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榘
2003年12月12日15:47 人民网
1976年9月9日，当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长眠于世的时候，我这个从青年时期就受教于毛泽东的老战士，默默地守在他的灵堂，悲痛欲绝，泪流不止。十多年来，虽生死隔世，而思念之情却无时或己。
走井冈山的道路
1927年4月12日，数万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顷刻间倒在了蒋介石的枪口下。紧接着，国民党右派从城市到农村对革命势力展开了全面的大屠杀。那时候，我正在家乡湖北省荆门县同几个青年搞农会运动，杀了个恶霸地主，被列为“暴徒”遭到夏斗寅部队的追捕。被迫逃到武汉市的叔叔陈雨苍家。陈雨苍是留学法国的医学博士，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启发和引导下，我在武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讨蒋叛变的群众活动。同年7月7日，我参加了党领导的卢德铭警卫团。9月9日，又随该团参加了秋收起义。
一个团的武装力量同当时遍布城乡的国民党军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不是敌人的对手。不要说作战了，就是连生存立脚都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就是我们这个团，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骨干力量。经历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失败，竟奇迹般地发展壮大起来。这其中的端尾并非人们都了解的。秋收起义失败后的惨状，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起义的四个团中，第四团叛变，一、二、三团损失严重，部队被打散了。秋风瑟瑟，长夜漫漫，我们这些首战失利的青年，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命令，师部和我所在的第3团余部在浏阳县文家市会合。9月20日，部队准备出发，我在村头值星时，接待了一位头蓄长发、身穿蓝布长衫的先生，他就是毛泽东委员。
毛泽东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和伤痛，当晚就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了会议，讨论部队进军的方向问题。师长余洒度极力主张攻打长沙。毛泽东则不同意。他说：当前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敌人的力量主要在城市，现在进攻城市已经不可能。要改变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农村去，在农村搞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才能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他指着一张地图形象地说道：这里有一块象眉毛似的地方，叫罗霄山脉，地处湘、赣、鄂、粤、闽五省交界的地方，特别是中段井冈山，适合我们建立革命政权，作落脚点。毛泽东从地理环境、政治影响、群众基础和经济情况等方面作了分析，指出罗霄山脉中段的有利条件。这里地势险要，山高林密、峭壁丛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军事割据站得住；它离城市较远，敌人的统治力量薄弱，而革命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影响湘赣两省，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这里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较好的群众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反动统治还未来得及摧毁这里的革命力量。这是个聚集革命力量发展革命势力的好地方。
毛泽东讲的句句在理，使前敌委员会的同志倍受启发，得到以卢德铭为代表的多数委员的赞成和支持，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第二天，9月21日清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一千五百多名起义军官兵和三百多当地干部、群众翘首以待，以十分激动的心情聆听毛委员的讲话。此时，毛泽东也显得非常兴奋，他仍然穿着一身蓝布长衫，脖子上围着一条黑条纹白方格的长巾，看上去都是土布，一副典型的乡村教师打扮。但他的讲话却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毛泽东微笑着挥动双手说道：我给中国革命“算个八字”(即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当前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但是革命的高潮会很快到来，多快呢？这要看我们的工作和形势的发展了。因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贫穷落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子很不好过。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中国是一把干柴，只要点上一把火，就会燃烧起来。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把革命势力发展起来，困难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胜利!操场上群情激昂，有的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毛泽东指着我们诙谐地说：你们还年青，嘴上还没有毛，我比你们年纪大，都想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何况你们年青人呢？我希望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都能看到胜利!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要生存，要发展，就要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他还讲了一个既熟悉又新鲜的问题。他说中国的土匪，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了的，从来没有消灭过。我们也上山当“大王”。反动分子骂我们是“匪”，我们不是那种打富济贫的土匪，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有正确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敌人更消灭不了我们，我们却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消灭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毛泽东的讲话，尽管不是都能理解，但是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却是我们昼思夜盼的理想目标，只是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力量极其弱小的白色恐怖中，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在我们思想上还是渺茫的。毛泽东高屋建瓴，第一次把这一理想目标和通向目标的道路，说得这样明白，使我十分兴奋。我一个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就受到这样的思想启迪，遇到这样的导师和领路人，深感幸运和自豪。
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
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以著名的三湾改编而载入史册。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文家市会合的秋收起义部队，经过长途跋涉，艰苦转战，到达三湾村。由于疲劳、饥饿加上疾病的袭扰，当时已不足千人。但部队仍然是起义时的编制，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一人要背两三支枪，还要由牲口驮一部分。部队编制已经不适于作战。在部队成员中，多数是经过战斗锻炼和考验的党、团员和工农运动的骨干。有少数人，在战斗失利，环境艰苦的条件下悲观动摇，有的离队逃跑。如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则难以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
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毛泽东成竹在胸，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便立即组织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第二天，部队在有千年历史的一棵大枫树下集合。由于战斗失利，人员减少，人们的精神是沉默的。只有当身材高大魁伟的毛泽东向我们走来时，大家的情绪才开始活跃起来。他的和蔼态度使人感到亲切，他的乐观精神令人鼓舞。他始终微笑着。给我们讲述了整编的意义，并宣布了三条：
一、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们的军队就是党军，但不这样称谓，还是叫工农革命军。
二、连队建立党支部，党代表，成立士兵委员会。
三、加强政治工作，部队除执行战斗任务外，还要做党的政治主张的宣传工作。我们是武装宣传队。
针对一些同志的悲观情绪，毛泽东鼓励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只会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我们这两条腿就能走革命的路。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个军。我们现在有两个营，又有这么多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个，我们有这几百人的部队，我们怕什么？失败一两次有啥了不起，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大家喜上眉梢，情绪激昂。队伍解散后，我们许多人还在议论：毛委员都不怕，我们怕个啥!每当我们看到毛泽东的身影，听到他的讲话，就感到精神振奋，浑身就充满了力量。
在三湾，部队进行了整编，把一个师编为一个团，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设一、三两个营，七个连，还有军官队、卫生队、锱重队，一、二、三连为第一营，七、八、九连为第三营，第四连为特务连。我被编在一连当战士，连长员一民，党代表熊寿棋。
当时还重新任命了一批干部，同时对动摇不定的人，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处理，发给路费，希望他们回本地继续革命。
三湾改编，不仅是组织上的整编，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政治思想上的建军，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提出，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整个部队由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规定重大问题均由党委讨论决定。从此，部队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毛泽东的这一措施，既是对第一次大革命经验的总结，又是对我军建军原则的重大发展。当时党的活动还是不公开的，但我们都知道，会做工作，遵守纪律，革命坚定，作战勇敢的人多是共产党员，党员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样板。党组织的正式建立，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供了组织保证和思想保证。部队不仅有坚强的战斗力，而且有巨大的向心力，许多人变得更加坚定起来。
1927年10月，在酃县水口，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的指示，我和一些骨干分子也加入了党组织。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入党仪式，带领党员宣誓，并讲了党课。这是我在革命生涯中的巨大转变，也是我从此有了新的政治生命，心情十分激动。坚决革命，服从组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成为我终身的奋斗目标。
三湾改编，还确定了在军内实行民主政治制度，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群众组织，在党组织领导下搞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毛泽东对我们说：有事大家来做，连队有什么问题，士兵可以向上反映。士兵委员会明确规定：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礼节，实行经济公开，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尽管初期士兵委员会的活动有过曲折，但毛泽东很重视对这个新生事物的工作引导。他立足于建设新型军队的全局。既反对无政府主义，又反对军阀残余作风。
经济民主虽然是简单的，但由于士兵会派人管理伙食，清理帐目，还给大家分伙食尾子，在南瓜汤里盐都没有的艰苦条件下，我们却精神饱满，作战勇敢，十分热爱红军生活，并经常唱着一首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我把分到的伙食尾子积成两块光钢洋，还高兴地做了一身便衣穿。清新的民主政治空气，使我们这支于艰难奋斗中的红军队伍成为一个火热的大熔炉。从白军过来的人感受最深，他们说，红军和白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没想到红军这么好。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的：“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民主”这个令人向往的字眼，一旦付诸实践，竟能产生巨大的威力，它成为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
美丽的三湾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年在大树下参加改编的老战士，如今只有我和张宗逊、韩伟三个人了，这使我更加怀念毛泽东和牺牲的战友们。
我在水口入党后，约在1927年11月中旬，参加了打茶陵。当时因为毛泽东的脚伤还没好，是由党代表宛希先、团长陈浩带领攻打的。战斗胜利结束后，我们一营就住在汇文中学。接着便成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委任谭梓生为县长。由于没有经验，开始仍按旧章程办事，毛泽东知道后即写信指出：不能组织那种旧衙门式的政府，要组建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宛希先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信，撤消了县人民委员会，并于11月28日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即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县政府由选出的三个常委组成，谭震林是工人代表，李炳荣是农民代表，我是士兵代表。我们三人实行集体领导，主要是为部队筹粮筹款，并组建了茶陵县游击大队等武装组织，县政府还出了石印的布告，印着长条形的政府印鉴和我们三个常委的名字，毛泽东看到布告后，曾和我开玩笑说：陈士榘同志，你作了县太爷啦!
我军先后三次打茶陵，前两次都比较顺利，第三次遇上敌人的正规军吴尚的独立团，由于我们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等人企图拉出部队投敌叛变，导致战斗失利。毛泽东闻讯赶到湖口，逮捕了陈浩等人，将部队带回宁冈砻市，我也随茶陵县政府和游击队撤回砻市。在这里召开了大会，毛泽东总结了在茶陵开展工作的经验教训，正式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此后，毛泽东继续以极大的精力进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1928年元旦，他率领红军在遂川大坑大败萧家壁反动武装后，即分兵三路在大坑、于田、草林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打土豪、筹款子、建立革命政权。1月8日，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中共遂川县委在该县城天主教堂宣告成立了。不久，万安县建立苏维埃政府，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中共莲花县特别支部等相继成立。落实三大任务的工作如火如荼。根据地建设迅速发展。
1928年6月，毛委员在永新县委所在地西乡塘边村住了一个多月，他几乎手把手的教导我们如何展开游击战，建立革命政权。他说：在有敌人进攻的时候，要集中起来进行战斗，这是战斗队；在敌被打垮以后或两个战斗的间隙中，要分散做群众工作，这又是宣传工作队。因此，我们部队除了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这就必须搞好社会调查，建立地方政权，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当时不公开)，给穷人分田地。那时我们一个班在永新县做了一个乡的群众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和工农兵政府。以后部队形成了习惯，每到一地，总要把做工作、搞调查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几乎人人都学会了这套本领。例如，社会调查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调查内容有：人口、土地、经济、社会政治状况等，尤其要弄清一个地方的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地主兼商人有多少。一般都要在三、五天内完成。在做好社会调查和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就可以成功地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分配土地和建立政权的任务。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参军参战等各项工作都搞得热火朝天，我们的力量便一天天壮大起来。三大任务在以后召开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作为红军党的法规固定下来。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沿湘赣边向南行动，路经大汾镇时遭到敌人伏击，担任前卫的三营被隔断，继续南下向桂东方向走去，我们一营和团直属队重新集合起来，准备上井冈山。当时就在荆竹山下山沟里一个小村子宿营。
第二天清晨，部队在村边大路旁集合。毛委员来到了队列前，站在路边的石坎上开始讲话，部队顿时肃静下来。毛泽东首先介绍了一个头戴礼帽身穿便衣长衫的人，说他就是山上的一支队伍派来欢迎我们上山的。毛委员简要地讲了井冈山的情况，便说道：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于是他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为什么要规定这三项纪律，毛泽东又作了些解释。因为当时部队中还存在旧军队的思想影响，违犯纪律，随便拿群众的东西等。上山后还有个对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的影响问题。就人民群众来说，最讨厌旧军队抓夫、派差、拿东西不给钱，动不动打人骂人。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民关系、官兵关系都要搞好。这给我印象很深刻。就在前几天，我们班在行军休息的时候，还有人到老百姓地里捡过一块红薯，当时大家还不以为然，经毛委员一讲，我们才认识到这是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
为了转变大家的思想，树立军队严格的纪律政策观念，毛泽东同志经常深入进行教育，并及时提出和规定具体的政策纪律。没过几天，在遂川城里向部队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9年初，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开辟新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又根据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添了两条：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挖厕所，以后又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这样，我们很快就把群众意见最大的两个问题纠正了，一种新型的军民关系终于建立起来了。
自从1929年以后，战斗更加频繁，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俘虏大量增加。毛泽东同志又将“八项注意”增加为“十项注意”，即宽待俘虏和进出要做宣传工作。最后，又将“十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其内容更丰富概括和具有针对性。例如，“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
从“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开始，经过丰富和发展，形成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和智慧。它集中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是我军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终于圆满地塑造了新型人民军队的美好形象。
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
确立游击战战术原则，也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的。当时红军中的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学生。他们学习的是旧军队的一套指挥和管理办法。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怎么打仗，怎样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这在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答案的。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讲话或同我们聊天时，经常谈到这个问题。1927年12月，第三次打茶陵失败后，他同大家一起总结经验教训时，专门谈到怎么打仗的问题。他说：打仗象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的那套战法，更不能硬拼，要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来个战术思想的转变。他讲了中国古代兵书以弱胜强的战例，还特别提到井冈山上的一件事，说过去井冈山有个老土匪，同官军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毛委员笑道：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是消极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了敌人，又缴获了武器，最后他饶有风趣地概括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不久，毛泽东指挥我们打宁冈，果然取得大胜利。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术思想水平，毛泽东又系统地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等。从而创造了以弱小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正确作战原则和一套崭新的作战方法。著名的“龙源口大捷”，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
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
在井冈山时期，我们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游击战战术原则，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斗争，并且在政治上成功地改造了袁文才、王佐的农民队伍，升编为红军的建制。这件事不仅对于我们能够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建立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重要作用和意义，而且在此后的复杂斗争中，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改造旧军队和中间势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方针，是前委在古城会议上确定的。实际上，在此之前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已经讲了这个思想。当时他说，井冈山已有两支农民武装，我们要在井冈山立脚，创立根据地，必须和山上的两支武装力量的首领袁文才、王佐以及他们的部队，搞好团结，搞好联合。他说，我们要联合一切革命力量，还要搞统一战线，去争取一切中间势力。“统一战线”这个崭新的字眼，在三湾改编时首先提出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在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专门分析和研究了如何对待袁、王两支地方武装的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说：如果我们不和这两支农民自卫军搞好关系，我们在井冈山就站不住脚。要与袁文才、王佐搞好关系，不使他们反对我们。他还说，遂川有个萧家璧、永新有个尹道一，宁冈有个张开阳等，一些地方的反动武装，这就要求我们和袁、王搞好团结。毛泽东极力主张联合袁、王农民自卫军，首先与他们建立军事统一战线。
由于袁、王部队都是由绿林武装改编为农民自卫军的，部队中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流寇思想和绿林习气很重，没有政策观念，主要靠江湖义气和封建帮会关系巩固内部。根据这一状况，前委确定了团结、改造袁、王部队，并帮助其发展的正确方针。
团结、改造工作的第一步，是取得联系，做好袁文才、王佐的思想工作。为此，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派人送信给袁文才，袁文才也派宁冈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以及袁的秘书陈慕平等人作为代表来到了三湾。毛泽东向他们讲了要团结合作的问题，并送给袁文才一百余支枪，袁答应做山上王佐的工作。双方建立了初步联系。
为了实现对袁、王部队的团结改造，毛泽东一面派人联系袁文才，同时还对王佐进行了耐心的争取和教育工作。由于送给王佐一些枪支，起了不小的作用，使他开始把我们看作是帮助他进步的朋友。毛泽东知道王佐在山上还有一千多亩水田，便对他讲：保持土地菩萨是不行的，不要相信真有什么土地菩萨，土地是农民开发出来的，不让农民得到耕地，农民会不拥护我们的。我们也会站不住的，要看远一点。王佐听了毛泽东的话，终于把土地分给了农民。
通过对袁、王的耐心教育和真诚帮助，解除了他们的疑虑，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与合作，使我们的部队顺利地在茅坪“安家”，在井冈山立脚，并为改造袁、王部队创造了条件。
袁文才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了中共宁冈支部的领导，参加了夺取宁冈县政权的武装暴动。他的部队政治素质比王佐的部队要好一些。针对袁、王两部的不同情况，确定了改造工作的不同重点。对袁文才部，主要是帮助进行军事训练，提高其军事素质，派出了徐颜刚、游雪程、陈伯钧等帮助袁部练兵。对王佐部队的改造，则侧重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的整顿。这一工作主要由何长工负责。毛泽东对改造王佐部队的意义和策略问题，当面向何长工作过多次指示。他强调：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了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
经过一个多月的耐心工作，袁、王及其部队发生了重大变化。袁、王二人心服口服，称赞“毛泽东是中央人才，毛泽东派的人有办法”。1928年2月上旬，经前委批准，在宁冈大陇举行了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升编大会，宣布了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以袁部为基础组成第一营，以王部为基础编为第二营；袁文才为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第二团成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按照党的建军原则，终于将这两支地方武装改造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迎接朱德上井冈
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后，一直关心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由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均告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国难思良将”，上山不久，毛泽东就派何长工去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联系，以打探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寻找朱德，并相机联络附近地区的革命力量。
何长工当初和我同是卢德铭警卫团的战士，也是同班战友，他当我的班长。参加秋收起义后又一起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何长工两次下山，三见朱德和陈毅，历经艰险。
1928年4月24日，何长工率二团到达砻市，两天后，朱德、陈毅率部进山也赶到砻市，我随毛泽东率领的一团，两天后也赶回砻市。此时，砻市充满了空前的喜庆气氛，象盛大节日似的热闹起来。1928年4月28日，朱德和毛泽东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支革命队伍历经艰难波折，终于胜利会师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28年5月4日上午，在砻市东边广场即红四军教导队操场，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毛泽东、朱德、王尔琢及党政军各界代表都分别讲了话。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会上宣布全体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还有一条大会没有宣布的消息，就是毛泽东兼第十一师师长，朱德兼第十师师长。毛泽东第一次挎上了匣子枪，他显得异常兴奋，诙谐地说道：“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可见，会师给军民增强了信心和力量，也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和喜悦。但毛泽东很快就把驳壳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身上带过枪，最早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通晓兵法、运筹帷幄的军事大家毛泽东，却不喜欢带枪，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也许这就是这位巨人性格的一大特征。
毛泽东的情怀
毛泽东无疑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他也有着普通人一样的爱和憎，正因为他是个伟人，因而在他的爱憎之中，不仅具有更加炽热的情感和超越常人的胸襟，而且有着巨大的震颤
力和向心力。
愤怒斩陈浩
1927年12月下旬，湘敌吴尚的第八军独立团攻打茶陵。敌众我寡，又没有充分准备。仅有一营和从桂东赶来的三营匆忙迎敌。当时本应及早撤出战斗。但因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和参谋长韩昌剑等人对革命悲观失望，故意拖延时间而导致战斗失利。直到部队退出战斗，他们仍迟迟不返回井冈山，反而向酃县方向走去，企图利用这次失利，拉出部队投向湘敌方鼎英(陈浩在黄埔军校时的教育长)的十三军。毛泽东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冒着危险赶到酃县湖口，当即逮捕了陈浩等人，将部队带回宁冈。
12月底，毛泽东在宁冈砻市召开军民大会，愤怒斥责陈浩等人要毁掉井冈山革命队伍的罪恶企图，根据前敌委员会命令，枪毙了陈浩、徐恕、韩昌剑。团长由三营营长张子清接任，参谋长由朱云卿接任。在关键时刻，毛泽东等挽救了井冈山根据地的一次严重危机。
事后有人多次问及此事，并将陈浩等人企图投敌与朱德投靠其同学范石生并论。我认为这两件事无法相比。首先是陈浩等人违抗军令。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明确宣布，愿走的给路费，但不能带枪支，不能拉走部队，陈浩等作为团的领导，明知故犯，并企图拉部队投敌，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当时我们一团只有一、三两个营的作战部队，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一支最可靠的武装力量，毛泽东和前委当机立断做出决定，用实际行动维护了军纪军令的严肃性，也挽救了这支革命骨干力量。另外，朱德是在危机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部队才找到范石生的，除了暂时借用部队番号外，原部队编制和指挥权始终保持下来。因此，这是根本不同性质的两回事。
力保陈伯钧
1927年12月，红军教导队在宁冈砻市创办。队长吕赤，四川人，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支部书记是蔡锺。我和陈伯钧、张令彬，还有一个姓王的，都是区队长。除了张令彬外，我们几个既是区队长，又是教官。1928年3月，教导队随毛泽东率领的一团胜利攻克了酃县县城，缴获不少。其中陈伯钧还搞到一支手枪。他向队长吕赤炫耀：你看，我搞到一支手枪!吕赤看后半开玩笑地说道：什么手枪？半斤铁，拉都拉不开。陈伯钧不服气，便面对吕赤勾动扳机。陈伯钧万万没有想到，手枪里还压着颗子弹。只听“砰”的一声响，子弹不偏不倚，正中吕赤头部，吕赤应声倒地，顿时热血喷涌。陈伯钧目瞪口呆，六神无主，等他跪地呼唤吕赤时，吕赤已经停止了呼吸。
教导队长被打死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议论纷纷，气愤不止，士兵委员会的人扭着陈伯钧就去见毛泽东。“打死人偿命”，再三要求毛委员批准，枪毙陈伯钧。面对这些激动异常的士兵委员，毛泽东虽然心情沉痛，但却格外的冷静起来。他反复问明情况，思虑良久。终于说道：我们商量一下好吗？按理说“杀人者偿命”，可是你们看看，已经打死了一个，是否还要打死一个？毛泽东这么一说，激动的人群开始平静下来。毛泽东继续说道：我是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赤开玩笑，玩枪走火，误杀了人命。他们两个都是从军事学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还很不够哩。毛泽东停了片刻说：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还不好追悼!你们看怎么样？士兵委员会的同志见毛委员这么尊重他们，而且讲的确有道理，也不好再坚持原来的意见了。
在当时“左”倾盲动思想影响极甚的情况下，毛泽东智排众议，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个军事人才。陈伯钧同志终于成长为一个著名的高级将领，解放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一堂铭心的政治课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决定在中村住下来，给部队讲政治课。毛泽东坐在板田里一条长凳上，全团的部队分作两部分听课。排成扇形坐在禾兜上，围在他的前面。一堂课讲了三天，半天听课，半天讨论。
讲课的题目是：中国革命的特征。
讲课中，毛泽东泰然自若，他对于解放中国和建设这支革命队伍，满怀赤子深情和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心。他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使我们感到特别亲切和明了；他在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阐述中，清楚地展示了一条光明的前途。使我们激情昂扬，产生了一种无敌的力量。事后，我和罗荣桓、谭政、谭希林、陈伯钧、韩伟、张令彬等，每谈到这次政治课，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信和自豪感，觉得对中国革命有底了。
会唱《国际歌》的俘虏兵(一颗红色的苗子)
1928年2月，由一团一营、三营和教导队参加的永新城战斗，打得很漂亮。
战斗结束后，毛委员在茅坪宣布了医治白军伤兵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当时俘虏归我们教导队分管，因为打算留一批充实部队，便对他们开展了工作。有一天，我正当班值星，忽然听到楼上的俘虏中有人唱《国际歌》，满有感情。立即跑上楼去，问他们歌是谁唱的？顿时有个清瘦的青年站起来答道：是我唱的我叫谭甫红。我问他在哪里学会的唱《国际歌》？他说他参加彭湃领导的东江第二次起义，学会了这支歌，起义失败后，逃到江西朱培德部当了兵。听他讲到东江起义，便想到我们一团参谋长朱云卿也是来自东江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就问他认识朱云卿吗？这时，他兴奋地连声答道：认得，认得，他是我们东江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我便派传令兵把他领到朱云卿那里。结果，朱云卿不但认识谭甫红，而且还知道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事情报知毛泽东后，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一棵红色的苗子，现在该让他归田了。这样谭甫红就成为红军教导队的学员。
胜利中的苦与乐
朱德、毛泽东率领我们挺进至赣南大柏地、隘前地区，由于指挥正确和迅速集中了兵力，一举歼灭尾追我后的敌15旅两个团，扭转了进军中的被动局面。面对着大批战利品，大家高兴得忘记寒冷和饥渴。缴获中有一种精制的合装香烟，由于我们多数人不识洋货，误认为是带有机关的炸药合，便往河水里扔，当有人大胆打开合子发现里面是香烟时，大家又后悔莫及，甚至又涉水到河里去捞回一些。有人建议沾了水的我们抽，没有沾水的给毛委员抽，大家当然同意。打完仗过春节，正愁没有饭菜，又发现几个被吓跑的地主家过年的饭菜还没有来得及吃。这下解决了个大问题，大家吃了一顿美味丰盛的年饭，高兴得乐不可支。
1929年3月11日，部队进至闽西长汀城南四都，经过两天的连续战斗，歼灭福建省防军第2混成旅两个团，击毙旅长郭凤鸣，占领了长汀城。部队在长汀休息和整编，部队还换了装，全新的衣帽，每人还发了双新球鞋，穿起来特别有劲。看着上下一新的装束，在当时的条件下的确是难得的。大家无不高兴地说：跟着毛委员，就能打胜仗!
1930年3月，赣南、闽西根据地相继成立苏维埃政府，这两块根据地进而发展成为中央根据地，即中央苏区。同年8月，在湖南浏阳北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师后，合编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和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由此，红军力量迅速壮大，部队从三万人发展到十四万人，接连取得一至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期间，我在红一军团司令部，先后担任侦察科长、作战科长、通讯主任、教育科长等职务。从始至终参加了反“围剿”的斗争，切身感受到毛泽东诱敌深入、积极防御方针的正确和他精于指挥的军事指导艺术。
不幸的是，在我们党内，一旦革命形势好起来的时候，总有些人头脑发热膨胀起来，这似乎成为规律。由于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导，和立三、王明“左”倾路线的大力推行，使得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不但有违抗“中央决定”之过，而且又增加了对抗“国际路线”之错，从而使毛泽东同志受到无辜的冤枉和连续的折磨。
1931年11月初，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竟作出了“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的错误决定，又成为“左”倾路线排挤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的开始。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左”倾盲动主义者以所谓“中央长信指示”作为尚方宝剑，竭力推行“积极进攻路线”，毫无根据地批评“积极防御路线”，无理地拒绝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一再要求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的正确意见，迫使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会议的结果使我无法接受。因为就在这一年的二月，苏区中央局执行“进攻路线”，部署我们一方面军攻打赣州时，开始毛泽东就不赞成，结果久攻不下，反被敌人援军包围，造成严重伤亡。在这种危机时刻，毛泽东顾全大局，抱病下山，起用第五兵团猛攻敌后，终于解救了红军主力。毛泽东再一次明确表示不该打赣州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们不仅不认识错误，反而把进攻受挫、损失严重的责任归罪于毛泽东等不执行“进攻路线”，“遂未坚决布置”上。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1933年6月上旬，博古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即第二次宁都会议)，进而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申述，使他仍然在受审挨批的位置上，心情极为沉重，再一次“病倒”。
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不但使白区工作遭受严重损失，迫使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进而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断然拒绝毛泽东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主张，致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损失惨重，以致兵日少，地日蹙，被迫于1934年10月，决定丢弃中央根据地而转入长征。他们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继而走向“逃跑主义”，于长征初期，又使仅余的八万红军主力过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折损过半。经过毛泽东同志多年发展起来的几十万红军和广大根据地，几乎要糟踏光了!这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无敌的精神和力量
遵义会议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使党和红军幸得挽救。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
“毛委员回前方指挥来了”，红军将士欢呼雀跃，精神振奋，好象获得新的生命，一扫往日的疑虑和愤懑情绪，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西却又向东，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调动敌军。我军一动，敌人又重摆阵势，我们便乘机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人部署就绪，我们又远走高飞了。搞得敌人晕头转向，被动挨打。娄山关、遵义城巧打激战，老鸦山、乌江边穷追敌兵，连续歼敌三个多师，捷报频频传来。几万人的红军突然变成了无处不在又无处不见的神兵天将，使得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心惊胆颤，无可奈何。这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惨状，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渡赤水“请滇军”
红军三渡赤水河时，我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柴树蕃任党代表。1935年3月16日，中央红军为调动敌人，决定三渡赤水，进至川南。朱德提出：由陈士榘指挥教导营、军委工兵营两营架桥。毛泽东表示赞成，他点头说道：请总司令决断。受命后我同工兵营营长谭希林立即勘察，选定在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附近架设浮桥。一连架起两座浮桥，并设了一个徒涉场，架桥任务完成得很漂亮。
中央和军委首长们通过浮桥，毛泽东高大的身影显得格外突出，他一边通过，一边审视着浮桥，见到我们便打趣地说道：你们有办法，喝了茅台酒，架了茅台桥，我们都过了茅台瘾。然后他自信地说道：现在是三渡赤水，要把滇军调出来，调出滇军就是胜利。这次我们说不定还要有劳蒋委员长哩!当时我并不完全明白毛泽东“有劳蒋委员长”的含意，只知道我们这次行动仍然按黎平会议的决定，要向敌力量薄弱的贵阳前进。
我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敌人以为我们要北渡长江，便调集兵力向我逼近。但我军又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于太平渡四渡赤水，突然南进，渡过乌江，直逼贵阳。这时，蒋介石在贵阳“督战”。他十万火急地命云南军阀、省主席龙云率部前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布防。这时，我们才真象大白，原来调出滇军果真还是蒋介石帮了忙。我激动不已，不禁扼腕叫绝，毛泽东真是“料敌如神”，不仅在调动蒋介石的几十万部队，而且连蒋介石也调动起来了!
当下，由我们红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龙里，迷惑敌人，而我军其余大部主力则穿越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的滇军背道而行。毛泽东示形动敌，声东击西，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巧夺定番借敌旗
我红一军团包围龙里，为掩护主力进军云南，便虚张声势，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数县县城。其中定番地处贵阳以南，是贵阳通往云南的交通要冲。首攻定番，既可迷惑敌人，又便于监视贵阳敌人之动向。1935年4月9日，教导营通过龙里至贵阳公路的封锁线后，第二天天未亮，部队即在肃静中出发。由于蒋介石急令调兵，各路敌军纷纷赶援贵阳。在我们行军的路上，忽而天空有敌机轰炸，忽而地面与敌军遭遇，我第一师部队同敌人打得尤为激烈。飞机轰鸣，枪声大作，俨然是一派红军即将攻打贵阳的局面。实际上是虚晃一枪，我军都是通过性质，边打边走，不停地运动。
教导营连续翻过两座大山，准备宿营时，早已把敌军远远地甩在屁股后边。
第二天，东方刚刚发白，接到总司令部命令：“一军团教导营，应马上出发，经赤城镇向定番前进，占领定番城宿营。定番至贵阳百余里，注意向该方向警戒。”部队早饭吃上了猪肉，他们一面说土豪的猪肉真香，一面感谢辛苦了一夜的炊事员，当时我想，要是毛泽东在这里，至少他要吃上一碗大肥肉!
有了战斗任务，又吃上了猪肉，大家情绪高涨，一口气走了四十多里路，到达赤城镇附近。突然间，敌人的飞机斜刺飞来，在我们头顶上狂叫着盘旋了几圈，后来大概是因为发现了赤城镇区公所飘着的“青天白日”旗帜，便向西飞去。这倒给我了启发，毛泽东声东击西调动敌人，我何不示假隐真欺骗敌人？即令尖兵打起那面“青天白日”旗子，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在距定番城不远的地方，便望见城墙上密密麻麻的人群，争先恐后地向我们遥望。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的头头及其喽罗们，果真把我们当成他们的“中央军”欢迎来了。但当走到城下桥边的时候，终于被敌人识破了，靖卫团的哨兵立即向我们开火，警察们急忙关闭城门，登城抵抗，大批“欢迎”的人群夺命而逃，但为时已晚，说时迟那时快，我第一连的一个班已经迅速地爬上城墙，当场击毙几个守城的团匪，部队紧跟着扑了上去，敌人见我来势迅猛，在一片呼救叫喊声中狼奔豕突般地滚坍了下去。我军占领定番城，继续开展群众工作，大造“打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舆论。毛泽东等接到我们的作战报告后，笑着说道：陈士榘用兵法，他也跟敌人搞名堂哩!
给毛泽东当“设营司令”
中央红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指挥下，乘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之际，向云南急进，直抵金沙江畔，于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最终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会理休息五天后，继续北上到达彝族同胞聚居区。
为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对部队进行了纪律整顿。军团部派陈奇涵下来调查，发现教导营少了几十人，我作为营长，当负重要责任。军团司令员林彪和政委罗荣桓找我谈话，林彪说：部队减员太多，要执行纪律。我问怎么执行法？林彪说：禁闭一个月。我急忙说道：关我在这里，怎么走啊？林彪几乎笑起来，说道：你还是要走，但不能骑马，马交给警卫员，还是跟着你。“走路关禁闭”，这处分很新鲜。我紧跟部队行军，不指挥，不查哨，自带干粮袋，警卫员到时候给热饭，这处分也太舒服了。于是我找到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过雪山每到山垭口时，有些同志因身体虚弱，过度疲劳，总要你靠我，我靠你的停下来休息，由于山上空气稀薄，有的倒在雪地上就再也没起来。我在武汉宋庆龄、何香凝办的卫生训练班学习过一些救护知识。便主动向大家作宣传，并搀扶困难有病的同志，每当过山垭口的时候，大家都格外警觉起来，越走越好。我们这队人马顺利地翻越了雪山，没有出现减员问题。
快过草地的时候，毛泽东来到兵团部，见我精神很好，便笑着说道：陈士榘下马受罚，表现不错嘛。然后他说：你搞的民情调查报告写得满好哩，就给我们当设营司令吧，打前站，搞清民情、政情、路线、画图标路，号房子。从此，每次行军我就带着副官和炊事员等人先行一步，一边调查，一边插路线标示牌，在宿营地提前埋锅造饭，划定宿营区域，标定住地房号。在工作中，我发现部队过草地身体消耗很大，十分疲劳，减员情况仍较严重。根据有关政情特别是敌情的调查，为了保存部队的体力，我提出缩短行军距离，每天走四十里路就宿营休息的建议。毛泽东非常赞同，他说：这样好，一边行军，一边休息，还可以半天工作，部队精神了。这是战胜自然敌人的好办法。这个办法果然有效，由于部队休息得好，还能做群众工作，筹集些给养，改善生活，大家体力逐渐恢复，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减员情况大为减少。
1935年9月，红军走出草地，到了腊子口。敌人以两个营的兵力布署在木桥和山口隘处，并在桥头和山坡上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敌人凭险而守，很难通过。为了减少部队伤亡，毛泽东想找一条另外可以通行的道路，让我去了解情况。我立即调查了当地的一些群众，并审讯了三个俘虏，结果都证实这里别无他路，还是要通过腊子口。情况报告后，毛泽东要我去找一个便于观察的地方。我带上罗荣桓政委的望远镜，选定了一个既安全又便于观察的小山头，放眼俯视，正赶上我军突击队突破腊子口，枪声大作，战斗激烈，我匆匆返回，不料忙中失手，将望远镜的盖子丢下山崖。在向毛泽东报告后，他眼睛一亮，立即说道：赶快走!因为毛泽东的座马还在兵团机关没有跟上来，要走就得步行我便犹豫起来。只听他不断地说道：立即行动，我们一走，机关就走快了。毛泽东迅步急行，一路领先来到腊子口，部队刚刚通过。此时，他站在腊子口上，却格外的平静起来。环视着腊子口的险山秀水，目送着即将远去的部队，仔细地搜寻着前方。接着便大步流星地走起来，我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道路要通过一座座小土山，很不好走。但我见他走得很起劲，好象很喜欢爬山，本来有一个适合于宿营的地方，他仍然不停地说：不宿营，继续走。反而加快了速度，一直走到太阳落山，爬上山坡，进入一片草地中间的村子口，才停下脚步，向我挥手道：设营司令，快找房子，我要困觉了。我知道毛泽东太累了，即速找好房子，便请他休息了。我躺下后仍然不能入睡，毛泽东同志长我十五、六岁，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真担心把他累坏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提前起来，坐在院子的天井里，想让他多睡些时间。不料，这时毛泽东已经出现在我的背后，轻手轻脚地走到我面前，亲切地说道：士榘同志，起得好早啊，你的觉怕没困够吧？顿时，一阵热流涌上心头，我正为自己没有照顾好他而感到内疚，他却来关照我来了。我恭敬地站起来，好象嗓子被什么塞住了，用了很大的劲才说出一句话：主席，你太累了!毛泽东诙谐而又象安慰我似地说：昨天那程路，小事一桩，我这个人，一爬山就来精神，至于困觉吗，他略停了一下说：是有觉就困，没觉也不困。然后他陡转话题，关切地问道：他们都来了吗？毛泽东是指军委其他首长和机关的同志，我立即回答：主席放心，他们都来了。
这时，天色将亮，毛泽东象一块巨大的磁铁，紧紧地吸引着我，周身感到热烘烘的。我好象还从来没有好好看过他似地，不禁仔细地打量起来，只见毛泽东还是穿着那身普通红军战士穿的灰色军装，习惯地敞着怀，头发似乎更长了些，他那双智慧而明亮的眼睛，始终是那么慈祥，那么动人。错误路线给他带来的历次磨难，长征中艰苦生活的长期砥砺，使这位巨人变得更加刚毅和自信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料到，被许多人看作是灾难和痛苦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由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和几万红军的奋斗，竟然创造了中外历史上的奇迹，并且变成为动人心魄的精神财富和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
难忘的教诲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我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翌年3月，渡河东征，返回陕北后，进红军大学一科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中国革命等方面，比较系统地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红大的教学课程和讲授导师是这样安排的：军事课，系战略学，由毛泽东讲授；战役学，由林彪讲授；战术课，由李德讲授(李是共产国际派员)；
政治课分为：政治经济学，凯丰、吴亮平讲授；哲学，王稼祥、博古讲授；中国革命，洛甫(张闻天)讲授；
文化课(即新文化)，革命老人徐特立讲授。
毛泽东以“军事辩证法”为题所作的战略学演讲，共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战略进攻和战略追击五个部分，还讲了其他有关军事哲学若干范畴的对立统一关系问题，前四个部分的内容后来大都收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在演讲中，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系统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反复强调指挥员要树立全局观点，掌握带有全局性的战略指导规律，并根据这一规律提出战争指导路线和战略原则。
在此以前，我只是从感觉上认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不了解其思想根源和认识根源。毛泽东关于“军事辩证法”的讲演，使人大开了眼界，是我在军事理论上的一次升华，并且受益终身。在抗日战争中的平型关大战中，以及解放战争中，我直接指挥和参加指挥的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洛阳战役、开封战役，以及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都是认真学习和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结果。
最后一次谈话
全国解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解放初期，我主要是在南京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兼训练部长等职务，1952年又来北京任军委工程兵司令员，直至1975年。这期间，我因工作关系，曾多次接触毛泽东。
1958年7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中央办公厅直接打电话来，说主席要我马上过去。我顾不得盛夏酷暑，乘车直奔中南海毛泽东处，但他却不在他的办公室。我问了警卫人员，才知道毛泽东在游泳池。我赶到游泳池，老远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围座在游泳池边的一个棚子里。我便快步走进，向毛泽东报到。他身披白色的游泳衣，轻捷地启动那高大的身躯，对我说道：正好有事跟你商量，郑州黄河铁路桥被洪峰冲垮，你们工程兵能不能在那里架座浮桥？周恩来总理说：听说工程兵在黄河上架过桥了。我回答：那是去年在济南洛口黄河上架过一次，是在非汛期架成的。我心理明白工程兵吃几碗干饭，根据当时的装备训练情况，非汛期能架成浮桥，在汛期就不一定有把握。我只好向中央领导说明真情。
听了我的回答，毛泽东当时没有说什么。但周恩来总理讲，这是铁道部吕正操部长向中央提出来的，说工程兵在黄河上架过浮桥，于是他才跟主席、彭总等进行了商量。既然中央已定，我便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表示：为了检验工程兵的桥梁装备情况，就作为一次练兵，力争把浮桥架起来。由于当时还没有自己研制的桥梁器材，第一次架桥没有成功。后来，工程兵党委确立了把训练装备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自力更生，以我为主，改造、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制定了装备训练发展规划，并于当年成立了工程兵装备器材研究所，对外国(包括购买和缴获)装备，从五十年代以使用为主，走向六、七十年代的改造创新时期，开始有了我们自己的装备。六十年代中期，我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个情况，总理高兴地说道：看来，那(指郑州黄河架浮桥)是一次失败的成功，只有从实际出发，才符合主席思想，搞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经过科研人员和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努力，在七十年代走向系列发展。这时，由我们自己研制的渡河器材，已能克服季节性障碍，在短时间内，架通长江、黄河、珠江、辽河四大水系的浮桥。终于实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生前愿望。
现在，工程兵主要装备器材已达到八十年代的国际先进水平。
“听你司令员的”
1965年，军委工程兵一支部队奉命进入中南海，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构筑防空工事。中南海管理局毛局长多次动员毛泽东搬家，他始终不愿意搬出来，毛局长很着急。
我知道这件事后，便直接来到毛泽东住处(也是他的书房)，给他做工作，毛泽东微笑着说：陈司令来作战斗动员了!我急忙说道：主席当然用不着我来动员，可主席不搬家，部队不便进入，毛局长他们也不好安排，毛泽东听后笑了，他说：是不是毛局长向你打了我的报告，你才来找我的？我也笑了，我说：这当然是毛局长他们的工作，不过，我们工程兵要给你修工事，我也应该向您汇报啊，只要主席搬家，我们有些事就能够安排了，毛泽东看了看我诙谐地说道：你们不要冤枉我罗，我听你陈司令的，这可以了吧!
毛泽东搬了家，毛局长很高兴，他神秘又俏皮地对我说：看来，主席还真听你陈司令员的。
事实上，毛泽东历来是顾全大局的，只要你给他讲清楚，办起事来很痛快。毛泽东很喜欢部队，尤其是这次是来给他修地下工事的，又是当年被他誉为“无名英雄”的工程兵，他很高兴。因为“无名英雄”这个称号，还是他在1933年夏，红军工兵第一次在中央苏区瑞金为中央领导修工事时提出来的，那个时候，毛泽东不仅参加了劳动，而且还针对一些战士不愿意当工兵的思想，给战士们讲了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白龙马的故事。红军工兵应该学习白龙马精神，做红军的一匹白龙马驮着革命走向胜利!白龙马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一直成为鼓舞工程兵指战员奋勇前进的巨大动力，并且是工程兵思想建设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32年后，被誉为白龙马似的无名英雄的工程兵，不仅将革命驮到了胜利，而且已经取到真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精神焕发地再一次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像当年那样十分关心工程兵指战员。他常对毛局长和有关工作人员说：工程兵是无名英雄，他们施工很辛苦，你们要关照他们。每逢过五一、八一、十一等节假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便派人送些水果、肉食来慰问施工部队。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贺龙等，还多次看望接见工程兵部队。这是对工程兵的关怀和鼓舞，也是对我这个工程兵司令员的关怀和鼓舞。
最后一次谈话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我接触毛泽东的机会更少了。直到1973年军队领导班子调整和八大军区司令调动时，我任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一天，军委办公会议上，叶剑英宣布，毛主席要接见我们。
从三座门到中南海小礼堂客厅，我发现除了汪东兴在招呼以外，就我一个人在等候，当然不知道接见要谈些什么，但一种期待和思念之情，仍然使我感到兴奋。汪东兴终于出来打招呼，告诉我可以进去了。走进会议厅，便看到毛泽东端座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王海容、唐闻生也在一边，是准备给毛主席当“翻译”的(毛泽东湖南韶山口音很重，有时候需要解释一下)，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毛泽东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微笑着说道：陈士榘同志，要说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嘛!
听到毛泽东讲这句话，我心里一阵激动……
毛泽东接着问我：当年上山的人现在还有多少？
我理解毛泽东是指秋收起义后跟随他第一次上井冈山的同志。但因当时我还没有仔细计算过，便说了个大概数字：还有二十几个人。我说：我们这些人都托了主席的福。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这就不对了，是托了党的福，我们都托了共产党的福。
同1969年相比，毛泽东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那年10月，为了进一步增进我们同阿尔及利亚的友谊，我奉命率中国政府和军事代表团，前往访问并参加阿尔及利亚国庆。行前，我问主席，能不能代表你向布迈丁主席问好啊？
他回答得非常爽快，说：当然可以。你这是外交活动，理应如此。那时的毛泽东，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现在他居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
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军队领导班子的问题。他双目凝视着我，说道：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毛泽东是指我在华东野战军的时候，参加和指挥打了一些大的胜仗，说那是我大出风头的时候。也许毛泽东在这里给我划了“句号”，但从他讲我们是一个山头的，到要多用四方面军的人，更使人感到毛泽东历来反对拉山头，搞小圈子，主张五湖四海的一贯思想。足以说明了他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胸怀和光明磊落的思想作风。当我最后向他告别的时候，我庄重地向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情不自禁地说道：祝愿主席健康长寿。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告别竟成为毛泽东对我的最后一次谈话。
到这里，我对毛泽东的回忆似应结束了，但又觉得言犹未尽。我必须说明的是，我同毛泽东的接触仅仅是他革命实践中的一个有限部分，不是大部，更不是全部。但是一点可窥视一般。一个伟大的革命，必须有伟大的理论作为指导，这个理论只有在实践中产生，并只能在实践中去检验、丰富和发展。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此已经作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伟大，是因为集中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以及全中国人民的心血、智慧，乃至血的教训，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刘恩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