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有的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有的借丰厚的著述流传千古，有的凭精湛的技艺长存于世。但是，只有一个人，他以伟大的智慧和胆略，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
培育了亿万人民，造就了中国的今天，还将继续影响中国的明天；他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没有他，中国人民很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苦斗。他的功绩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人们将千秋万代景仰和怀念他。他，就是毛泽东。
一
我在家乡小学读书时就听说过毛泽东。那时，湖南正处在大革命的前夜，共产党员韦汉等人在江华县开展革命活动，在县立高小建立了学生会组织。韦汉经常召集我们这些学生会干部讲述革命的道理。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湖南有个毛泽东，是共产党的负责人。1925年，我考入了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同年，加入了共青团，次年又转入了共产党，对毛泽东同志就知道得更多了。当时，第三师范是湘南革命的摇篮，三师的党组织就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在大革命中，我读了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非常赞成他的观点，对他也就更加钦佩。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1928年5月在宁冈县茅坪村的一间简朴的屋子里。那时，毛泽东同志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党代表兼湘赣特委书记。我由湘东特委所属的安源调到湘赣特委，任茶陵县委书记。井冈山艰苦的斗争生活，使他有些清瘦，但他那闪烁着睿智的亲切的目光，一下子扫掉了我的局促不安，他身上的那种超凡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缩短了我们之间初次见面的距离。他听说我是从安源来的，便关切地询问安源煤矿和我沿途所见的情况，我简要地作了汇报。当时，我斗争经验少，知识不多，有些话还很幼稚，但他却耐心地静静地听着，很少打断我的话，用目光鼓励我说下去。这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同志的谦虚、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话之后，按毛泽东同志的嘱咐，我先去红四军几个团转了几天，然后到了九陇山区的茶陵县委。
1928年6月，湘赣两省敌军向井冈山发动了大规模的联合“会剿”，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下，红军采取游击战术，依靠根据地群众，取得了龙源口大捷，粉碎了敌人的“会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红军利用这胜利后的时机，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正在这时，湘赣敌军不甘心失败，又准备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而湖南省委却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要红四军向湘南发展。毛泽东同志于6月30日在永新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他根据湘南敌军强大的情况，认为红军前往湘南是危险的，决定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粉碎敌军的“会剿”。但在二十八、二十九团打下酃县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却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议，利用红二十九团部分官兵的乡土观念，煽动诱惑部队离开酃县，向湘南进发。毛泽东同志接到陈毅同志的报告，非常着急，立即通知我从宁冈赶到永新。他向我介绍了紧迫的形势，让我送信给率二十八、二十九团的朱德、陈毅同志，要他们按原计划打茶陵，或佯攻茶陵，转回永新来，同三十一、三十二团一起消灭根据地内的敌人，粉碎敌人的“会剿”。他还说，这件事只有让你去，因为你是茶陵县委书记，可以配合主力攻打或佯攻茶陵。并一再叮嘱，湘南是去不得的，敌人太强大，去了必定失败。7月17日，我拿着毛泽东同志的信，带着县游击大队，从永新城出发，经宁冈县城到湖南酃县县城，一天一夜越两省三县城，跑了130多里，在县城的一个大庙里见到朱德、陈毅同志，交上了毛泽东同志的信。第二天，部队出发往回走，过沔渡河时，二十九团的官兵硬是不过河，非要去湘南。经过再三说服劝告，就是不听，在此情况下，二十八团也被迫跟着南下。我只好回到宁冈。后来二十八、二十九团与范石生部战于郴州，先胜后败，二十九团即自由行动，散回宜章老家。这一行动使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而根据地内，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也遭到挫折，面积缩小三分之二，人口减少十之八九。史称“八月失败”。
红军粉碎敌人第一次“会剿”的胜利和八月失败，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根据”的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1928年10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其中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他为井冈山根据地制定的战略策略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他在分析八月失败的原因时说：“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
从1928年5月到1929年1月，我在井冈山战斗了八个月，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在他直接领导下的红四军前委工作。在斗争实践中，我逐步理解和认识了毛泽东同志所开辟的井冈山道路，即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而我们党为找到这条道路，曾经付出了血的代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许多共产党人认识到了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党的“八七会议”确立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总方针，开始了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以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的新时期。但是，如何进行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依靠什么力量？这些问题严峻地摆到了全党面前。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只有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暴动夺取政权这一成功的先例。因此，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开始时，仍然仿照十月革命的经验，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如南昌起义，决定起义军南下广东，先取潮州、汕头，以广东为根据地，再行北伐。广州起义，计划固守广州，进而夺取全省政权。秋收起义，也是以夺取长沙为目的。这些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都是以城市为中心，走先取城市后取农村的革命道路，结果都未成功。这不只是哪个人缺乏经验，而是全党也缺乏这个武装斗争经验。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为全党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井冈山根据地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我们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井冈山的斗争经验，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在白色政权的四面包围之中，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这一建立根据地的根本问题，从而为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农村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开端，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独创性贡献。
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认识一致。那时，井冈山被白色政权四面包围，敌人重兵不断“会剿”，物资匮乏，经济困难，军民生活十分艰苦，“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不少人存有疑虑。尤其是在“八月失败”之后，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有的同志不大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甚至留起胡子，表示革命不胜利不剃须。毛泽东同志针对各种思想状况做了大量耐心的工作，增强了我们在井冈山上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决心。记得是在“八月失败”之后，我因病住在大井的红光医院中医部，一天，毛泽东同志来看我，谈到斗争的形势，豪情溢于言表。他说，井冈山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腾云驾雾，有10个镇子，方圆五百多里，蒋介石的南京就没有井冈山大。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占山为王”，到基层去组织、领导农民，竖起旗子来真刀真枪地和敌人干，用枪杆子打出一个天下来。他还充满期望地说，要是我们在武夷山、大别山、太行山、长白山等等都插上红旗，革命的胜利就为期不远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乐观主义气魄感染了我。我说，我小的时候，家乡一带常闹土匪，从清朝到民国，历代统治者不知剿了多少次，总是剿不干净。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群众，有正确的政策，这是土匪所不能比的。既然土匪能够生存，我们也一定能坚持下去。后来，以至我在浙江工作的时候，他还不只一次同我们讲“占山为王”的道理，他说，“我们在井冈山根据地上站稳了脚跟，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又经过来回数不清的小战斗，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没有井冈山人民的支持，没有井冈山做后方休整地，战斗的胜利就没有保障。”所以现在人们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对的。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未能回井冈山，转而向赣南闽西进军，在更大的区域开展土地革命，创建中央红色割据地。在此前后，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拿起枪杆子，学井冈山的办法，靠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数十个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点燃的井冈山星星之火，在神州广阔的大地上到处燃烧，即将成为燎原之势。中国革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沿着井冈山的道路——符合中国国情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克服了一道道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井冈山的红旗插到了北京，插遍了中国大陆的山山水水。
二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武装斗争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民军队建立和壮大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他为这支军队的成长壮大，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
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不足千人的队伍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官兵在政治上处于平等地位，实行民主管理。这为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来的军队都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并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缔造的部队，当然是从属于无产阶级并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要保持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在红军建军的初期，这个建军原则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红四军成立以后，最高指挥权一直属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一切重大的行动，都是由前委作出决策。为了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对群众工作的领导，红四军成立了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由毛泽东同志兼任主任。1929年3月，打下汀州以后，又在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红四军政治部，毛泽东同志仍兼主任，谭震林同志任副主任，我任秘书长。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后，被迫转战赣南闽西，强敌跟追，部队处于动荡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之中，原来就存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就逐渐暴露出来。有些同志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军队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有怀疑，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认为“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该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受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政治部只能对内”等等。这些思想都严重地影响了党对军队领导权的确立。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会议就要不要在前委之下纵队委之上设立红四军军委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表面是要不要设立军委这个组织，隐藏在背后的却是党和军队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根本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党(当时是由前委代表)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七大”虽然否定了设立军委的意见，但一系列原则问题的争论并没有解决，认识未能统一。毛泽东同志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一时未能被多数代表接受。大会在最后改选前委时，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只当选为前委委员，而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同志离开了红四军领导岗位，去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红四军“七大”以后，陈毅同志去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党中央在李立三、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听取了陈毅同志的汇报，写出了对红四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明确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七大”争论的主要问题。陈毅同志根据中央指示邀请毛泽东同志返回红四军复职，主持前委工作。此时，红四军南下广东作战失利，广大指战员也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正确。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的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会前，毛泽东同志在军内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起草了会议决议。大会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总结了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等多项决议，改选了前委，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前委书记。这样，古田会议在实质上已经为“七大”争论的问题作了结论。古田会议决议是一篇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建军的文献，它使红军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基础上。这个决议先后在红四军和其他部分红军中实行，这样，就使整个工农红军完全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几十年来，我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增添了许多新的经验，但其基本精神还是继承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原则。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的任务不仅是打仗、消灭敌人，还要担负筹款、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政治任务。毛泽东同志把它概括为三大任务，以后又进一步明确，军队不仅是一个战斗队，也是生产队、工作队。这是红军同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井冈山和转战赣南闽西的斗争中，我们每到一地，都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即使在情况紧急时，也不忘向群众作宣传。红四军下井冈山时，我任红四军前委秘书兼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职工科科长，后有追兵，前有堵敌，我们来到大庚县，立即开展群众工作。我去工厂作调查，找木工、店员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和各项政策。红军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火种撒到哪里，所到之处，土豪劣绅望风而逃，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赣南闽西大地到处燃起了革命的火焰。毛泽东同志还十分关心武装群众，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经常从主力部队抽调人枪支援地方红军和赤卫队。1929年2月，红四军在东固与地方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毛泽东同志决定派毛泽覃等一批干部，加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党和军队的领导力量，并赠送给红二、四团一部分枪支。当时有些负责人思想不大通，给了些坏枪，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其实道理很简单，地方武装发展了，又会反过来支援主力部队，使主力红军不断壮大。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创立了三级军事体制，逐步形成了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系，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思想，为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巩固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新型的人民军队在内部关系上也同旧式军队有严格区别。毛泽东同志积极倡导在红军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发扬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不准打骂士兵和枪毙逃兵；官兵一致，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提意见的自由；士兵管理伙食，经济公开，结余的伙食尾子平均分配；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民主制度使军队形成了新型的良好的内部关系，促进了团结，增强了战斗力。从井冈山下来时，红军处境非常险恶，敌人穷追不舍，我们有时一天要换好几个地方，甚至连饭也吃不上，但大家没有怨言，上下团结一致，终于从困境中走出来。这是与军内的民主制度，和谐的官兵平等关系分不开的。
红军来自工农，是工农子弟兵，是为工农利益英勇奋斗的大无畏的军队。要保持同工农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必须实行严格的群众纪律。这个纪律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建立在官兵自觉的基础上；第二，它是铁的，不容有丝毫含糊。早在红四军建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军纪军规。但是，由于红军的一部分来源于旧军队，又处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一些同志不大习惯执行严格的纪律，违反纪律的事情时有发生。毛泽东同志对于这种现象，一方面经常进行说服教育，提高大家执行纪律的自觉性；另一方面严肃批评，从严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1929年春节，我军在大柏地消灭了尾追的敌军刘士毅师的一部分，这是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仗打完了，部队宿营，但吃饭却成了问题。开战之前，老百姓都跑光了，部队要吃饭，从哪里去弄粮食？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前委的同志住在一个雇工家里，屋里有两箩谷子，但主人不在。我请示党代表怎么办？毛泽东同志反问我，饭总是要吃的，你说怎么办？我说，只好先把谷子吃了，给主人留个条子，将来归还。毛泽东同志连说，这个办法好。立即通知部队照此办理，吃了房东的粮食，留条子，出布告，以后赔偿。战士们打了胜仗，又有饭吃，都很高兴，司务长也不再为没粮食发愁。大家都说党代表做了好事。朱德同志说，这是逼上梁山，没得别的办法呵!后来，我们再回大柏地时，由军需处按条子赔现洋。老百姓切身体会到，红军真正是自己的军队。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不忘。大柏地战斗后不久，红四军在东固与赣南独立红二团、红四团会师，然后东行至广昌、石城交界的白沙镇。其时，有一猪贩子从石城赶着十几头猪到广昌，被三十一团军需处截留下来，杀给部队吃了。毛泽东同志知道后，立即派人把三十一团军需处处长找来，问明了情况，严厉批评说：“这哪里是革命军队，简直是绿林，这样的军队还能打胜仗？还能战胜敌人？”并且让连夜出布告，四处张贴，公开检讨错误，赔偿猪款。这次，毛泽东同志真是气极了，还接连说要把负责人撤职。
在毛泽东同志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红军的纪律成为上下一致共同自觉遵守的准则。红军既是勇猛之师，又是仁义之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水乳交融。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军所造的谣言，什么“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等等，不攻自破。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戴红军，支持红军，并把命运和自己的军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红军在人民的拥护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不论是在军队建设还是在党的建设方面，执行严格的纪律，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有无严密的组织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纪律，党就会变成一个各行其是的松散联盟，就没有团结和战斗力，就不可能战胜任何敌人。纪律的中心在于自觉遵守，处分是最后的一种办法。在纪律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从这种意义来说，纪律是党的灵魂，有纪律就有党，没有纪律就会亡党。现在，我们的党纪、军纪、政纪和其它方面的纪律比过去完备得多，关键在于严格地执行，在于对违反纪律的现象必须及时严肃处理。否则，就等于没有纪律。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最核心的，就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在军队长期做政治工作，体会最深的就是这一点。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样要坚持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领导的具体方式在各个部门不尽相同，是相对的，但要坚持和保证这个领导是绝对的，不能动摇。近几年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演变，1989年我国出现的政治风波，给我们敲了警钟。血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三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的向背关系着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同志是最早关心农民问题，最早提出农民问题重要
性的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出生在农村，对农民的疾苦有切身的体验和深刻的了解。他在广州和武汉亲自主持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的农民运动干部。他首先提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长期的直接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了湘赣边界以农民为主体的秋收起义，并把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在农村中站住了脚跟。此时，他便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郭据地上来。
中国的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生活非常困苦。据毛泽东同志1927年在湖南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这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在井冈山区，地主豪绅阶级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却占有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永新县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被地主阶级所占有。这种极端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制度，是广大农民生活贫困的经济根源。铲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和建立在这种关系基础上的剥削制度，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我党我军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也必须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把广大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用武装斗争保障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又以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支持武装斗争，这三者的紧密结合，就是工农武装割据。
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就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斗争。红军的策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利用战斗的间隙，迅速开展土地斗争，使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前推进。1928年6月，红军粉碎了湘赣两敌的第一次“会剿”，第三次占领永新县城。毛泽东同志在永新禾川中学(现永新中学)召开了红军连以上干部大会，决定分兵前往边界各地发动群众分配土地。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一部往吉安边界，毛泽东同志亲率三十一团一营往永新西乡一带。茶陵县游击大队也参加了宁冈古城地区插牌分田。
由于处在战争环境，所以要争取时间，突击分田。分配土地，一般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写标语，宣讲革命道理，发动群众。二是做社会调查，深入各阶层摸底了解，掌握当地的土地、人口、地主剥削程度、工商业等各种情况；同时，也因势利导地进一步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宣传。这样做，情况就有底了，群众也提高了觉悟。三是分田地。通过调查摸清情况后，即组织群众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分粮分财物。在分配给农民的田地上插上牌子，写着亩数和该户的名字。牌子一插，农民心里就踏实了。地主手中的剥削凭据——田契、债单统统烧掉。广大农民扬眉吐气，拍手称快。当时土地分配的办法，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打乱平分给农民耕种，一般是以乡或区为单位，按人口不分男女老幼平均分田地，也有不按人口，而是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田地分配后，禁止买卖。土改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还召集我们各县委书记开会，检查工作，交流情况，总结经验。
1928年12月，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井冈山土地斗争经验，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内容基本上如同上述。后来，毛泽东同志讲：“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在当时进行土地分配，没有任何经验，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是难免的。而最主要的是，这个土地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规定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神圣权利，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和4月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兴国土地法》，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和井冈山分田的经验教训，对土地政策作了重要的调整，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土地”。到1930年、1931年，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土地政策，土地归农民私有；分得的田地允许买卖；分配的办法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对工商业也强调保护政策，地主兼营工商业的，只没收其田地封建剥削部分，对其工商业部分予以保护。这些政策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了“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指责和批判，但实践最终证明，它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其基本的政策依据，即源于此。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他始终关注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把农村、农民、农业这三农问题提高到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可以说，农民问题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中的一条红线。
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农业个体经济落后的生产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农村中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任凭这种现象发展，不仅会在农村产生新的剥削，而且会削弱以至瓦解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工农联盟，危及整个政权的基础。毛泽东同志代表了广大翻身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在老解放区变工互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三十多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把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方针，主张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以粮食生产为中心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并且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规划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前景。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宪法”。他号召农民科学种田，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为今天农业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一直在浙江省工作，毛泽东同志多次到浙江农村视察，还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基层搞调查研究。那时，我每年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农村。他指示，地方工业要为农业服务。浙江办的半山钢铁厂、绍兴钢铁厂，当时就是为了解决农机具而兴办的。浙江缺乏化肥，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由陈云同志亲自抓，建立了衢州化工厂。在建厂过程中，有一次我陪毛泽东同志路过衢州，他要去看看工厂，由于各方面条件都不方便，经我们劝阻，他才没去。50年代、60年代建立的这些工厂，至今仍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理论。《决定》指出：“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我坚信，只要我们认真地贯彻《决定》的精神，全党重视农业，真正把农业基础摆在经济建设的首位，我国的农业就一定能够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四
毛泽东同志是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长我十四岁，既是领袖，又是老师和兄长，我为自己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数十年，能亲身聆听他的教诲而感到庆幸和自豪。尤其是他的哲学思想，对我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这不仅由于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写下了象《实践论》《矛盾论》这样哲理极强的哲学专著，而且还在于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真理，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同丰富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成为广大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同志谈哲学是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同井冈山突围下山的彭德怀同志率领的红五军在江西瑞金会合，然后开到于都，前委在这里开会。会议讨论了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和红军的行动计划。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蒋介石同其他军阀相比的特点和优势，分析了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提出我军利用蒋介石抽调在江西的部队参加对桂系军阀作战的机会，在赣南分兵游击，开辟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会后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同志同陈毅、谭震林和我一起在河边散步，毛泽东同志停下来问我们，鱼在水中，是否也要睡觉？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说鱼要睡觉吧，谁也没有看到过；说鱼不睡觉吧，似乎没有道理。我们都没有回答。毛泽东同志笑着说，我看鱼是要睡觉的。鱼在水中游动，总有个休息的时候，光有动，没有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的任何动物，有动就有静，有生就有死。他用这身边的小事，向我们阐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哲学道理，信手拈来，入情入理，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我进入抗大学习。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到校授课，给我印象最深、最有教益的是毛泽东同志讲授的哲学课。
毛泽东同志讲授哲学课的题目是《辩证法唯物论》。他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常常是引用一些通俗的事例，如人手掌上的拇指和其它四指的关系、象棋中的攻防关系、战争中的外线和内线的关系等等，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抗大也有别的教师讲哲学，所用的一些物理、化学的例子，总听不明白。听毛泽东同志这么一讲，就豁然开朗了。我们结束在抗大学习时，哲学课还没有讲完。中央又举办了一个哲学训练班，邵式平同志任班主任。学员都是中央和军委机关以及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还有抗大的部分学员，共一百多人，仍由毛泽东同志讲课。我也参加了这个学习。有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来听课，但有个别人不但不来听课，反而讥讽道：毛泽东懂什么哲学，他讲的是庸俗哲学。在这些人看来，还是出国留洋、啃过洋面包的人懂得哲学，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讲授哲学课，不仅全面系统而又通俗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更重要更深远的意义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了“左”倾错误路线，特别是揭露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实质和对革命的危害。从而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武装了干部的头脑，教育干部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学会一点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大大提高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现在回想起来，过去几十年革命实践中，凡是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辩证法办事，工作就顺利，有成绩；否则，就不顺利，甚至会犯错误。
听毛泽东同志讲哲学课，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它对我以后的革命和人生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我开始懂得一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矛盾。记得我在中央军委参谋部工作时，西路军一些同志陆续回延安，由我们接待安置，送大多数同志到抗大学习。我们还接待安置了一些从其它地方来延安的干部。在工作中，有时同管生活的副官处闹些意见。一次在小组学习会上，我说起四局同副官处有矛盾，闹磨擦，我们要多作自我批评，不能老是认为别人不对。毛泽东同志是军委哲学学习小组组长，也参加了小组会，他听到我这么一讲，笑着说，刚学了哲学就用上了，知道什么是矛盾和如何解决矛盾了。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我因在医院做手术未听到报告。后来，在机关哲学小组学习中，认真读了几遍，感到非常振奋。《论持久战》不仅是军事著作，也是一部不朽的哲学著作，包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我在山东敌后抗战时，带着它，随时翻阅，每次读来，都有一些新的启发。我们还把这本书作为山东根据地政治、军事干部的必读教材，以此武装干部的头脑，教育部队和人民。
1943年冬，我从山东敌后回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同志到党校来，他关切地向我询问了山东敌后以及我回延安途中所见的情况，特别问了这些地区群众的生产。我简要地作了汇报。关于沿途所见的情况，我说，一路走马观花，没有深入了解，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鲁西北、冀鲁豫、太行等地群众生活都比较苦，最苦的是太行山区，老百姓面黄肌瘦，衣衫破烂。毛泽东同志接过我的话题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察言观色。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现象的观察，就了解到了群众生活的基本情况。当然，这还是不够的，但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察言观色”，这普普通通的四个字，毛泽东同志赋予了它深刻的哲学含义，我铭刻在心，始终没有忘记。他教我观察问题从个别到普遍，从特殊到一般，从表象入手，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从中找出普遍的本质性的东西。他还教我关心群众，热爱群众，把人民的冷暖甘苦时刻记在心里，当好人民的公仆。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宝库，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挖掘。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样，就可以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少犯错误，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快些，更好些。
五
毛泽东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贡献了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新中国诞生了，我们党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国家也成了各族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但是，在胜利的条件下，党会不会改变性质，国家会不会改变颜色。对于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直至晚年，始终殚心竭虑，时而大声疾呼，时而苦苦思索，未敢稍有松懈。
早在1944年，抗日战争仍在进行，毛泽东同志就预计到我们党在今后有可能掌握全国政权，为了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他向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推荐读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希望全党从李自成农民起义取得了政权后，由于腐败迅速垮台的教训中总结经验，并引以为戒。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他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50年代后半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警觉，他抓住这个问题，首先是向党内的高级干部，尔后又向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们对和平演变阴谋的警惕性。1959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召集华东地区的省(市)委书记开会，会上印发了杜勒斯的三次演讲材料。他说，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什么是杜勒斯他们说的“和平取胜战略”呢？用杜勒斯自己的话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从那时候起，毛泽东同志就逐步形成了一系列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理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和平演变的思想，对于我们在当前复杂尖锐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其主要方式是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发生变化，来达到改变我们整个社会制度的目的。60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反修防修，并谆谆告诫全党，要防止修正主义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从严治党，从严治军，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对于党内的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他深恶痛绝，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他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干部脱离人民群众，变成压迫人民的老爷。
在1964年6月专门谈和平演变问题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给予充分的关心和重视。他提出了挑选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并且把政治标准，即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放在首位。以后，他又主张建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体制，让青年一代在老一辈的传帮带下接好革命的班。他还强调，要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他的关于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思想，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来看，培养接班人，选好接班人，是使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问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创建了新中国，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他们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中国人民。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伟大决策，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现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接过老一辈传下的火炬，带领全国人民，继往开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生机蓬勃地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新革命。道路可能曲折，前途必定光明。我们这些毛泽东同志麾下的老兵，感到由衷的高兴，充满必胜的信心。待到与他老人家重逢之日，定当举杯共庆，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