显得风度不凡。他的讲话，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他在讲会师的意义时，还形象地讲了孙悟空与如来佛的故事。他说，敌人没有孙悟空的本领。即使有的话，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领，他们逃不出我们的手掌。他还讲了战术问题，说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强弱之分的。我们抓住弱的猛揍它一顿，等强的来了，我们就同它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可以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他生动的讲话，激起了阵阵掌声和欢笑声。
这是我第一次聆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
两军会合后，成立了红四军。这是第一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成立的军队。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王尔琢同志任参谋长，陈毅同志任教导大队长。下编为三个团。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编为三十一团。这个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素质比较好，是有基础的老部队，打过很多仗。朱德、陈毅同志带领的部队，编为二十八团。这个团打仗很英勇，敢打敢冲。我们湘南一带的干部和农军，编为二十九团，这个团因为有许多人是县、区、乡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士气很高，吃苦性强，打仗很勇敢。我在二十九团任团党委秘书。不久，部队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接连打了几次胜仗。二十九团参与了新、老七溪岭等战斗，缴获不少。以后，还参加了打永新、莲花等战斗。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我们自己的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党的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了。全军上下士气很高。
从此，我同毛泽东同志的接触就多了。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幽默风趣。常常来到青年人中间，给大家讲解发动农民搞土地革命，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的重要意义。以后，大家对毛泽东同志就更加敬仰和佩服，称他为“孔明”，每次见到他时，都高兴地说：“孔明来了。”
在六月下旬，湖南省委派代表杜修经带来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要红四军主力打回湘南。当时，毛泽东同志在永新召开了特委、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定，不去湘南，继续留在井冈山作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工作，并向省委写了报告。杜修经当时也参加了这一会议。会上他并无异议，会后他却利用二十九团部分官兵家乡观念浓厚的情绪，诱导他们并力主打回湘南。据说当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反对去湘南时，杜修经竟当面指责：“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由于杜修经以钦差大臣自居，迫使红四军主力成行。当时，毛泽东同志不在我们驻地，但他曾写信给朱德、陈毅同志坚决反对这一行动。朱德、陈毅同志虽也做了工作，但未能阻止住。
这时，留守井冈山的红军只有一个营。不久，敌人以数倍于我的兵力来进攻。部队采用毛泽东同志的战术，英勇抗敌，打得敌人狼狈逃窜。
当黄洋界保卫战取得胜利后，部队中有几个秀才仿照京剧“空城计”的唱腔编了一段“空山计”，把毛泽东比喻成孔明。有几句唱词我至今还记得：“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众三军。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这几句唱词，在部队流传甚广。
在我们下山后，毛泽东同志很不放心，当听说二十八、二十九团在湘南吃了败仗后，立即亲率三十一团一个营到桂东接应我们。一天，我和文书李兆魁正在吃饭，看到窗外有部队走过。我们赶紧出来，一问原来是毛委员派来的，心里格外高兴。
杜修经对“八月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同志看到他时，批评了他。可他认错并不深刻。毛泽东同志给中央、湖南省委的信中说，请以后不要再派像杜修经这样不懂事的学生娃子来。不久，杜修经搞地方工作去了。同他一块来的少共湖南省委代表朱玉湘留了下来，上了井冈山。
“八月失败”使我们丢掉了二十九团，剩下部队不到一百人。团长胡少海到二十八团当了营长，我到二十八团任党委秘书。一天，我正在路上走，迎面碰见毛泽东同志。他亲切地问我：“你也回来了!”我说：“那时我就不同意去湘南的。我是拥护你的建立根据地的思想的，也曾同他们争辩过。他们骂我怕死，连家乡都不要了。”毛泽东同志又很关心地问我工作分配没有，当我告他已分配了时，他很高兴，嘱我要好好工作。
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部队有了很大发展，一些规章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了，如：“进一步宣布革命军队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支部建在连上、小组建在班排”，“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在军事斗争上，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讲解“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的军事斗争原则时，还形象地比喻说：“这就象渔翁打鱼一样，撒网就是把部队分散下去，收网就是把部队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干什么？抓鱼。”生动幽默的比喻，辅以手势，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对于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毛泽东同志提出采取波浪式前进，不搞同时开花，以免群众受到损害。
井冈山上的毛泽东，既是我们尊敬的师长，又是普通一兵。他常常同普通战士一样，下山背粮，还经常在黄洋界山上的一棵大树下休息，并且喜欢讲些笑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忘记了疲劳。他以身作则遵守红军的规定，夜里写作时也只点燃三根灯蕊。他还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模范。有次开会时，毛泽东和毛泽覃有了意见分歧，毛泽覃走了出去。毛泽东有些火了，追上去说：“站住!”毛泽覃边走边说：“共产党不是家长制!”听到这话，毛泽东收住了脚步。事后，毛泽东同志为此多次做自我批评，说：“我得罪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毛泽覃，这件事，对大家教育很大。
毛泽东同志有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深刻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既反对陈独秀的把人民武装拱手让给敌人的右倾投降主义，又反对李立三的攻打大城市的“左”倾盲动主义，同时也反对照抄苏联革命的模式。他认为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发动农民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创立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些思想。我们党的三个法宝：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运用自如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后来革命的发展很重要，可以说，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就从这里升起!
1929年1月初，前委、特委在井冈山茨坪召开会议传达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上海党中央派遣秘密交通员把会议文件送到井冈山。当时，谭政同志和我把文件誊写、油印出来。会议对决议讨论得很热烈认真。尤其是陈毅、何挺颖、宛希先等同志发言最积极。毛泽东同志说，中央六大决议是正确的，但对中间阶级、对富农问题处理不够妥当。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前委、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会上研究了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的对策，即确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打入敌后，以解井冈之围，解决经济困难；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为主的部队留守井冈山。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下了山向赣南前进。
当时，二十八团团长是林彪，三十一团团长是伍中豪。我在军事委员会任秘书。下山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未能按予期目的进行，红军打了几次恶仗。
大瘐(现大余)战斗时，开始红军进入大瘐县城时无敌军设防，红军不费一弹占领了大瘐城。当时召开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开展群众工作。因大瘐县城是个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的地方，当赣敌李文彬旅逼近大瘐城时就没有人来向红军报信。另外，因二十八团侦察警戒的疏忽，所以当敌进攻时，仓促地投入了战斗。后来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林彪未组织部队猛烈回击，却神色惊慌地跑回来，脚步还没停稳就向朱德敬了个礼：“报告军长顶不住了，怎么办？”朱德同志盯了他一眼，正要说话，毛泽东同志站了起来，看了林彪一眼，就大声在阵地上喊话：“同志们，这个仗一定要打，一定要打好，一定要把敌人打垮!”可惜，已经太晚了，这时，敌人的子弹已经“噗、噗、噗”地打到我们身边，地里冒起阵阵黄土。形势危急!朱德同志一面要林彪继续组织部队抵抗，一面赶快转移指挥位置。我们转到了一个城墙边，朱德、毛泽东同志严密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不一会儿，部队完全垮了，象波浪一样往回涌来，真是“兵败如山倒”啊!
仓促之中，朱德和毛泽东跑散了。我和毛泽东同志一路跑。许多战士从我们身边跑过。我们后面黑压压一片人。毛泽东同志边跑边问“欧阳毅，后面是我们的人，还是敌人!”我看到是敌我混杂，便含糊其辞地说：“没关系，我们赶快跑!”毛泽东同志个子高，腿长，我也好运动，所以不管是涉水和跳沟我们都跑得很快，终于脱离了虎口。我们按前委会原来的决定，如有情况，到乌迳集合。毛泽东、朱德同志两路人马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在乌迳汇合，大家很高兴，也很疲劳。
当部队刚刚休息下来，晚十二时许突然接到地方上一个党支部派人送来的情报，说敌人已经追上了我们，准备在拂晓消灭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部队决定连夜转移。当即由送信人带路，部队分多路纵队出发。为了不使敌人发觉，要求部队不能发出任何声响。这样，很快就脱离了险境。结果，次日敌人扑了个空。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谈到这件事，说是一个地方党支部、一个人、一封信，救了我们党，救了整个红军。
后来，我们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时，又遭到了敌人偷袭，军部险遭覆灭。这次敌人来得隐蔽，非常凶狠。刚一接火，我们警戒部队就被打乱了，大部分人放弃了阵地，只有少数人在抵抗。一看形势不好，军部机关便开始转移，但就是不见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同志撤出。我心急如焚，边跑边喊，要部队顶住，但却不听指挥。这时，道路已被敌人火力封锁，我只好从稻田地里向山上跑。这里是水田，一脚踩下去，就被泥巴粘住。脚再拔出来时，鞋子已掉下来。幸好有鞋带系着，就拖着鞋子跑。跑着跑着，还被绊倒了，身上沾满了泥巴。也顾不得这些了，只想着赶快找人来救朱军长和毛党代表等。跑到山口时，正碰上同乡彭睽同志，他是连党代表。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彭睽，赶快组织火力支援，朱军长、毛党代表他们还没有撤出来!”他一听，抬手就是几枪警告，同时高喊：“同志们，我们要顶住，军首长还在后面，一定要掩护军首长!”一下子部队稳定了许多。他们和其他部队一起死死堵住山口，向敌人猛烈还击，才使朱德、毛泽东、陈毅同志得以脱险。但朱德同志的革命伴侣伍若兰同志却负伤被俘，后被残杀；朱德同志的四挺机枪，也被敌人搞掉了两挺。事后，我想，这次如若不是彭睽同志及其他同志指挥有方，使毛泽东、朱德同志脱险，其后果真不堪设想!同时，也想到，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就是这样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
这几次出师不利，败走麦城，使大家心里憋着一股劲，寻敌报仇的情绪很高。不久，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率领下，我们在大柏地打了一个大胜仗。全歼刘士毅部两个团，缴获枪支很多，背不了的都丢到河里去了。毛泽东同志下令，从军长到伙夫，每人都要背一支枪。他虽然感冒头疼，头上裹了一条白毛巾，但以身作则也背了一支长枪。一九三三年夏天，我们又路经此地，毛泽东同志为纪念上次大柏地战斗，填了一首词《菩萨蛮·大柏地》。词的下阕写道：“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这的确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大柏地战斗后，我军乘势攻下宁都，开到东固休整两周随后转辗向闽西进军。在长汀附近又歼敌一个旅，击毙了旅长郭凤鸣，红军名声为之大振。在很短的时间内，红军迅速扩大到了一万多人，编为三个纵队。我在一纵队任党委秘书。随着部队的扩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随之蔓延起来，损害了部队的战斗力。加上毛泽东同志受到排挤，一度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招致了红四军出击东江战斗的失利。
1929年12月中旬，为了克服红四军内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准备召开一个会议。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同志，从白天到深夜，在他的住所一次又一次地召开由支队、大队领导干部和战士代表参加的各种类型的调查会、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同志不断发问，亲自作记录，同与会同志进行热烈讨论，共同分析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原因，研究纠正
的方法，并帮助大家分清哪些是无产阶级思想，哪些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同志把这种调查方法称之为“请进来”。不仅如此，他还同陈毅同志一块冒着山涧凛冽的寒风，深入到部队的各个驻地，从这个大队步行到那个大队，分别召开战士调查会，鼓励广大红军战士起来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同时，他还主动征询老乡对红军的意见和要求。毛泽东同志又把这种调查方法称之为“走出去”。当时，我和谭政同志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记录、笔记整理出来，连同会议文件一起油印、装订，准备下发与会代表。
1929年12月底，古田上空瑞雪纷飞，使山川大地披上了素装。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了。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政治决议案的报告，还多次讲了话。朱德、陈毅同志也分别作了报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这次会议的成功，对我军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对此党中央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毛泽东复职仍任前委书记后，红四军“政治领导核心已确立”，“可使中央放心”。
古田会议刚结束，毛泽东收到了林彪写给他的《新年贺信》。信中，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很悲观，对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缺乏信心。因此，他建议毛泽东采取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这实际上是流寇主义。毛泽东同志接到信后，思考了几天，终于在1930年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我收到的。看后，知道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林彪，我没有直接交给他。而交给了纵队党代表彭祜(以后叛变)。当林彪看过此信后，脸色郁闷，没有吱声，顺手把信放在桌子上。当时，为了教育部队，便把信印发下去供大家学习。后来，毛泽东同志决定将此信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式发表。在发表时，又作了修改，删掉了林彪的名字。
到了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宁都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又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调后方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到汀州福音医院，一面养病，一面作社会调查，并攻读马列主义理论。这时，中央政治保卫处已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归党中央和国家主席双重领导，我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秘书长。当时陈正人同志也在福音医院养病。我也住了一时期医院。福音医院院长是傅连暲。毛泽东同志曾约陈正人、傅连暲和我去吃饭。他显得非常豁达、乐观，在谈论时局外，还不时讲些笑话。我和贺子珍同志早在井冈山上就认识了，所以常去看望毛泽东、贺子珍同志。在他们的住处，我曾看到毛泽东同志在一些重要文件上所作的批注和划的杠杠。房内摆着许多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如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毛泽东同志作短期休养后，即回到中央政府，以全力投向苏维埃政府的建设，使苏维埃各项政策、制度，逐步建立、完善起来，各项工作不断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央苏区一至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同志直接指挥下取得的。如第一次反“围剿”，把敌人从总指挥张辉瓒到伙夫、马夫全部一网打尽。张辉瓒是我们第十师俘获的。祝捷大会上，把他推到台前宣布其罪行。以后兄弟单位开祝捷大会后，不知谁把他的头砍下，装在木盒里，顺水漂到蒋管区去了。第二次反“围剿”时，有人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经过毛泽东同志做工作，坚决进行反“围剿”斗争，结果在15天内，横扫七百里，打了五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取得伟大的胜利。第三次反“围剿”，取得的胜利则更大。第四次反“围剿”时，虽然毛泽东同志被夺去了军队的指挥权，但错误的军事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周恩来、朱德同志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的艺术，所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每粉碎敌人一次“围剿”，苏区版图就扩大一次。中央苏区根据地确实是一片兴旺景象。当时，群众曾流传“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这是苏区群众的自豪感和对毛泽东同志指挥英明的赞扬。可是，1933年7月，蒋介石纠集了一百万军队对我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时，“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路线发展到了顶点，博古他们不懂军事，就把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当成太上皇，他们说什么“中国已经存在直接革命形势”，这次反“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分兵把口，处处设防，消极防御，死打硬拚”等口号。林彪也跟着他们一伙鼓吹“短促突击”等拚命主义方针，反对毛泽东同志“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是在他们错误的路线指导下，使红军东堵西挡，完全陷于被动地位。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他们在政治上实行极左政策。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不久，发生了一件震撼蒋家王朝的大事件，就是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它主张抗日反蒋，主动和我们讲联合，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同我们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其中拟定给予红军以枪支、弹药、物资等援助。为运输的方便，要求红军建立一个飞机场。当时，我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军委任命我为飞机场建筑委员会主任，下设几个处，冯达飞同志任工程处长。有一次，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他指示说：这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良机，你们一定要把这一有特殊意义的飞机场修好。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带领红军战士和民工日夜奋战。高质量地提前完成了任务。周恩来同志到机场视察后非常满意，并准备了奖旗嘉奖我们。可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者拒绝与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联合作战。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从军事上利用福建事变去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后十九路军又派了一位代表前来谈判，有一次还列席了我们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有人当面指责说：“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第三势力比反革命蒋介石还反革命”。他这样一骂，弄得那位代表非常难堪，脸色红一阵，白一阵。
当时，毛泽东同志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他已被夺了军权，仍然与“左”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斗争，并提出了不少英明的主张。他曾向中央建议：“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可是，临时党中央根本听不进去。因此，当蒋介石进攻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时，他们采取了坐山观虎斗和见危不救的态度，使敌在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十九路军之后，又很快集中力量来对付红军。到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虽经一年的艰苦奋战，也未能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苏区和红军遭到严重损失，终于被迫作战略转移——进行长征。所以长征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者造成的。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又惊慌失措，转变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出发前，不作深入的政治动员，行动计划只传达到师一级干部，下面稀里糊涂。转移时又不把握时机，主动歼敌，而是搞坛坛罐罐“大搬家”式的逃跑。对这种逃跑式的搬家，毛泽东同志形容为“叫化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只要狗咬不着就行了，根本不想把狗打死。那时，“左”倾机会主义者，正是这样，根本就不想消灭敌人，也没办法去消灭敌人。中央红军经过了三个月英勇奋战，付出了很大牺牲，才冲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就是突破湘江的一仗)。这时，八万多人的部队，过湘江后只剩下三万余人了。我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被敌切断未能过江竟全军覆灭。“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使红军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红二、六军团已向西进到湘鄂川黔边界地区，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长征开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把希望放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上。蒋介石为了阻挡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调来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堵截去路，妄图“围歼”中央红军。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坚决主张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尽管博古、李德仍坚持要去湘西，但这个正确主张得到了中央军委大部分同志的赞同。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黎平，并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草打)等地。1935年1月，红军英勇作战，强渡了乌江，解放了黔北重镇遵义城，使中央红军脱离了险区。
在渡乌江时，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在躲避飞机时失踪了。当时军委指示五军团设法寻找。钱同志是长期做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干部。早在上海时曾在党中央担任保卫工作，中央苏区时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任侦察部长。当然，他掌握着党和红军的很多重要机密。毛泽东同志很重视此事，他不但知道钱同志掌握着重要的机密，而且也了解他是个多才多艺的干部。所以他指示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当时五军团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我同钱同志在保卫局共过事，我很为他的安全担心，接受任务后，迅即带一保卫部队，返回河对岸寻找了一个多小时，终未找到。这对革命是一很大损失。后来到延安，才知钱壮飞同志是被土匪绑去了，他在危难中曾写信给在上海的妻子设法营救他，但其妻子也没有办法能营救得了，结果，钱壮飞同志就被土匪杀害了。至今我还深深怀念这位为党作出过贡献的老战友。
中央红军在强渡乌江脱离险区之后，红军中广大党员和指战员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教育，深深懂得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大家热切盼望毛泽东同志回到领导岗位，继续领导全党，统帅红军!而王明博古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极大恶果，越来越引起大家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撤换他们的领导职务。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稍后，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组成的三人小组直接指挥全军，结束了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这是经过多少流血牺牲，花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遵义会议，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它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它“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线阵地”。遵义会议，是我党和我国革命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是我党从幼年的党转到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就一直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指挥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巧妙地调动敌人，迅速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长征中四渡赤水，毛泽东同志用兵如神，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出奇制胜的战略思想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长征中，我红五军团的任务是掩护全军实行安全转移的战略任务，一路都是打的后卫阻击战。因此，对路线的正确与否，感受最深。遵义会议前，我们后卫，天天挨打，最艰苦，最疲劳，损失最大，补充最小。部队官兵意见很大。特别恼火的是对那位“独立房子先生”的插队。所谓“独立房子先生”，就是那个太上皇李德，他住的房子，是个四边不靠的一座独立房子，大家讽刺称他为“独立房子先生”。遵义会议前，他在行军中插队，大家敢怒不敢言。但遵义会议后，他再插队时，大家就嘘吼他，从此他就不敢插队了。
在四渡赤水过程中，五军团仍然是后卫，但指战员情绪非常高涨，夜间行军，白天战斗，吃不上饭，睡不成觉，一夜走八、九十里。有的病员说：“要是在几个月前我早垮了，那时心里不明白呵!现在明白了。跟着党走没有错，这点病不算什么，一定能胜利走到新的根据地!”为了掩护主力渡金沙江，我五军团奉命在石板河一带阻击敌人。利用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人每天最多只能前进七、八里。打到第五天，敌人两个纵队云集山下，形势逼人。当时，五军团个别领导采取怀疑态度。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为此派李富春同志来到我们五军团，在高干会上，他告诉我们说，现在只有皎平渡一个渡口，而且只有几只小船可以渡江。毛泽东同志正在亲自指挥数万红军日夜渡江。现在已渡过三分之二，只要再坚持三天三夜，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即要宣告破产。最后李富春同志以极其坚定的语调说：“毛泽东同志要我告诉同志们，中央相信五军团定能完成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毛泽东的指示传到部队，化成了无比坚强的战斗力量。战士们说：“人在阵地在，坚决完成任务!”“告诉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五军团打光了，也要掩护主力安全过江，不要说三天三夜，就是十天十夜也守得住。”我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当我们撤出阵地，一口气跑了五十里赶到江边，渡过金沙江，把几支小船烧了，以后敌人赶到岸边，只好“望洋兴叹”!过江后，我们在会理附近和一、三军团会合，进行了短期休整。当时五军团政治部文化科科长黄镇同志编了一个活报剧《一只破草鞋》，由军团“猛进”剧团演出，在全军会演中获得一等奖。这个剧生动地歌颂了毛泽东同志指挥的英明，使红军在十分艰难危急的情况下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也深刻地嘲讽了蒋介石这个笨蛋，指挥数十万人马，跋涉数千里，尾追我军到金沙江边，却毫无所得，只拾到我们战士穿的一只破草鞋。同时，也说明当时红军政治、文化生活十分活跃，在那样紧张的战争环境中，短短几天就自编自演了这样的节目，表现了紧张的战斗作风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我们从亲身经历四渡赤水的整个战斗中，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全局在胸，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巧妙地隐蔽我军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力争主动，力避被动，真是用兵如神。四渡赤水之战，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伟大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是我们学习运用辩证唯物论指导战争的光辉典范。
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当时担任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对变化着的战争实际视而不见，极力反对毛泽东关于寻求新的机动作战的方针。一渡赤水后，林彪抗拒军委关于向扎西集结的命令，提出“弄清我们在何处，再给我们命令”，并要军委和红军主力向他靠拢。在毛泽东同志的多次批评督促下，林彪整整拖了四天，最后才不得不带动部队向指定地区集中。二渡赤水后，林彪夸大困难，不敢打娄山关和向娄山关以南地区实施迂回包围。当红军占领娄山关等地后，他又抗拒军委指示，不敢直追逃敌，直下遵义。在渡金沙江前后，林彪公开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甚至说毛泽东的指挥是“鞋底板擦油，会拖垮部队”，“现在领导不成了”，要彭德怀出来指挥。并写信要挟党中央撤换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的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林彪的这些错误作法，在会理会上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严厉批评。毛泽东说：“毛孩子，懂得什么!”这就是批评林彪的。关于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问题，1972年，我被林彪反革命集团关押五年之后，第一次看到朱德同志时，朱德同志还亲自向我谈过这事。
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中央苏区、长征中的伟大革命实践，这里我所记述的仅是片断回忆，他在中国革命危难时的伟大历史功勋，是永垂史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