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纯
毛泽东同志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在他叱咤风云的一生中，和许许多多的人有过接触，有过交往，给这许许多多的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有幸曾和毛泽东同志接触，有幸曾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聆听他的教诲，感受他
的温暖。
一、“你们那里好得很嘛”
这是烽火连天的岁月，我在江西中央苏区瑞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
1933年初，中央电令在赣东北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红十军到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我随军到了黎川一带。
接着，我和邵式平同志受赣东北党组织和方志敏同志的委托，带着汇报材料和中共赣东北省委的报告，从黎川出发，前往党中央所在地瑞金汇报工作。
我们到了瑞金城，来到中央机关，向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博古同志汇报——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已从上海迁到了瑞金。
在博古同志办公室，我们简单说明来意之后，便将汇报材料取出，送到博古手上。
由于这是我们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央汇报工作，所以材料写得比较详细，比较长。博古接过厚厚的一迭汇报材料说：“你们这个材料，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啊。”我年轻气盛，心里就冒火了，当即顶了过去。邵式平同志见我越说越激动，连忙拉了我一把，然后用一种调解气氛的平和口气对博古同志说：“请首长看材料，我们改日再来汇报。”
“怎么办？”从博古同志办公室出来后，我和邵式平同志商量着，决定还是找毛泽东主席去。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毛主席对赣东北是感兴趣的。早几年在他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就这样称赞过我们：“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中间也包括对我们赣东北根据地的充分肯定和科学总结。
“走，找毛主席去。”我们很快商定，找毛主席汇报去。
我们向毛主席住地一沙洲坝走去。一路上，我边走边想：毛泽东，我早在大革命时期起，就不止一次听到过这个响亮的名字，可是却一次也没有见过面。毛泽东是个什么模样的人呢。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毛主席的住所。正在屋里办公的毛主席，得知有人前来找他，立即高兴地走了出来。啊，我心目中十分崇敬的毛主席，今天终于见到了您!
毛主席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身没有领章的灰布军装，衣服很旧了，但洗得很干净。不知是忙呢还是习惯，他蓄着长长的头发，未加修饰，但很平整。一双令人难忘的眼睛，放射着深沉、睿智、温暖的光芒。清癯的面颊，流露出坚毅和乐观的神色。
我们走上前去，向毛主席作了自我介绍。这时，毛主席用他那有力的双手，久久地握住我们的手，连连说：“欢迎，欢迎。”然后拉着我们进了屋。
一坐下来，毛主席就关切地询问方志敏同志的情况。毛主席说：“方志敏同志我见过两次，一次在广州，一次在武昌。这个同志很好，他创造根据地的方法是正确的。”
毛主席和蔼可亲的话语，消除了我们初次相见时的紧张心理。我们告诉毛主席，红十军已经调到中央苏区来了，方志敏等少数几个领导同志还留在赣东北。毛主席听了，感到有点惊讶：“哦……你们那里不是好得很嘛？”
这时，毛主席详细地向我们询问起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他从赣东北的政治、经济问到历史、地理，我们一一作了回答。为了叙述方便，他还叫我们画了个草图说明。
毛主席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大有文章可做。”
我们越谈越起劲，不知不觉，一个下午就过去了。我们起身告辞，毛主席望着我们，不解地问：“怎么？不谈呐？”邵式平同志说：“天快黑了，耽误您休息了。”毛主席站起身笑着说：“哦，你看，我们谈得连时间都忘记了。”
毛主席把我们送到门口，他凝望着夕阳映照下的根据地的大好河山，饱含感情地说：“真想和各苏区的同志多谈一谈，真想和你们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多谈一谈。”
毛主席握着我们的手，沉思片刻，意犹未尽地说：“明天下午请你们再来谈谈，好吗？”我们兴奋地答道：“好!”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再一次会见我们。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问我们：“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为什么要到中央苏区来？”我们回答说，是中央调我们来的，您不知道吗？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王明路线已经排挤了毛主席对党和军队的领导。
毛主席听后，沉默了一会儿，果断地说：“红十军不应该调到中央苏区来，而应该加强嘛。”然后又关切地问：“主力调来了，家里还有没有部队？”我们回答说，还有一个赤色警卫师，准备以它为基础，再组织一个军。毛主席听后，放心地点了点头说：“好。”
接着，我们向毛主席汇报说，方志敏同志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首先，是抓主力红军的建设。赣东北红军从开始的“两条半”枪，逐步发展到一个连，一个团，一个军。其次，是重视地方武装的建设。当时，省有警卫师，重点县、乡、村分别有独立团(营)、大队、中队(小队)。至1930年，赣东北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体系——主力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相结合——基本形成了。
汇报到这里，我们有些担忧地说，这次红十军一调走，赣东北的军事力量就很弱了，虽然已开始组建新红十军，但装备低劣、经验不足，真担心敌人“围剿”时，难以阻挡。
毛主席听了，不以为然地说：“敌人‘围剿’你们，你们跳到敌人后面去就是了。”他解释说，“敌人是想要消灭红军的，红军走了，他还打谁去？他不就撤军了嘛!”说着，毛主席好象看见敌人撤军，轻松地笑了起来。
毛主席实际上是指示我们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跳到根据地外去打，而不要和敌人打拼消耗的阵地战。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完全领会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意义，认为在敌人对我们实行大筑其“乌龟壳”的策略面前，没有大炮是不行的，总想弄点大炮之类的武器，因此一个劲地向毛主席要求说：“新组织一个军，武器太少、太差，我们想要点大炮。”
“装备还是从敌人那里夺，炮、炮弹、枪枝，是应该支持你们一些。这个嘛……打完这一仗再说吧!”毛主席说着，站了起来，踱了几步，然后望着我们，又一次启发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攻敌人的碉堡嘞？不可以把它引出碉堡来打嘛？”毛主席这一番话，使我们的思想终于豁然开朗，亮堂了许多。
旋即，毛主席回到座位上。这时，话题开始转到这次部队调动上。我们把红十军干部、战士当前的思想动向作了汇报后说：“同志们还是想马上回赣东北去。”
毛主席认真地问道：“跟中央说了没有？”他坚定地对我们说，“要服从中央的命令!”“还没有呢，我们只是跟主席谈谈。”我们回答说。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说：“要跟中央报告。”
“报告？有的人连我们汇报都不愿意听!”我略带气愤地向毛主席反映说，“我们到了博古同志那里，还挨了他一顿克呢。”接着，我们便把在博古同志那里汇报时受到冷遇的情况，告诉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后，严肃地说：“这就不对啰。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嘛，怎么能不睬不理，还受批评嘞!”
毛主席这种既服从组织又坚持原则的崇高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主席对军队建设特别关心，他详细询问了赣东北红军的产生、成长和发展的情况，问了部队的战略战术，我们都一一向主席作了汇报。
当我们谈到漆工镇暴动，谈到弋横暴动时，毛主席问：“你们开始暴动时有没有斗争？”我们说有。有人遇到挫折，就想埋枪逃跑，但方志敏等领导同志不同意，参加暴动的绝大多数农民不同意。
毛主席听了，高兴地点了点头说：“对，你们做得对。”
当我们谈到红军打下了景德镇时，毛主席高兴地接着我们的话说：“我晓得，我听到你们打下景德镇的消息很高兴。景德镇是江西四大名镇之一，打下它影响大着嘞!”
当我们谈到红军的作战原则“扎口子、切尾巴、吃补药”等办法时，毛主席开始没听懂，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便向主席解释说：“扎口子”是指围歼小股敌人；“切尾巴”是指袭击敌人后卫或掉队散兵；“吃补药”是指打小仗，用缴获来武装自己。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说：“好，好得很，生动活泼!我们这里也总结了十六个字。”
我们说，主席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更全面、更科学。这次我们到中央苏区来，就准备好好学习，带回赣东北去。
毛主席谦逊地说：“中央红军和各地红军都要互相学习。”并问邵式平同志，“你学过军事没有？”邵式平同志说：“没有，我在大学是学史地的。”
毛主席赞许地笑着说：“好啊，投笔从戎，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
当我们汇报到敌人烧了群众的房子，我们军队便帮群众盖房子的事时，毛主席又站起来，郑重地说：“很好，应该，应该。这一条很重要。”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到哪里也不忘为群众做好事，这样的军队，才能成为无敌之师。”
在汇报中，毛主席对赣东北根据地建设中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非常关注，并给我们作了许多宝贵指示。
在谈到前几年执行立三路线的情况时，毛主席幽默地问道：“立三路线叫你们截断长江，你们截了没有？”
我们向毛主席汇报说，1930年5月，中央要红军去打九江，我们打下湖口后，被阻在长江、鄱阳湖的东南面。敌人的军舰在江里游弋，我们放枪，根本打不着，人家理都不理。我们只好望江兴叹，扫兴而归了。这年下半年，中央又叫我们再次攻打九江，我们又一次来到湖口，打下马垱要塞。毛主席插话说：“这里是太平天国部队打败曾国藩的地方。”
我们接着告诉毛主席说，我们在马垱要塞也打了个大胜仗。可是，九江就不同了，它是全国重镇之一，三面临水，又有长江之险，敌人驻兵甚多，增援方便。而我军远离后方，且越湖进攻，孤军深入，恐有覆灭的危险，因此，没有敢冒险去打九江，而是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都昌、湖口、鄱阳、彭泽一带，以及安徽的东流、秋浦一带进军，并开辟这一带为根据地和游击区。，
毛主席听后，表扬我们说：“很好。我们这点力量怎么打得了大城市嘞!可就是这么一些人瞎指挥!”
最后，毛主席又给我们作了许多重要指示，鼓励我们，叫我们把赣东北根据地建设得更好。毛主席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与其他地方不同，有机会我是要为你们作宣传的。”
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说：“我们这点力量，我们这点根据地，来之不易，秋收暴动后，我们选来选去，选到了罗霄山脉中段……”我们也说，我们暴动选了好久，最后选到了弋横这块地方。这地方东接浙江，南通福建，北连安徽，西达南浔，是四省的咽喉之地，是反动派统治的薄弱环节，群众基础又好。同时，这地方偏僻，四周多山，有武夷山、怀玉山、鄣公山、磨盘山等等，地理环境优越。
毛主席听了，不住地点头说：“这地方好，很好嘛!”毛主席露出满意的神色说，“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打完这一仗，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巩固这一方面。”
毛主席的亲切话语，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我们满怀深情地告别毛主席，回到了部队。不久，即以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投入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激烈战斗。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大家满以为马上可以回赣东北了!可是由于王明路线的统治，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未能得到贯彻，同志们回赣东北的愿望也就没有实现。
红十军被留在中央苏区并改编为红十一军了!
我们浴血奋战亲手创建的赣东北根据地，我们日日夜夜思念的赣东北根据地，由于失去军队的有力支持，在王明路线的瞎指挥下，不断被削弱，最后终于被断送。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历史教训啊!
二、“志敏同志牺牲了，可惜了……”
延安，革命的圣地，战士心中的一盏明灯!
1937年10月间，我终于踏上了这块梦魂牵绕的土地。
风，裹着高原的黄尘，一阵阵呼啸而来，冷嗖嗖的。但是，我们全然不觉得寒冷，以至忘了自己身上穿的还是南方带来的单薄衣服。也许是年纪轻，血气方刚；也许是身上有一股奔涌不息的革命热情，一踏上延安这块土地，我就仿佛进入了一个温暖如春的世界。
殊不知，来到延安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还是1933年那次我和邵式平同志在瑞金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工作以后，我们原以为一打完仗就可以回赣东北。那知，第四次反“围剿”一结束，中央组织局的同志就找我们谈话，另行分配了我们的工作。红十军营以上的干部大部分被调离，邵式平同志调闽赣省苏维埃负责，先搞筹备工作；我调任红三十一师政委、黎川军分区司令员、政委、黎川中心县委书记。
接着，我们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瞎指挥下，仗越打越糟，根据地日益缩小，最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当时，我被留在南方工作，直到“西安事变”以后，才风尘仆仆地奔向延安。
到延安不久，我就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十三班学习了。
有一天，毛主席来党校讲课。课间休息时，毛主席来到学员中间。本来，我想走上前去向毛主席问好，但又怕他不记得我，因为我和毛主席只是在瑞金汇报时接触过一次，时间又隔了这么多年，哪知，毛主席居然还认识我。他很快发现了我，并且主动和我打招呼。我赶忙向前跨了几步，来到毛主席的跟前。不等我伸过手去，毛主席却早把手伸过来了。他用力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你来了，什么时候来的？”“刚到，到延安不到一个月。”我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异常兴奋地回答。这时，毛主席又告诉我说：“邵式平同志早就来了。”
毛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随邵式平同志在瑞金向他汇报的事，显然他还记得。我说：“我知道，我们已经见过面了。”毛主席高兴地说：“好，来了就好好学习吧。”接着又叮嘱，“有时间到我那里来谈谈。”“好，好。”我连声答应着。
我知道，毛主席对我们赣东北的干部，对我们赣东北这块根据地是非常关心的。就在我们瑞金那次向毛主席汇报后，1934年，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又对赣东北根据地的工作，给予了表扬、鼓励和指导。毛主席高兴地说：“赣东北的同志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象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还对赣东北根据地的工业、农业、贸易、财经等方面的工作，给予了热情和亲切的鼓励。
自然，我们赣东北的干部对毛主席就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此刻，当我听到毛主席要我到他那里去谈谈这句话时，激动不已，心里充满了快愉。是啊，我有多少话想跟毛主席去说啊!自从在瑞金告别毛主席后，我即投入了炮火连天的战场。在江西的密林里，在闽赣的丛山中，在反“围剿”的激烈战场上，在游击战的艰难岁月里，我是多么想念党，想念毛主席啊!可是，此刻，我又想，毛主席那样忙，我怎么好意思去打扰他啊？我的心情一时十分复杂，十分矛盾。
没想到，毛主席倒一直将此事记在心上。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通知我说：“毛主席今天下午要见你。”
下午四点多钟，我随李富春同志兴冲冲来到毛主席住的窑洞。毛主席亲自到窑洞门口来迎接我们。毛主席穿着一身打了补丁的灰布军装，显得很有精神。
进到窑洞，毛主席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这是一个四壁简陋的窑洞，墙上挂着一张军用地图，室内有一张办公用的方桌和几条板凳、几张椅子。方桌上摆满各种书籍和文件，以及纸、笔、墨、砚等。
待我们在椅子上落了座，毛主席关切地问我：“从南方来，生活习惯吗？”“习惯!”我说“不习惯，慢慢习惯就是了!”“这就好，四海为家嘛!”毛主席笑着说，“不怕苦，还要不怕死，随时准备掉脑袋!”我望着毛主席，点了点头。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红军历尽千辛万苦，才到陕北，牺牲了多少人!留在南方的同志，也有不少人牺牲了!方志敏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起初我不知道他牺牲了，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我心情沉重地说。
“志敏同志牺牲得很英勇!”毛主席语调凝重而严肃地说“志敏同志牺牲了，可惜了，王明路线断送了他!”
毛主席的话语，更触动了我的情绪，我有些激动地说：“主席，你在瑞金那次就跟我们说过，红十军不应该调到中央苏区来，可是……”
“那已经成为历史啰!”毛主席打断我的话，无限感慨地说：“总结历史的经验，其实当时不但不应该把你们红十军调离赣东北，相反，应该把红军主力往你们那边靠，往武夷山靠。如果这样，恐怕也不至于失败得那样惨。”“王明路线真是害死人!”我忿忿地说。
“这是个沉重的教训，要好好吸取!”毛主席沉默片刻之后，关心地问道：“现在赣东北怎么样？”我告诉毛主席说：“还有一部分同志在坚持打游击。”
接着，我们谈起了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们。毛主席始终关心着这些同志们，他知道我也惦记着南方的战友，便将南方的几个主要游击根据地的情况，给我作了介绍，并预言说：“‘西安事变’后，由于我们党的正确处理，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几省的形势也会有个大的好转，会越来越好!”
最后，毛主席关切地问我：“到延安了，想干点什么工作？”
对毛主席突如其来的问话，我一时无言以对。想干点什么工作？老实说，我心中一点底也没有。我当时倒是很想得到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坐下来好好学习学习。因为，我从1924年投身革命以来，几乎整天都是忙于工作，忙于打仗，条件恶劣，环境艰苦，很少有机会坐下来学习，读点书。而在参加革命前，又由于家境窘迫，只读到小学就辍学了。眼下对自己来说，似乎最需要的是坐下来读点书。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抗日的烽火已点燃，紧张的战斗在召唤。
毛主席见我欲言又止的样子，意识到我有什么话想说，或者是有顾虑，或者是胆怯，因而不敢开口。于是，他鼓励我：“不要紧，有什么想法，什么打算，就大胆地说吧!”
毛主席和蔼可亲的态度，打消了我思想上的顾虑，于是我便把心里的想法端了出来：“主席，打了十几年仗，现在我真想坐下来好好学习学习”。
“好嘛，想学习，这是好事嘛!”毛主席笑吟吟地说，“现在，你不是在中央党校学习吗？应该趁这个机会学点马列主义，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提高认识。”说到这，他又对坐在一旁听我们谈话的李富春同志说，“从南方回来的同志，都要有组织地安排他们学习一段时间。”李富春同志说：“中央组织部正是这样安排的。”
暮色降临，夜霭低垂，我们起身和毛主席告别。这时，毛主席紧紧握住我的手，高兴地说：“好哇，方志纯同志，你想学习，今后有的是机会!”
毛主席的话，说得我心里乐滋滋的。没料到，我的想法，竟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我挥手和送我们到窑洞门口的毛主席作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温暖的窑洞。
以后的事情，真叫人高兴。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我结束在延安党校的学习后，又被派往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在共产国际党校潜心学习了三年。要求如愿以偿，机会千载难逢。我从内心感激党、感激毛主席!
三、“延安可是块硬骨头啰”
久违了，延安，我终于回到了你的怀抱。
我是1938年春离开延安，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学习的，1941年结束在苏联的学习，取道新疆回国。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逗留期间，被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无理逮捕入狱，直到1946年7月间，才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回到延安，回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
在延安，我们全体同志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为了照顾我们的身体，党中央还决定让我们安心休养三个月。这期间，根据中央的指定，张子意、马明方同志和我对新疆监狱斗争的情况，进行了较系统的回顾和整理，并向刘少奇和中央组织部的几位领导作了汇报。我还代表狱中党支部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
忙完了一阵子之后，我单独去拜谒了毛主席。这次见面，毛主席比较详细地询问了新疆监狱中的一些情况，询问了毛泽民同志牺牲的情况。毛主席告诉我，朱旦华同志已经带孩子来过他这里，关于泽民同志牺牲的情况已陆续听到一些，他想问问我还知道一些什么情况。
我告诉毛主席，我和泽民同志在江西中央苏区就熟悉，在新疆我们又相逢在一起。据我所知，泽民同志在新疆是工作得很出色的，盛世才反动政府对他又恨又怕。1942年9月的一天，盛世才突然下令将他软禁起来，后来又将他秘密关进了监狱，并进行审讯。在敌人的法庭上，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刑讯逼供，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示决不放弃共产主义的立场，决不脱离共产党，显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敌人恼羞成怒，于1943年9月间残忍地把他杀害了。
说到这里，我有些哽咽了。看得出，毛主席的眼圈，这时也红润了。然而，毛主席却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劝说着我：“不必太难过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
是啊，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解放，中华民族多少优秀儿女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啊!光毛主席的一家，为革命牺牲的当时已有好几个人……我想，烈士的鲜血决不会白流的!
最后，我把在苏联学习的情况简单谈了谈，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接着，毛主席问起了他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学习时的表现：“岸英、岸青怎么样哇？”
“很好哇!”我告诉毛主席说，开始时，这两兄弟和我们在一起，由任弼时同志安排他们学习文化。后来，他们离开我们，到苏联人开办的学校读书去了。据说，他们俩学习都很用功，成绩不错，反映很好。特别是岸青，真聪明，参加音乐晚会，歌子听人家唱一遍，他也马上就会唱会弹。
“你过奖了，别跟他们吹!”毛主席神情严肃地望着我说。我知道，毛主席对自己的孩子一向要求很严格，不喜欢别人替他们吹，可我讲的都是实话呀，怎么是吹呢？但这样的事，当然不好与主席争辩，于是，我喃喃地说：“主席，岸英、岸青确实表现不错……”
毛主席嫣然一笑，掉转话题问我道：“这么多年没有回老家，家里的情况清楚吗？”“不太清楚!”我回答说。毛主席神情庄重地说：“听说，赣东北有个叫方志诚的在坚持打游击，是你家什么人吗？”我沉吟片刻，记不起我们家乡有这么个人，便回答说：“我家没这个人。我1933年初离开赣东北时，也没听说过这个人。”毛主席凝神想了一下，肯定地说：“有，肯定有这个人。据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报告说，赣东北有以‘方志诚’这个名字出的布告，国民党地方政府还贴出了捉拿方志诚的通缉令。”
“啊……”我用惊疑的目光望着主席，显得有些茫然。
——多少年，我一直把这件事铭记在心中，直到解放以后，才搞清事情的真相：有一次，我碰到倪南山同志，谈话间，我向他打听起“方志诚”这个人来，因为倪南山同志是红军北上抗日后，一直到解放，始终在赣东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老同志。有没有“方志诚”这个人，他应该知道。我问道：“你们当时的领导人中，有没有一个叫‘方志诚’的？”“没有哇!”倪南山同志回答说。“怎么没有呢？毛主席在延安还问过我嘞!”我告诉他。倪南山同志想了一下，才恍然大悟，他哈哈大笑着，告诉我说：“啊，有，有!有个方志诚，那就是你呀!”
倪南山同志见我很惊讶，便笑着解释说：“当时，为了迷惑敌人，为了联系群众，我们就用你的名义出了一些布告。因为只知道你的名字是这个音，不知道到底是哪三个字，结果把‘方志纯’写成了‘方志诚’。”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一再叮嘱我把身体养好，准备担起更重要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我们纷纷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我被分配在中央社会部二室工作，担任二室主任兼中央卫戌司令部的参谋长。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中央机关和中央首长的警卫。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1947年春天。初春的陕北高原，还是千里冰封的时节。这是一个晚霞绚丽的傍晚，我们陪毛主席在延河边上漫步。
刚走几步，毛主席就收住脚步，把脸转向我，问道：“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哇？”我知道，毛主席问的是我们部队对撤离延安的看法。当时，胡宗南正调集兵力大举进攻延安，延安中央机关、学校和驻守部队的家属、小孩已经陆续撤离，看样子整个中央机关和驻守部队马上也将撤离。同志们都清楚，我军历来的战略思想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可是要放弃延安大家是想不通的。我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说：“部队有情绪，大家都舍不得离开延安，同志们认为，丢掉延安影响不好!”
“有什么不好？有什么舍不得？不就是几眼窑洞、坛坛罐罐嘛？”毛主席轻松地一笑，幽默地说，“我们是丢块骨头换块肥肉!”我疑惑地望着毛主席。
“我们放弃贫瘠的延安，让罗贵波同志在晋东南好搞一块肥肉。这不是丢块骨头换块肥肉？”毛主席解释说。
“不过，延安可是块硬骨头啰。胡宗南想啃这块骨头，是不好啃的呐!搞得不好，可要崩断他的牙齿，或是鲠住他的喉咙呐!”毛主席风趣地说着，轻松地迈着步子。
听着毛主席的精辟的分析和风趣横生的比喻，我很快就被他的情绪感染了。毛主席的话就像他写文章一样，他可以通过一两个形象的比喻，把深刻的道理很通俗地表达出来。毛主席继续说：“我们准备放弃延安，引胡宗南进来。要告诉同志们看得远一些，想得透一些。”
毛主席停下步来，眺望着晚霞辉映的延安城。他那饱含深情的双眼，似乎有点湿润。看得出，他虽然劝我们对放弃延安要想得通，但一旦真要放弃延安，他自己也是恋恋不舍的呀!
放弃延安，战略撤退，胡宗南一进来，延安可就要受蹂躏了，我不由得愤愤地骂了一声：“这该死的胡宗南？”
“怎么，你不喜欢胡宗南!”毛主席脸上恢复了平静，微笑着幽默地问我，“你不喜欢胡宗南来延安城!”“当然不喜欢!”我不加思索地说，“您也是不会喜欢胡宗南真来延安的。”“不，我喜欢。我巴不得他早点来，来多一点人才好呐!”毛主席爽朗地笑起来，接着，他略带忧虑地说，“胡宗南如果是聪明的，就不会来；如果是愚蠢的，就肯定会来，他要真不来，我还要想办法请他来呐!”
听毛主席这么一说，胡宗南要是真的不来延安，我们这“骨头换肥肉”还换不成呢，刚才我还怕胡宗南进延安，现在也有点愁他不来了。毛主席见我真的犯愁了，便笑着对我说：“你放心，胡宗南貌似有点小聪明，其实是个蠢家伙。”毛主席顿了一下，右手用力一劈，作结论说：“反动派都是愚蠢的!”“引胡宗南进来，关起门来打狗。”我体会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此仅其一。”毛主席指出，“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牵制敌人，牵着胡宗南的鼻子，让他们按我们的意图走。”“胡宗南进犯边区后，我们不要立即切断他的后路，要让他多进来一点。同时，也不要急着打他。我们要拖住他，跟他打蘑菇战。要知道，胡宗南可是三十万兵啊，拖住他，就可以减轻刘邓大军的压力。”
毛主席分析了刘邓大军挺进黄河以南的战略意义，同时又为他们担心。他说：“刘邓大军已经开始向大别山挺进，远离后方，孤军深入，历来是兵家一忌。可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他们还是勇敢地向敌人后方挺进了!”
毛主席登上一个小土坡，凝视着远方，似乎是在注视着全国战局，怀念和祝福着战友：“所以，我们在这里多拖住胡宗南一个兵，就给刘邓大军减少了一分危险，他们就可以站稳脚跟，挺进大别山，打开新局面!”
啊，原来是这样!毛主席这一席话，使我又一次亲身感受到毛主席那博大的革命胸怀，超凡的战略眼光，又一次打心眼里钦佩毛主席的伟大牺牲精神：为了实现刘邓大军的战略转移，为了解放战争的全局，毛主席宁愿自己多拖住些敌人，把危险留给自己，以减轻战友的负担。
四、“进城以后我们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光荣本色”
1949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从中央社会部机关驻地——北京西郊青龙桥一带的东北义园，乘坐吉普车，直驶西山。我的心情有些紧张，情绪有些激动。因为，我马上就要见到毛泽东主席了。虽然，每次见到毛主席，难免有些紧张和激动。但是，今天的心情却有些异样，有些难以抑制，因为这是我即将离开中央机关，向毛主席去辞行啊!以后，就不知要隔多久才能见到他。
我知道，决定我到南方去工作，这是3月份的事情。当时，我们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党中央机关组成了南下工作团，其中包括由我负责的、大约六七十人组成的南下江西的这支队伍。
但是，当时没有立即向我发布南下的命令，我仍滞留在中央机关待命。因为，西柏坡会议之后，党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到了北京。由于北京刚刚和平解放，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还很猖獗，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情况比较复杂，局势还不稳定，而我们中央社会部面临的任务相当繁杂，考虑到工作的需要，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副部长陈刚执意要把我留下，并请求中央暂时不要下达命令。到了五六月间，才命令我们南下，并任命我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民政厅厅长。接到命令的几天来，我一直处于紧张、兴奋之中。我一面移交工作，一面抽空去拜访领导和同志们，向他们辞行。毛主席的工作那样忙，我总觉得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但是，我又怎么能不辞而别呢？况且，从我所面临的新的工作任务来看，也有必要向毛主席请教，面聆他的教诲。
工作人员把我引进了一间简朴的会客室，说“主席还在休息，你在这稍候一会。”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毛主席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用他那洪亮而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叫你久等了吧？!”见到毛主席走过来了，我顿时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连忙起身讷讷地说：“不，刚到的!”
毛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很宝贵，我把想说的话浓缩了一下，便开门见山地说：“主席，我们马上要走了，到南方去，今天……”
“哦，晓得，晓得。”毛主席脸上露出愉快的神情，我接着说：“今天，一是来向主席辞行，二是来向主席请教，请主席对我多提要求，多作指示。”尽管毛主席跟我很熟，我仍显得有些拘谨。
“嗯……”毛主席沉吟了片刻，递给了我一支烟，同时又点燃了他手中的烟，接着便说开了：“你马上到南方去，这很好嘛!革命嘛，过去我们是从南到北，现在又要从北到南。现在，形势不同啰!除台湾、海南岛和西藏这少部分地方外，都已经解放了，我们很快就要夺取全国胜利了!但是，我们可不能骄傲自满嘞!要记住，夺取全国胜利，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说到这，毛主席的手往前有力地一劈，仿佛是在表示他的信心和决心。接着，毛主席又说：“几十年来，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一直是在农村。现在，已经开始转到了城市，这是在西柏坡会议上就宣布了的。”说到这里，毛主席把身子往后一仰，加重语气说，“我们面临着严重的、艰巨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啊!”“经济工作我没搞过，不熟。”我坦率地说。
“谁熟？我们都不熟!”毛主席接过我的话题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已经开始闲置起来，而不熟悉的东西却又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对打仗我们是熟悉的，而对于经济建设，对于城市工作，我们不熟，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既然有能力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就一定有能力建设起一个新世界，一定有能力担负起经济建设的任务!”
“我担心……”我有些畏难地说。
“有什么担心的？不懂就学嘛!”毛主席鼓励我说，“只要善于学习就不怕!什么工作都是从不熟到熟，从不懂到懂，从外行到内行，谁也不是天才。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向懂行的同志学习，几个月不行，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吧？有了这个决心，我想就一定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做经济工作……你说是嘛？”“是，我一定下决心学!”我点头回答着。
毛主席继续鼓励我说：“城市工作复杂得很嘞，但是不要怕，要有信心……”毛主席说着，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还有一条十分要紧，就是群众路线问题。这一条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几十年来，我们能在农村站稳脚跟，就是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紧密地依靠了人民群众。这个老传统不能忘，进城以后我们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光荣本色，不许讲享乐，不许搞腐化，不许以功臣自居，时时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千万千万不要脱离群众!”
毛主席的这番话，给了我巨大的教育，增添了我不少信心和勇气。于是，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请放心，我一定照您的指示办，永不脱离群众。”
谈着谈着，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了江西省委的主要组成人员身上，当时，陈正人、范式人、邵式平、陈奇涵、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率领的声势浩大的南下工作团，早已抵达江西，并开始了工作。中央决定，由这些负责同志再加上我，组成江西省委。毛主席说：“现在又是五湖四海啰，要善于团结各方面、各个山头的同志一道工作。”笑了笑，又伸出一个食指指着我说：“你去了应该多做团结的工作嘞!”
谈话结束了，我眼含热泪告别毛主席，驱车赶回驻地机关。这时，我的心仿佛飞向了遥远的南国，飞向了可爱的故乡。但是，毛主席的谆谆教诲却依然萦绕在心中。我陶醉在幸福之中。
五、“治国安邦，不读点书，怎么行嘞？”
1959年6月29日，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
这一天，我们从九江港的码头，把毛主席接上了汽车，然后趁着熹微的晨光，沿着登庐山的公路，缓缓驶向峰顶。
公路崎岖，九曲十八弯。山道险峻，车队飞舞盘旋。
庐山象个谜。一般的人都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将在这里举行一个重要的会议。
汽车驶到半山腰，水箱里的水滚沸了，司机小高说需要停车加水，顿时，几部汽车都停了下来。
这时，毛主席推开“吉姆”牌轿车门，轻捷地下了车。他没有吱声，沿着上山的公路，往前迈着矫健的步伐。大家随后而行。走了一段路，毛主席停下脚步，侧转身，反剪双手，举目朝山下远眺着。啊，长江如带，鄱湖似镜，苍弯辽远，大地翡翠……事后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当时正酝酿着一首气势磅礴的诗篇7月1日写成的七律《登庐山》。
片刻，毛主席转过身来问我们：“有什么吃的吗？”
这一问，弄得我们有点发窘。原计划，在九江吃饭。可是，毛主席一登上九江码头，就又马不停蹄地上山了。我们只好改变计划，上山后吃饭。是啊，主席工作了一个通霄，怎能不饿？可是这半山腰又哪里能找到吃的？
正当大家面面相觑之时，有个工作人员给解了围：“我那里还有点水果。”
这吮，加好水的汽车已缓缓开过来了。汽车盘旋而上，终于安全驶达目的地。我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毛主席被安排住进了东谷“180”号院。
与此同时，我们还先后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迎上了山。我作为这次会议会务和保卫方面的负责人之一，事情特别繁杂、责任特别重大，自然也就特别忙碌了。
会前，为物色保卫、交通、戏剧、医务、招待、烹饪、理发等方面的人员，曾进行了一番紧张、细致的严格审查挑选工作，又对庐山一栋栋别墅进行了极为缜密的检查、清扫和整理，对整个庐山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和精心的部署。
等到中央首长全部上山以后，我又挨家挨户地了解住宿、伙食、安全保卫、娱乐活动等方面的情况。这期间，我差不多每天都要跑一遍整个牯岭，而“180”号毛主席住的地方，我是经常要去的。但我一般都是和毛主席的工作人员接触、攀谈，毛主席工作那样忙，我很少去惊动他。偶而遇上毛主席，他便要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有时我问到毛主席“睡得安静吗”、“伙食怎么样”时，毛主席总是满意地笑着说：“很好，很好!”
其实，我很清楚，毛主席睡的是普普通通的木板床，吃的也是普普通通的家常饭菜。每餐，一般都是一小碗汤、四小碟菜，两劳两素，无非是茄子苦瓜、豆腐豆芽，有时，红烧肉、河虾之类轮着吃。而辣椒，则是他哪一餐都离不了的。而且总喜欢吃红锅煎的，不喜欢吃用油炒的。他说这样煎的辣椒，又香又辣又省油，好吃!工作人员很有意思，有几回还悄悄地捉来几只麻雀，给毛主席尝尝鲜。
这次上庐山，毛主席和往常外出一样，带来了很多书——他从幼年时代起，就养成了一种酷爱读书的好习惯。他的一生，不知读了多少书。马列经典著作、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艺术、历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他都涉猎。《红楼梦》、《水浒》之类的书，他都读了几遍。
记得在延安时，我就曾看到毛主席有不少藏书，还有专人管理。1947年撤离延安时，毛主席别的东西都舍得丢，就是书舍不得丢，千里转战，百般珍爱，一直把那些沉重的书带到了北京。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到外地巡视工作，都要叮嘱工作人员，把一些急需的书带上。
读书，成为毛主席生活的一大乐趣，更成为他一种独特的工作方式。毛主席外出每到一地，除了到人民群众中作调查外，还总要向书本作调查，从书本中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知名人物。
为了给毛主席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看书的环境，我们在东谷“180”号，按照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习惯，在室内摆上了几溜书架，对原有的床、写字台、茶几、小圆桌的布局也作了适当的调整。不等毛主席走进房间，工作人员早已将携带的书籍和文稿，井井有条地摆在了书架上、桌上、茶几上、床上。
尽管毛主席带来了这么多书，但还感到不够用，急着要看的书，就嘱我们尽快帮他借来。记得，我们帮他借的书中，有清朝同治年间修的《临川县志》、《铅山县志》、民国年间吴宗慈编纂的《庐山志》，以及《临川四梦》、《桃花扇》等等。这件事给予我的印象真是太深刻了!毛主席工作这样繁忙，又已年过花甲，还以极大的兴趣挤时间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实在令人敬佩。
有一天，我象往常那样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坐下来，毛主席就津津有味地跟我谈起了读书的问题。
毛主席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给我借来这么多书。”接着，他掉转话题说：“读书是很有兴味的嘞。一个人只有多读书，知识面才能宽。”
我聆听着毛主席的教诲，不时地点点头。
毛主席很了解我们这些干部的情况，他体贴地说：“当然啰，你们担负的工作很多，确实很忙，坐下来读书有些困难。这就要看你会不会挤时间啰!”
毛主席说到这里，神情有些严肃起来，他望着我，语重心长地说：“总之吧，要想办法多读点书。治国安邦，不读点书，怎么行呐？”
当谈到读什么书时，毛主席说：“各种各样的书都要读一点。除了马列的书外，还要读些历史书。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是很有道理的。一个领导者，知道一点历史有好处，可以学习历史的经验嘛。”他又补充说：“当然啰，历史书也有不符合事实的，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去评判。”
谈着谈着，我突然想到毛主席工作这样忙，不应过多地打扰，便准备起身告辞。这时，我又想到，还应借这个机会征询一下毛主席对文艺活动的意见。我说：“主席，我们剧团演的戏怎么样？”
话题转到这里，毛主席露出满意的神色，他说：“你们省赣剧团演的那个《还魂记》，我看了，演得很好嘛!它是明朝汤显祖写的。汤显祖是你们江西临川人，人称东方的莎士比亚。除了《还魂记》，还有《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统称‘临川四梦’，写得都很好。你看过没有？”“没看过”，我如实地告诉主席说。
“嗯，历史书还是应该多看一看，包括这类古籍，很有意思!”接着，毛主席又说，“江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唐宋八大家，江西就占了三家，临川的王安石、吉水的欧阳修、南丰的曾巩，都是北宋有名的文人。”
毛主席沉思了片刻，忽然问道：“你们赣东北的铅山有个费宰相，晓得不晓得？”我确实没有听说过这位“宰相大人”，又有点发窘。毛主席见此，便把这个人的情况简单和我说了一遍，并告诉我说：“这个人死后就葬在铅山县。”
我像听一个新奇的故事，听着毛主席的讲述，又一次为毛主席广博的知识所感动，所钦佩。后来我查了铅山县志，发现果真有此人，是明朝正德年间的一个宰相，姓费，名宏，字子充。费宏在世时，三次入阁，终年六十八岁，死后葬于铅山，传说其墓地原有石人、石马等石雕，还有石牌坊。一次，我路经铅山时，特意到了离河口约十几华里的费宏墓地察看，原来仅存墓室，牌坊、石雕已荡然无踪。
毛主席接着又说：“江西有的县，不是流传‘隔河两宰相，十里一状元’的说法嘛，铅山这地方就有这样类似的说法”。毛主席说到这里，站起身，有些感慨地说，“铅山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你们江西大部分地方我都去过，就是没有去过赣东北，有机会我是要去的。”“非常希望主席到赣东北去视察!”我站在毛主席的跟前，心情激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还和我们合影留念，毛主席和我有过多次接触。这里记下的只是我当时接触到的一些记忆犹新的零碎事情。后来，我还时常想起和毛主席相处的往事，时常想起毛主席对我的关心，脑海里常常浮现他老人家高大的身影、慈祥的面容，耳畔常常回响他老人家亲切的话语、谆谆的教诲，领袖情，同志心，终生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