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12.26
人们无法将伟大同诙谐联系在一起，他们也从来就不会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传统观念里，伟人就是那种古古板板的“正人君子”，那种只有思想没有情趣、满嘴哲理而无调侃的“蜡味”人。谁会想到毛泽东主席竟是一位出色的幽默大师呢。
我叫郭桂卿，在专机上工作近20年，是新中国第一批专机服务员。
说是第一批，其实才两个人，除了我，还有一位叫王淑芳的同志，我们两个首开了“空中小姐”的先例。
那时候飞专机的任务很多，我们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的机会也很多。
岁月流逝，我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了一位白发奶奶。但美好的往事却像一杯醇酒，年头越是久远记忆越发清晰。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毛泽东主席在老百姓心目中、在我们的心坎里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人，后来，我成为空中服务员经常接近毛主席才知道，毛泽东主席虽是众所周知、举世无双的伟人，其实也是个普通人。他是质朴勤俭的农民，是孜孜不倦的学生，是钟情的丈夫，是善良慈爱的父亲，还是语言大师、幽默大师……
第一次上飞机为毛泽东主席服务，除了激动、兴奋，还有害怕。那害怕是因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一种不敢沐浴“圣光”的心理。
远远望见毛泽东主席的汽车朝飞机开来，心便呼呼地在撞击声中摆动。趴在窗口望着毛泽东主席一步步向飞机走来，待毛泽东主席到了飞机门口，便一个箭步窜到放工具的小舱里再也不敢露面。一路飞下来，我只是一路矛盾着斗争着要不要去打开那扇连着客舱的小门。门却始终是开着的，当然，根本就谈不到执行自己的公务了。好在作陪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并不怪我，他亲自为毛泽东主席端水倒茶。直到毛主席下了飞机，我才从小舱里冲出来，跑到机舱门口，探出半个身子，目送着毛泽东主席一步步远去，不想就在毛泽东主席即要登车的一瞬，他猛然回头，视线与我跟踪他的目光碰在一起。
“她是谁呀?”
毛泽东主席转回头，问跟在身后的副参谋长何廷一。
“哦，是服务人员，空中服务员。”
何廷一随着毛泽东主席的视线看见了我。
“空中服务员?红色空中小姐！”
何廷一向我招招手，我鼓起勇气走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因为毛主席个儿高，看我的时候微微弯着腰。
“叫什么名字啊?”
“郭桂卿。”
“郭桂卿，男娃的名字嘛。我看叫郭子仪吧，知道郭子仪吗?看过《打金枝》没有?郭子仪可是位民族英雄哪。”
这就是我见到的毛泽东主席，普普通通、随随便便、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的一位胖老头。
近年有关毛泽东的一些纪实作品问世以前，毛泽东主席的伟大、英明，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毛泽东主席的幽默、诙谐却鲜为人知。人们无法将伟大同诙谐联系在一起，他们也从来就不会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传统观念里，伟人就是那种古古板板的“正人君子”，那种只有思想没有情趣、满嘴哲理而无调侃的“蜡味”人。尤其是林彪发明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名言”以后，谁还会想到毛泽东主席竟是一位出色的幽默大师呢。
当然，不接触也就不能了解，我多次在专机上为毛泽东主席服务，彼此之间比较熟悉，言谈也就很随便。有一次，主席同我们闲聊，其实，毛泽东主席不看文件不看书而闲聊的情况是很少的，有时气流不好，飞机摇晃颠簸，影响视力，我就从主席手里把书“抢”下来。毛主席笑笑不吭声，也不反抗，当我一转身干别的去了。他就又拿了书读起来。聊天的时候并不是很多。
……
“你有几个小孩子啦?”
“什么?！”
我不相信毛泽东主席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毛主席笑眯眯地又说：
“你有几个小孩子啦?”
“我还没结婚呢！”
这回我可弄准确了，红着脸回答。
“没结婚就没有小孩啦，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
在场的叶子龙、何廷一都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主席更是笑得仰倒在椅背上。
天生乐观、开朗、直率、随意的人，很少因为自己官高位显的特殊身份而压抑自己的感情，乐了，开怀大笑，悲了，痛哭流涕。只有那些心胸狭窄，喜欢伪装的人，为达到一己微不足道的目的，高兴时不敢笑，痛苦时不敢哭，生活得既沉重又辛苦。
毛泽东主席属于前一种人，从不处心积虑地去维护领袖“形象”。有时候，毛泽东主席坐飞机间隔时间长了，一见面他便亲亲热热招呼我：“小郭呀，好久没见到你呢，你好吧?”
“主席，您老不坐飞机，怎么能见到我呀。”
“嗬，只有坐飞机才能见到你呀，你上我那里去嘛。”
“你那里高墙深院，警备森严，我们连大门都进不去呢。”
“这个问题好解决，你在大门口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不就成啦。”
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去过中南海。等到想去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用不着在门口打电话，只需手持一张参观票，顺序跟进就成。隔着窗户玻璃，看见当年毛泽东主席的起居室里，一张木板床上堆放的书籍，床上铺着的粗白布床单，联想到飞机上的那张床，那些书，以及毛泽东主席那开怀大笑的脸，两行热泪就止不住流下来。
毛泽东主席是独一无二的，他所拥有的性格、特点，也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独一无二的性格、特点造就出现当代史上独一无二的毛泽东。
有一个故事，说毛泽东主席还在做学生的时候，为锻炼自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特意坐在喧闹的地方看书。这个故事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但毛泽东主席在嘈杂的环境里，可以高度集中注意力，除后天有意识的培养锻炼外，可以排除先天的因素吗?无论先天具备还是后来培养，毛泽东主席一旦集中精力，不管发生什么事对他都毫无影响那可是千真万确的。
60年代，毛泽东主席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人，可只要拿起书本仍旧是那样专心致志。毛泽东主席那时正在攻读英语，在飞机上经常捧着书本学习，那个认真的态度我们看着非常感动。有一回他从飞机起飞不久开始学，直至下滑、着陆、地面滑行，一直到停机坪停稳。他竟全然不知。我们不忍心去打搅他，坐在旁边，静静地等待着。半小时过去，毛泽东主席仍旧紧锁双眉，嘴唇不出声地动着，边看边读。可是那次偏偏有当地领导人到机场接他，他们等在飞机下面焦急地踱来踱去。我想这些领导人都很忙，几个人等主席一个人也不妥当，就开口提醒主席：
“主席，我们已经落地了。”
“嗯?落地啦?”
他转头看了看窗外，证实我的话是对的，才慢慢合上书，欠身站起来。
“好啊，轰我走啊?”
“不是我轰您呀，是下面首长都等着您啦。”
我明知道毛主席不过开开玩笑，但还是迫不及待地解释我的理由。毛泽东主席也不接我的话茬，自顾自地继续说：“也不留我们吃饭，小郭真是小气。不留我们吃饭我们就走吧。”
“主席，欢迎您再坐我们的飞机。”
走到机舱门口的毛泽东主席举起右手向我摆了摆。这只手曾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向着广场上那沸腾的人群，向着全中国劳苦大众，向着全世界瞩目北京的人们，无论他是敌人还是朋友，毛泽东主席都向他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双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巨手，同时又是一双充满人间温暖的手，通过这双手，传递着他的体贴和柔情。
尊师长、讲孝道，这是中国文化养育的美德。毛泽东主席虽然是封建社会旧制度的叛逆者，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但传统美德仍旧在他的身上熠熠放光。他称青年时代的老师“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将来永远是我的老师”。当他重返离别了32年的故土，祭扫父母的墓地时久久地徘徊不去，长时间沉默不语。毛泽东主席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尊老爱幼，要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有一回毛泽东主席非常严肃地问我：
“小郭呀，给家里寄钱吗?”
“不寄。”
我无所谓地回答。
“不寄可不行啊！父母养育你十几年不容易，可不能忘了父母的抚育之恩哪。”
毛泽东主席从来没有这样板着脸孔跟我说话，我惶惶不安地告诉他：
“我们家里不要我的钱。”
“给家里写信吗?”
“写信。”
看见毛泽东主席的表情缓和一些了，我的心才踏实一点。毛主席又嘱咐我：
“一定要经常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儿行千里母担忧’，不然，父母会挂念担心，不要给老人家平添忧愁。”
也许是人到老年容易多愁善感，也许是懊悔当年不曾在父母跟前尽孝心，也许是老年思子，总之，毛泽东主席不仅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明领袖，一代人杰，也是一位仁慈的长者，宽容的父亲，体贴的丈夫。这就是我眼里的毛泽东，我心中的毛泽东。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