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因此，有人说他搞“终身制”。事实上，毛泽东一直不赞成“终身制”，他不止一次提出要辞掉他担任的主席职务，只是没有获得党内同意，而未能实现。
五十年代中期，他就提出“两个主席都辞掉”，即辞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主席。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我本想辞掉主席的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这次党章草案中有一条，必要时可以设名誉主席。我这是准备后事。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所以，设了四个副主席。现在还是逃不脱。我的方针是两个主席都辞掉。”两个主席都辞掉，党内外都不赞成。经过大量工作，辞掉了国家主席一职，党的主席继续当。 就是辞掉国家主席也是经过做大量工作，党内外才同意，才得以实现的。
1957年5月5日，毛泽东考虑限制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连任期数，并就这个问题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写了批语。批语说：
“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行。”
1957年5月1日，陈叔通、黄炎培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一职。毛泽东批示将此信和他的批注印发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毛泽东在批示中说：
“请小平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全体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人大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
“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此时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
陈叔通、黄炎培的信说：
昨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顺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变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予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我们期期以为未可。至于代行职权，亦可在宪法上规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前年委员长已代行过职权，接见外国使者，本来应该在宪法上加以修改。此事关系重大，应请先由党、政府慎重考虑，暂不透露。特以密陈。并请考虑应否及时邀集昨在场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陈毛主席，同时我们相约勿遽外传。
至于领导上工作太长期高度紧张，这点确值得大大注意，今后必须在安排对内对外工作时，尽可能使倾向宽舒，似乎各位领导者都有这样必要。如荷同意，亦乞通知进行。
毛泽东在信中加了四段批注。
当信中讲到，还不能说国家已经巩固和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注：“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经验，可能要十五年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当信中讲到“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时，毛泽东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民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当信中讲到解除全国人民种种惶惑时，毛泽东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当信中讲到可能给予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时，毛泽东批注：“造一阵谣，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毛泽东在批示中说的“末页我写的一段话”，解释了他不当国家主席的理
由。他说：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专列第六十条，说明他辞去国家主席的理由和就这个问题如何做干部、群众工作的方法。他说：
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1970年3月，毛泽东建议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这之后，毛泽东多次拒绝了要他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
时隔15年，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他不担任党的主席，又因中央政治局不同意，未能实现。1973年8月，在讨论中共“十大”主席团组成人员时，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建议(这时邓小平已列席政治局会议)，一些老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问。毛泽东很重视邓小平的建议，提出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他当主席。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提出这一意见，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同意。毛泽东只好服从，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鞠躬尽瘁。”
1976年1月1日凌晨，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夫妇说：“我老了，负担太重。”“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办法。”毛泽东就是这样肩负着“太重”的负担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以毛泽东的性格、信仰、心态，只要他留在这个位子上，就会为他肩负的责任去顽强地奋斗。而且，他觉得，他即将离开的人世间，他即将离开的中国，他即将离开的政治舞台，问题太多，斗争太激烈。所以，尽管他老了，重病缠身，力不从心了，他还是要为自己担负的责任奋斗到最后一刻。于是，他也就有了搞“终身制”的“美誉”。
从上面说的这些事实看，说毛泽东搞“终身制”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