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他光辉的也充满波折的一生。
我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一名红军老战士，从1969年起又曾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四年多，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记叙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前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史实，作为对一代伟人的纪念。
我是1969年7月由党中央决定调到北京工作的。当时我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开始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又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记得到北京后没几天，总理就带着我去见毛主席。第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坐在一起，心情既激动，又有些紧张。毛主席随手拿起总理放在桌上的眼镜戴了一下，问我戴不戴眼镜，就这样亲切地开始了同我的谈话。谈话中，主席向我讲了党的斗争历史，还问我看什么书，并且谈到可以看看《红楼梦》、《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在总理向主席谈了对我的工作安排后，我感到担子太重，提出职务太多，安徽和南京的工作是不是免掉。毛主席说：“一个也不要免，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面搞调查研究。”后来，我一直是按主席的这些指示去做的。
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我到生产落后的安徽淮北去搞调查研究将近一个月。接到会议通知后，就从安徽直接上庐山。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那天，是毛主席主持会议，周总理宣布了会议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按宣布的程序，下面应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可是这时林彪讲话了。当时认为，虽然总理宣布的会议程序中没有列入这一项，但林彪是党的副主席，他要在康生前面发言，也是正常的事。林彪在讲话中大谈毛主席的天才，说“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是这次宪法的一个“特点”。这种领导地位是“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等等。林彪讲话后，当天晚上在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的会上，吴法完突然提出要全会第二天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讲话。会议也就作了这样的安排。
第二天在各组讨论中就出现了问题。林彪一伙按事先密商的口径，照叶群的部署，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要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正式提议，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政治局的同志都知道，林彪不会不知道，但为什么他在这次会议上又重提此事呢？原来林彪认为，毛主席早在1959年66岁时就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70年已77岁，不可能再重当国家主席。只要有了这个职位，毛主席不当，就会轮到自己了。林彪想当“国家元首”，“国家元首”这个词就是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讲的。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很早就作了准备。上庐山后，他们又急急忙忙拼凑了一些语录，经陈伯达选阅后，连夜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了一些人。林彪讲话后的第二天，除叶群部署她手下几员大将在各组鼓动外，陈伯达在华北组作了一个发言，其中讲到：“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陈伯达为了尽快配合行动，将发言稿作为华北组2号简报，于25日一早就发到了与会者手上。
据后来揭发出的材料，林彪在听秘书读简报后，高兴得笑起来，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份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大家都以为林的讲话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陈伯达是中央常委，他的发言份量很重。所以这份简报一出，会议整个气氛都变了。会上会下议论纷纷，会议日程全被打乱，而且矛盾激化到要毛主席亲自作出裁决的地步。
会议下一步如何进行？大家十分关心。
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各大组长也参加。毛主席采取断然措施，在会上作了三项指示：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毛主席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毛主席的批评很重，形势急转直下，大家终于明白，这次声势不小的风波绝非偶然。
几天后总理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我回北京主持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把黄永胜换上山来开会。李先念同志也回北京，换回纪登奎同志上山参加会。随后我和先念同志乘汽车到九江，等北京来的飞机。不久飞机来了，黄永胜、纪登奎下了飞机，我们就乘那架飞机返回了北京。
回北京后，山上的有些情况当时不太了解，是后来才知道的。9月1日毛主席在庐山写的《我的一点意见》送到北京后，我仔细看了几遍。毛主席的这篇文章，点出了事情的性质，公开批判了陈伯达，但对林彪还是采取“保”的态度，给他以觉悟认错的机会。
庐山会议后，中央责令吴法宪等人对庐山的事写书面检查。毛主席看了他们的检查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70年10月14日在吴法宪的检查书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1970年4月15日毛主席在叶群的检讨书上批评叶群：“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这最后一段讲政策的话，是毛主席当时的指导思想，后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主要是要让他们认识错误。
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决定召开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从1970年12月22日开至1971年1月24日。会上周总理代表党中央，系统地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我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毛主席在我的任命宣布前亲自和我谈了话。
在华北会议基础上，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带着我和黄、吴、李、邱去北戴河看林彪。总理告诉我，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到北戴河见了林彪以后，他只是表面上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从北戴河回北京后，总理又带我们一起去见了毛主席，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对林彪的态度，毛主席满脸不高兴，但当时因有黄、吴、李、邱在场，他没有说什么。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99人参加，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了会议。29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会议上做了总结讲话，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分裂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毛主席的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底，七个多月中，林彪对他在庐山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毛主席多次给他机会，让他下台阶，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越走越远，终于发展到走向反革命道路，自绝于人民。
经过批陈整风运动，毛主席从大量揭发材料看出，林彪一伙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十分可疑，他决定去南方视察，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南方巡视。他先到武汉，然后到长沙、南昌、杭州，一路会见了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毛主席在南巡讲话中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讲了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并着重讲了1970年庐山的这场斗争，指出：“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员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说，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还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回北京以后，我还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毛主席的这些谈话点出了庐山会议事件的反党性质，对林彪一伙公开严厉地进行了谴责。
毛主席8月31日到南昌后，获悉林彪集团骨干分子周宇驰曾到江西把一辆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进一步引起了警觉，于9月3日，离开南昌到达杭州。
毛主席沿途找各地负责同志谈话时，一再强调他的谈话不能传，可是9月5日当李作鹏因外事活动到武汉时，刘丰却把毛主席的谈话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于第二天一回到北京，就将此信息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就在电话上告诉了叶群。9月5日深夜，林彪在广州的爪牙将毛主席讲话内容密报北京的于新野，于记了十五页，在9月6日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送给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两路来的消息如晴天霹雳，使林彪一伙吓得失魂落魄。惊恐之余，狗急跳墙，他们决定下毒手谋害毛主席。
9月8日，林彪亲自用红铅笔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同时叶群给黄永胜送去密封亲启信件：“现在情况很急，我们决定在上海动手。”后来审判罪犯时，他们供出林立果和同伙研究谋杀毛主席的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O火箭筒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二是用100毫米口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带上手枪，在毛主席接见时，在火车上动手。
毛主席到杭州后，叫把专列转移到绍兴。9月10日，毛主席突然决定下午走，也不要人送行。离开杭州3个多小时后，到了上海。他没有下车，叫人打电话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第二天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就由人领着他的汽车直驶毛主席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完话，叫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吃饭。汪东兴送走他们后，刚回来，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先发前卫车。”从9月8日到11日，林立果、周宇驰一伙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小平房里，一直在策划谋害毛主席的方案：有提出在上海虹桥机场放火“乘乱干掉他”；有提出用火焰喷射器烧；有提出用飞机轰炸。还有一个方案是在苏州硕放铁路桥炸火车……此一方案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毛主席的专列已安全通过硕放桥，飞驰北上，一路不停。通过了蚌埠——济南——到了天津。毛主席叫停车，嘱咐随行的张耀祠：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火车站来见我。我们在1971年9月12日12点，在丰台火车站专列上见到了毛主席。汪东兴同志也在座。毛主席长途南巡归来虽然一路疲劳，而且思虑着同林彪一伙斗争的大事，但他精神很好，和往常一样，谈话十分幽默。他先问了我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随即转入这次接见的正题。他说：“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他讲了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接着又说：“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是有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指《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顶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这时，毛主席对着我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问他们要，一年说三次，‘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毛主席指的是他们不发“天才论”语录给我的事。我在一次会上提起过，毛主席当时就说：“你向他们要呀!”他一直记得这件事。毛主席又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这句话已等于点林彪了，最后毛主席要我去执行一项任务：调一个师来南口。当时毛主席不但十分警惕，而且已作了具体部署，对林彪一伙可能搞武装政变的最坏的情况都估计到了。离开毛主席，我立即部署了一个师的调动。
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大事。
9月12日晚上，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会议由总理主持，讨论他即将在四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黄吴李邱也参加了会议。
10点多钟，北戴河林彪驻地的警卫部队直接给总理打来电话，说林豆豆报告：林彪、叶群、林立果要坐山海关的飞机外出，时间是明天(13日)早上6：00，目的地是广州……。黄、吴、李、邱是他们一伙，预定明天上午从北京同时起飞。总理对这一情况的出现，也十分意外，他紧皱眉头，叫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总理立即向吴法宪查问：空军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是怎么回事？并要飞机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吴法宪支吾回答，向总理报告了假情况，说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总理命令：“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马上回来。”
这时林彪、叶群得知总理查问三叉戟飞机的事，更加惊慌，为了掩盖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在晚上11：22分，叶群故意给总理打电话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总理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下动？”叶群答：“空中动。”总理又问：“你那里有飞机吗？”叶群说：“没有。”叶群一句话露了马脚。总理这时已知道山海关不但有256号三叉戟，还有几天前他们调去的一架伊尔—14。叶群的撒谎，证实了他们企图南逃的阴谋。总理立即打电话给李作鹏：(因山海关机场归海军管)“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的命令才能飞行。”而李作鹏却将总理指示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这时总理不断进进出出，我知道有些新的情况发生了。
到9月13日零点32分，北戴河的警卫部队报告，林彪不顾警卫部队阻拦，已乘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了!山海关机场曾三次报告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竟然没有下令阻止起飞。总理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出去打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并请示了一些事情，回来后立即对我说，林彪乘飞机逃跑了!命令我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他坐阵指挥，随时报告情况。总理指示我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开。实际上，我五天五夜都没有离开空军司令部。同时，总理派杨德中同志随吴法宪(监视他)去西郊机场掌握情况，派纪登奎同志去北京空军司令部。总理还发布了“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我的汽车急驰空军司令部，下车后我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并找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这时，我看到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标志的亮点正向北移动。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
总理曾问调度员：“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回答说：“能听到。”
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总理说：“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调度员报告总理：“他不回答。”
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又调转方向往北飞的。
我和梁璞紧张地注视着荧光屏。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我问他：“有什么特点？”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我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前。这是空军指挥所，桌上装有直通总理的红机子专线电话，我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到达地点等等情况向总理汇报。当我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告诉我，已请示了毛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那架飞机出了国境。我及时报告总理。
凌晨3：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我立即报告总理，他请示毛主席后，指示说：“要它迫降，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走!”我命令北空起飞了八架“歼6”拦截，迫使直升机回头，迫降在怀柔境内。周宇驰打死了架机回返的陈修文同志后，与于新野自杀了，李伟信被活捉。林彪乘的飞机飞出国境以后，将会有什么结果？我们都十分担心。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往苏联，毛主席、周总理都商量好了应付一切由此而引起的事件。
林彪出了事，必须以最快速度告诉各地领导，方能应付意外事故的发生。总理亲自向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情况，讲得既清楚又含蓄。
待一切安排妥当，总理已五十多个小时没休息了，到了9月14日下午2点，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使馆特急电报，只好把总理又叫醒。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林彪所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已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后，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我连夜组织搞清查工作。根据李伟信的供词，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大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其中有谋害毛主席的计划《“571工程”纪要》，另立中央南逃人员编组名单等等重大罪证，我即派专人送给了总理转呈毛主席。
这时空军成立了由曹里怀同志等组成的五人小组协助我工作。在清查工作中，毛主席十分强调掌握政策，再三指出死党只有那么几个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分析历史条件，林彪当时是副统帅，大家搞不清他的阴谋。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改了就欢迎。
甚至具体地说：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他们是组织派到那里去工作的嘛。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使清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从1971年12月到1972年1月，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之一、之二、之三等文件，向全国人民彻底揭露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
回顾这段历史，我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对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大历史贡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识破了林、陈反党集团的阴谋，但仍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耐心的教育和仁至义尽的挽救帮助，但林、陈反党集团的一伙人不思悔改，最终走上穷凶极恶，准备搞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的罪恶道路，值此危急时刻，毛主席亲自到南方巡视，接见党政军领导，不但在要害地区完成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防范，而且机智地脱离了险境安全回京。林彪集团见到一切阴谋诡计均被粉碎，最终选择了仓惶叛逃的道路，落得个摔死异国的可耻下场。
“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对“文革”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事情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亲自着手纠正一些过“左”行为，如指示尽快尽多地解放干部。林彪搞“战备疏散”给弄到外地去的老帅和老同志们，也都先后请回了北京。
朱德同志回北京后，总理和我陪同他去见毛主席。毛主席见了朱总就说：“人家说你是黑司令，什么黑司令!你是红司令嘛!”
林彪摔死后，毛主席让叶剑英同志出来主持军委工作，解散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由叶帅主持。毛主席交待这项任务时，也是总理和我陪叶帅去的。毛主席见到叶帅后，当面向叶帅否定了所谓“二月逆流”的说法。以后又在公开场合多次讲了这个问题。
这之后，毛主席又亲自批示了大量解放老干部的信件和申诉给我，让总政办理。在周总理、叶帅领导下，我们做了艰巨的工作，顶住了“四人帮”的阻扰，使得军队大批高级将领得到解放。
“四人帮”粉碎后，到1980年11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陈伯达、黄、吴、李、邱及王、张、江、姚等一伙罪大恶极的罪犯，终于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分别判刑。
历史又一次证明，一切反人民的罪人，都逃不脱人民的惩罚，这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