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谈张铁生的答卷
新文化研究 原创
原文照刊
余涅附言：因为某种机缘，余涅获得了毛远新老师撰写的《张铁生的答卷》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发表在这里，以飨读者。
张铁生的答卷
毛远新
1973年党的“十大”结束后，我去看望主席。我们先谈了这次大会的一些情况，主席讲自己的腿脚有病，所以让代表先走，由此談到了主席的健康问题，谈到《木兰辞》。
谈话间，主席突然问：“你们辽宁出了个张铁生，你知道吗？”我有些意外，不知主席对此事是什么意见，只说了句：“我知道。”
主席说：“我是从新华社内参上看到的，《辽宁日报》发表了张铁生的文章，是写在考试卷子背面的。据说反映不一，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说好，好得很嘛，就是要敢于反潮流!我要《人民日报》和中央报刊都全文转载。还有那个编者按语也写得好，要一起转载。”
主席指着我说：“张铁生出在你们辽宁，你和省委的同志都要好好读一读。还有那篇编者按语写得好，你和省委的同志要好好学习。”
我的心放了下来，低声说：“那篇编者按语，是……是我写的。”
“你？”主席一愣，或事出意外，或不大相信。他眉头一皱，双目圆睁，直盯着我的眼睛。我平静地望着他，轻轻地点了点头。渐渐地，主席脸上开始露出了微笑，接连点了两次头。看来他相信了。
我说：“去年夏天，中央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我向你汇报过辽宁的工作。谈到教育战线，当时我说，目前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教学质量低。你当即打断我说：'不对！主要矛盾是哪个阶级统治学校。’”
主席说：“是啊，关于主要矛盾的看法，你是不对的。列宁认为，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做到了吗？”
我说：“今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你问过我，辽宁有多少下乡知识青年，还说现在大学招生对象主要是下乡知识青年，要我多去了解一下他们对大学招生方式的意见。回到辽宁后，我到全省下乡知识青年最集中的盘锦地区，走了好几个青年点，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也听了一些农场、公社和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意见。”
主席问：“他们怎么讲？”
我说：“中央规定这次招生对象，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是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及解放军战士，特别是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常年忙于生产和工作任务，中学数理化课程几乎忘的差不多了。招生文件下发后，家庭条件好的，主要是领导干部子女，还有些收入高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很多都扔下生产，跑回城里，回家复习功课准备高考了，有的还专门请了家庭教师进行辅导。五、六月份是辽宁水稻产区的农忙季节，五一开始育秧、整田，六一开始插秧，七月十号前必須完成。为了抢时间，留在乡下没有回城的青年，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收工回来倒在炕上就睡着了，没精力再熬夜复习功课。有些生产队的知识青年已经跑了一大半。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呐，生产队干部和负责带队的老农，急得跳起脚骂娘。
关于今年大学招生的文件我看过，但没有引起重视。按主席的意见去作了些调查后，我才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我下去作调查，多听听下乡知识青年的意见。看来高考招生还是件影响很大的事。”
主席说：“我历来反对用一张考卷，就判定一个青年是否有真才实学的考试办法。我多次讲过，历史上考中状元的没有几个是有真才实学的。反到是那些连举人也没有考中的，像蒲松龄，从十七岁一直考到七十岁，胡子都考白了，还是没中举。他写的《聊斋志异》却是古代短篇小说集子中最出色的。还有曹雪芹，不要说举人，何时中的秀才还有待考证，却能写出《红楼梦》，古典长篇小说中最出色的。谁能说他们就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我们大学的中文教授，有几个能超过他们？
我看呐，所谓知识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书本知识，一类是实践知识。书本知识，主要也是前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实践经验的总结。读了许多书，不参与实践，前人的经验并不能变成自己的经验。我们的教育制度，只注重书本知识，不承认实践也是知识，严重脱离实际。
党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什么叫社会主义觉悟？就是始终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是要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包括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不是培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精神贵族。我在党内多次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意识到，学校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青少年代表着未来，哪个阶级统治学校，就为哪个阶级培养未来的接班人。我们共产党自己管的学校，都有党委和党支部，就是要保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我担心，他们可能辛辛苦苦，在那里培养将来挖共产党祖坟的人呐。
要搞教育革命。中学毕业后，要到社会中到劳动中去接受实践的磨练，再从有实践经验的劳动人民中选拔培养大学生。否则，从小学到大学，关在教室里十六七年，培养些没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只会死背标准答案，只会应付考试的书呆子。他们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欺骗，拉拢，收买。”
我说：“你多次批评过我，说我就是这一类的书呆子。大学毕业后，你要我离开大城市，到野战部队基层连队去当兵，从一个战士重新学起。”
主席笑了，说：“所以我要你们军工学院的学生，都下乡去搞四清，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读了那么多书，不了解中国社会，不了解工人农民，将来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中，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鬼才知道呢。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学招生的目的，招生的对象都发生了改变，继续沿用过去的考试办法，行得通吗？正是有这个担心，我要你去调查一下，多听听广大群众，特别是下乡知识青年们的意见。”
我说：“辽宁省教育局决定先搞几个考试试点，但数理化考试结果，许多知识青年都不及格。”
主席问：“那怎么办呢？”
我说：“省委专门听取了教育局的汇报。他们谈到沈阳医学院试点情况，面对下乡、下厂多年的招生对象，对考试题目难度没把握，就把全院副教授以上专家请来，要他们按规定时间，把数理化的题目先作一遍，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确定考题难度。结果出人意料，专家教授们也几乎都不及格，许多人都交了白卷。”
主席说：“哦？有这样的事？”
我说：“当时我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难道大学教授连中学生的文化水平都没有？我请他们把医学院数理化的试卷调来，我带回家，按规定时间自己作了一遍，并按他们的判分标准打分。”
主席问：“结果呢？”
我说：“数学中的代数部分能及格，而几何部分许多题我答不出来，数学平均还能及格。物理好些，能得七八十分。最惨的是化学，几乎等于交了白卷。数理化考试平均成绩不及格。我当时……”
主席大笑，指着我说：“连你也……也，也不及格，呵呵呵呵！”
我说：“你知道的，我是以优秀成绩考上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又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难道我连中学生的文化水平都不够格？这时我才理解了沈阳医学院的那些教授，他们中许多人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都是国内一流的专家，是有真本事的。但是，多年不摸中学课本了，突然遇到中学的数理化试题，也真难为他们了。化学考试，几乎全都交了白卷，唯一一位化学成绩好的教授，是专搞药理分析的，他日常工作一直就没有离开化学。”
“唉！”主席长叹了口气：“那些教授恐怕就是现时代的曹雪芹，蒲松龄，不是他们交了白卷，不及格，是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及格哟。”
我说：“当时我就想到那些在农村插队多年的知识青年，既然省里不能保证给他们同等的足够的复习准备时间，就不该沿用过去对应届中学毕业生的考试方法。两天后，我把我自己的考试成绩，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布。我说，沿用过去的考试办法，对全省几十万下乡知识青年太不公平了。”
主席说：“不只不公平，主要是不能反映一个青年真实情况和能力水平。科举制度从隋唐开始，打破旧的世袭制度，公平选拔人才，在历史上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后来，特别是到了明清两朝，科举制走进了死胡同，脱离实际的八股文害死人。《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恨透了科举，谁要劝他复习功课准备应考，他就对谁抛以白眼。这恐怕是曹雪芹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我们这套考试办法，是以新八股取代了老八股，也走进了死胡同。再不搞教育革命，残害青年，埋没人才，误人子弟啊！”
我说：“省教育局长汇报还说，锦州试点有个青年在物理化学考试时交了白卷，却在试卷背面发了篇议论。这个青年就是张铁生。我就把他那张考卷调来，读了他那篇文字，觉得他和我的心是相通的。我要省教育局派人去锦州对他作个调查。调查回来后，省委听取了汇报。他们说，张铁生中学毕业时，成绩中等。1968年下乡插队，后来担任了生产队长，长年忙于队里的生产和工作，没有复习时间。生产队一头大牲口生病，他牵着几乎走遍全县，到处求医，还是不治而亡。他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发愤要学习兽医，就报考了朝阳农学院的兽医专业，准备大学毕业后回去当兽医。”
“好！有志气！”主席拍着沙发扶手说，“就是要选这样的青年上大学。他在考卷背面写的那些文字，是一篇讨伐现行教育制度的战斗檄文。”
我说：“据调查的同志说，后来给了他几天复习时间，改换理化题目再考一次，成绩在七十多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议，把他那份答卷登在《辽宁日报》上，目的是想在全省引起一场讨论，大学招生到底用什么办法更好。经常委会同意，我动手写了那篇编者按。”
主席说：“有感而发，写得好！我要《人民日报》转发时说，一定要把编者按语一起发表。今天我才晓得，是出自你的手笔。”
我说：“我要教育局给朝阳农学院打个招呼，让兽医系录取他。”
主席说：“这个朝阳农学院，就是你上次讲的那个坚持在农村办学的农学院吧。”
我说：“就是那所大学。陈锡联按你的指示，坚持把沈阳农学院从沈阳市里迁到辽宁最贫穷的朝阳地区。”
主席说：“现在讲要科学种田，缺的是在生产第一线的农业技术人员。农科大学的毕业生，都想拿国家工资后，留在城里，不愿下乡喽。”
我说：“去年你跟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和陈锡联商量，打算今后分批从全省每个生产大队直接选拔个青年上农学院，毕业后再回原大队当技术员，我们叫'社来社去’。回去后和社员一样由生产队记工分，国家每月补贴三到五元。争取用五年左右时间，每个大队都有个留得住的技术人员。遇到实际难题，随时和农学院老师保持联系，工作若干年后，再带着疑难问题，分批返回学院培训提高。说不定还能培养出一批农业专家呢。”
主席连连点头说：“这个办法好，我支持。你们那个……那个考教授的医学院，是不是也可以给每个大队培养个医生呢？主要从赤脚医生中选嘛，毕业后也回去，农村更需要懂医懂药的人呐。”
我说：“我看可以。回去我和陈锡联商量一下，明年就开始试点。”
主席说：“今年就办不了吗？”
我说：“来不及了，今年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省教育局研究过多次，今后如何从知识青年中招生。他们提出过几个方案，教育局长向我汇报过，比较倾向的方案是，考生成绩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中学毕业时的成绩和表现，占30%；二是所在生产或工作单位群众对他的评议结果，也占 30%；三是这次高考考试的成绩，占 40%。”
主席说：“先试一试，发现了问题再改进嘛。”
我说：“目前还有些分歧，一是全省各地中学成绩的评定标准差异较大，是否有必要全省中学进行毕业统考？二是三个部分的比例如何确定更合适。三是如何保证所有青年都有一定复习准备时间。再一个就是如何保证群众评议的公正性，防止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具体实施起来还有不少问题要研究解决。在盘锦的大洼区，一个农场的干部问我，大学招生考试为什么不能放在冬天？他说，东北无霜期短，现在的考试时间正赶上农忙。冬天农闲，加上春节放假，至少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让青年们复习功课，赶在春耕之前考完。这样生产、招生两不耽误。”
主席说：“这个意见好哇！可以考虑东北地区招生放在冬季进行。”
我说：“我也想过。但是，这要涉及整个国家教育体制的变动，否则全国统一招生的院校怎么办。这些问题，还在探索研究中，恐怕一时还定不下来。总之，不能光凭一张试卷，就决定一个青年的前途。”
主席说：“你好像说过，你们省那个教育局长原来就是个小学教员。我和她一样，原先也是个小学教员嘛。她叫什么名字？"
我说：“她叫温巨敏。是党的'十大’代表，这次来参加了会议。”
主席问：“那个张铁生来参加会议了吗？”
我说：“他又不是'十大’代表，他没来。”
主席说：“他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为什么不叫他来参加呢？共产党员要敢于反潮流，不是写进党章了吗？”
“他？他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我想解释。
“那你们辽宁省委为什么不发展他入党？”主席打断了我的话。
我无言以对了。当初决定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他的答卷，我主要考虑到大学招生考试方法要改变，没想到主席却上纲到“战斗檄文”，上纲到党章规定“共产党员要敢于反潮流”。
1973年底，在中央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会议上，毛主席再次提到张铁生，他说：“辽宁出了个张铁生，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说好。就是要敢于反潮流！”
1974年辽宁省选举参加全国四届人大代表时，中央纪登奎同志给省委打来电话，说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中央专为辽宁增加一个代表名额，指名张铁生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1975 年，全国人大会上，张铁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6年 1 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妄图颠覆XXXXXXXXX，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等反革命罪，判处我有期徒刑十七年，外加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在法庭上，我承认在《辽宁日报》上发表张铁生的答卷，并亲手起草编者按语属实，同时我也讲了毛主席要《人民日报》头条转发，还责怪省委为什么不发展他入党等全过程。针对法庭指控我构成破坏辽宁省教育事业的反革命刑事犯罪，我反问，那毛主席是否构成了破坏全中国教育事业的反革命刑事犯罪呢？此事纯属党内教育路线和具体政策上的是非分歧，不应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
最后法院认定，发表张铁生的答卷，是我构成反革命刑事犯罪的主要罪证之一。在我的判决书中，有关张铁生答卷问题的部分全文如下:
“一九七三年七月，被告人毛远新将张铁生树为‘典型’，后说‘要拿这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打人了’。致使张铁生到处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迫害老干部。”
我说明一点，我是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他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但没说要“打人”。至于说他“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迫害老干部”，我真的不知道。
1989年，我从秦城监狱保外就医，从朋友的口中得知，张铁生也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我看到几乎所有报刊杂志上都称他为“白卷英雄”、“白卷先生”，说他是江青等“四人帮”树起的“读书无用论”、“不要文化论”的典型。
如果国家法律认定在《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他的答卷就构成了反革命刑事犯罪，那也只是我和毛主席两个人要负责任，但我们两人确实都没有什么“读书无用论”、“不要文化论”等思想。江青等四人原先都完全不知道此事，他们是在毛主席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载后才知道的，才表示支持的。
附 件：
附件（1）：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
附件（2）：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
2023-08-11 21:19 发表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