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同志一生为革命笃志嗜学，博览群书，深刻领会，指导实践，给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楷模，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许多同志都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的智慧和才能是过人的，这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说，一些看来很平常的成语或格言，经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解释、改造和发挥，从中发掘出深刻的哲理，就顿时增添了新的涵义和光泽。这使人们想起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摘引黑格尔的一段话：“——正象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我和许多同志一样早已听过读过，但不过是把它看作一句普通的寓言而已。当我听到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将这个古老的寓言加以提炼，引伸，才领会出它的深刻寓意。他以愚公的形象比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高大形象，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比作太行、王屋二山，激励大家团结起来为挖掉这两座大山奋斗到底。当年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早已被新时代的愚公推翻了，毛泽东同志发掘的这个古老寓言，今天仍然焕发着新的生命力，启示和鼓励我们把横在实现四化征途上的重重障碍一一推倒，缔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实事求是”这句普通的成语，在中国已经用了近两千年。毛泽东同志对它作了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用这句成语教育干部，应当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性，作为行动的向导。这句成语，经毛泽东同志赋予深刻的现实意义，几十年来一直成为指导我党工作的极其重要的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和确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正是以实事求是作为根本点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借用孟子的话“心之官则思”，来启发大家要善于运用思想器官进行思索，养成分析的习惯，学会分析的方法。他还题了“多想”二字，同全党同志共勉。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面前摆着许多问题要去研究处理，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出过一批题目，内政、外交各方面的都有，劝大家头脑里经常装着一些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找出答案。那时，在毛泽东同志带领下，全党同志“开动机器”，深思熟虑，在实践中使许多问题相继得到了正确的处理。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同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的要“多想”、避免僵化和浮躁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由于违背正确的指导思想，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严重损失。记得在１９５９年４月党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之前，为了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向全党连续发了四封《党内通信》，反对浮夸风等“左”的倾向；在上海会议上，又着重议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策谋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毛泽东同志介绍大家看郭嘉传，意思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这在今天，对于我们指导各方面的工作，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
（二）
毛泽东同志精心阅读马列的书，垂老不倦。他曾经建议把三十几部马列经典著作印成大字本，发给高级干部作为必读之书。他并且注重总结国际工人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是大家都熟知的。在这同时，他还经常阅读中国的古书，而且很讲究读书里的学问，从来不是无所谓地去读，而是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同人民的事业联系起来，常常把书里可以借鉴的内容自然而贴切地运用于指导实践。
他很喜欢读中国的史书，历史的知识很渊博。自己爱读二十四史，还鼓励一些同志去读这部史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工作的借鉴。１９６５年，毛泽东同志曾向一些领导干部建议，读一读《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
。“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书中的这类话当时曾为不少同志引为箴规之言，今天仍然值得我们经常想一想。
毛泽东同志也很喜欢看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我国的不少古典小说他曾读过多遍，十分熟悉，在讲话和文章里，时常引用这些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并且常常用独到的见解介绍给别人。我就听过毛泽东同志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谈到《西游记》，毛泽东同志说，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去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这里主要讲的是不要怕有不同意见，不要怕有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最后总是会成功的。对于《三国演义》，毛泽东同志评价很高。他对我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的意思是说，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他还讲过，曹操下江南，东吴谁当统帅成了问题，结果找了个“青年团员”周瑜，２９岁当了都督，大家不服，后来加以说服，还是由周瑜当，结果打了胜仗。他借这件事说明选拔干部，不能统统按资历，要按能力。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他在一次会上，还讲过《西厢记》中张生和惠明的一段故事：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找人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可是无人肯去，于是开群众会议，这时惠明挺身而出，把信送了去，搬了兵，解了围。毛泽东同志说，惠明见义勇为，勇敢胆大，是个坚定之人，希望中国多出点惠明。他还说过，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她是个青年，是个奴隶，为了成全别人，自己受拷打，不屈服，反过来把老夫人责备了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学问好，还是老夫人的学问好？他希望人们不要小看地位低的年轻人。
毛泽东同志看戏也常常与众不同。比如看《打金枝》，他是从工作方法的角度去看的，说郭子仪的儿子同皇帝的女儿结亲以后，闹矛盾，郭子仪和皇帝各自批评了自己的孩子，解决得很好。这是说解决内部矛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他还说过郭子仪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当时有人告郭有谋反之心，郭听到后就把自己的门第敞开，任人参观，“门户洞开”这个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看《打渔杀家》，毛泽东同志曾经对一位起义的原国民党将领讲，肖桂英一度动摇过，后来醒悟过来了，终于一起去复仇，这就好嘛！我把你比作肖桂英，肖桂英终于是革命了。这一席话，使那位朋友很感动。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大会上，批评少数党员干部争地位、争薪水的不正之风时说：有个戏叫做《林冲夜奔》，那上面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请看：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碰到评级这个机会。同志们，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我们大家回去劝他一下，男儿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伤心处呢？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可以弹几滴眼泪的。
（三）
毛泽东同志不但注意从历史和古典文学作品中吸取鉴戒，而且重视在现实的生活中倾听群众的呼声。只要是有利于革命的意见，他就积极采纳；做错了的事就改正。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延安曾经多次听到和见到这种事情。
１９４３年春天，我在延安见到毛泽东同志，他讲到反对张国焘路线的问题，说有一次听抗大汇报工作，他们谈到原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队指导员问战士：到底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有几个战士回答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汇报的同志主张整一下这几个战士。毛泽东同志说，我当时表示不能这样办，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过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因此立即决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错误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就这样，毛泽东同志从几个战士的不满中，发现并纠正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扩大化错误，团结了原四方面军的全体干部和战士。
我还听毛泽东同志讲过这样一件事：１９４２年８月，一天，边区政府正在开征粮会议，天降暴雨，雷电交加，把参加会议的延川县县长击死。街上老百姓中就有人说怪话：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主席？保卫部门要追查讲这个话的人。可是毛泽东同志没有让追查，而是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反感。后来检查发现，陕北这么个不过一百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一年就征收１９万大担公粮。公粮征多了，人民负担太重，他们不满。于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不能再这样办了，决定把公粮减为１６万大担，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受到群众的拥护。
毛泽东同志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时又善于团结自己队伍中犯了错误的人。１９４５年，党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他提议要把几位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包括当时的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同志说，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象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当太着重个人的责任。选举的那天，代表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时可以自由活动，可是毛泽东同志不走，坐在台上听唱票，一直等到票快唱完了，王明的票过了半数，他才放心地起身走了。后来他说，如果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在毛泽东同志的主持下，“七大”开会前，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党内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都正确地解决了，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七大”开会时，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是新的伟大任务。党的“七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在这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之后不久，我们就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四年之后，又赢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创立了人民的新中国。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
(人民日报 1981.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