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由来和演变：
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作版本研讨会侧记
1.一次特别的高品质国际学术会议
12月4—5日，“毛泽东著作版本及其经典化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学术会议由“毛泽东1949年以前著作版本的搜集、校勘与研究”课题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联合主办。“毛泽东1949年以前著作版本的搜集、校勘与研究”是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该项目首席专家、华东师大萧延中教授担任本次会议的召集人。本次会议的与会人员大致可分为四个群体：一是保管和研究毛泽东文献的权威机构的研究者，如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国家博物馆和军事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二是高校、社科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三是国际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如日本京都大学的石川祯浩教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齐慕实教授；四是毛泽东文献的民间收藏家。参会者共计40余人，持续两天的会议共举行了八场研讨（最后一场为圆桌讨论），内容丰富，气氛活跃。
与会者认为，本项目和本次会议呈现了几个“第一”：“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的专门课题，第一次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第一次在上海举办以“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搭建了由国家权威研究机构研究人员、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学科研人员、国外著名的研究专家、特属专业图书馆和民间收藏家四方面汇聚的学术讨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方与会者依据各自的特长和优势，聚焦同一个主题，展开平等的交流、对话、切磋、互动和批评，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特别的亮点。
会议现场
2.文本生成的政治-社会-思想史
提及毛泽东的著作，人们也许会下意识地联想到政治事务，而与严谨的学术研究和历史分析少有关联。但毛泽东著述的版本搜集和校勘，一直是毛泽东研究的一项基础性任务，其中堪称当代中国政治经典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经过作者本人逐篇精选和反复修改，不少注释和题解也由毛泽东亲自执笔。例如，毛泽东的名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至少有“《革命》版”、“《中国农民》版”、“《中国青年》版”、“1944年晋察冀日报《毛选》版”和“《六大以前》1951年版”、“《毛选》1951年版”等多个版本，每个版本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动。《革命》版、《中国农民》版和《中国青年》版，都附有调查数据图表，而1949年以后的版本删掉了图表。从《革命》版到《中国青年》版，内容上的不同之处有127处。到1951年《毛泽东选集》时，又有修改230处。其中体现文本不同意思的内容有35处，从篇幅上看删去将近一半。再有，早期八路军出版社印制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有好几幅地图。整理以后的版本删掉了这些很有文献意义的军事地图。华师大萧延中教授和扬州大学周一平教授都指出，1949年以前已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述，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青年运动的方向》、《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个中国之命运》等，都有程度不等甚至较大的改动。这些文献大约占毛泽东1949年以前著述的35-40%左右。深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细致地体悟和分析这些文本改动的动机、意图和效果，是理解和解释历史的重要路径之一。
华东师大王海光教授正是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文本依据，从中具体展现毛泽东革命之独特的策略和方法。作者认为，这两篇文献是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两把钥匙，毛泽东本人把它们列为四卷本《毛选》的开篇之作，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的。纵观历史，正是这两篇文献的精神主旨，在1946、1947年土改运动和“文革”期间得到两次高峰性再现，这值得研究者反复思考。评议人华东师大韩钢教授认同作者的主要观点，同时也提出疑问：既然《阶级分析》这篇文献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他在编纂《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一书时却弃收此文？是编者彼时感觉不合时宜，还是编者彼时尚未找到原始文本？由此，论文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形成了深度的学术互动。
从历史文献学角度看，与文本变动的考察同等重要的是，要分析编纂者文献选择的内在意图，通过仔细复原其“取—舍—增”的具体操作过程，展现某一文献系统的总体政治和文化导向。华师大思勉人文高研院在读博士黄江军的论文《取舍之道：<毛泽东选集>选目探微》采取的就是这一研究路径。论文显示，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收录从 1925年12月1日至1949年9月16日间的毛泽东著作158篇，而这一时期内各类毛泽东著作的总数至少为2900余篇。《毛选》收文为同期全部毛泽东著作的5.5%。其中，中共执政前各根据地自行选编的各种《毛选》录入的毛著已有175篇，而被毛泽东收录进《毛泽东选集》的则只有103 篇，有72篇未被选收，但他同时又增编了56篇。黄江军认为，毛泽东选集的取舍增删，“在形式上表现为重新讲述故事或者突出与以往不一样的事件与时刻，实质上则基于或蕴含新的义理。”这就把文献学视角融入进毛泽东著作研究的领域。
1944年边区编印发行的《毛泽东选集》
3.让档案自己说话：从两则传闻谈起
会议的第一位发言者，是83岁的中央档案馆资深研究馆员、毛泽东手稿保管和研究者齐得平先生。齐先生1950年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做档案工作，从1960年起专做毛泽东手稿的保管工作，对毛泽东手稿的情况如数家珍，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是毛泽东手迹的权威鉴定专家。据他介绍，现保存的毛泽东手稿有25000多件，其中文电19356件；文章381件；书信1229件；诗词546件；题词题字379件；讲话记录1830件；文集、选集530件；阅批图书96473册。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献，是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最晚的一件是1976年6月与华国锋谈话时写下的便条“国内问题要注意”。坊间传说，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曾给华国锋写下四张纸条，其中一张是“有事找江青”。齐先生当场展示了毛泽东这些便条的复印件，一共四张。前三张，一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为1976年4月30日所写；最后一张是“国内问题要注意”，为1976年6月25日所写，从而以确凿的档案证实坊间传闻纯属捏造。另外，他还针对有人在网上散布“《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说法，通过展示毛泽东手稿等原始档案复印资料，证明了上述说法之荒谬。
中央文献研究室资深研究员、80岁高龄的吴正裕先生，介绍了自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成立后自己参与其工作的丰富经历，并具体就毛泽东《寻乌调查》的历次稿本的变迁，做了详实解说。
齐得平先生和吴正裕先生
中央文献研究室张素华研究员，长期从事毛泽东文献的编辑和研究工作，参与了《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等重要著述的编撰工作。她介绍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毛泽东《矛盾论》过程稿的初步研究。《矛盾论》是1937年8月间，毛泽东应抗大之邀前往授课所写提纲的部分章节。当时每次授课4小时，历时3个月。总政治部把讲课记录整理出来，命名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后印发了若干份。中央档案馆存有1937年9月的油印本原件，《矛盾论》是其中的第三章的一节。1950年代初决定重新编辑出版《毛选》，毛泽东多次亲自对该文进行修改，陈伯达亦参与了修改。当时修改的七稿除第二稿外都保存了下来。这些改稿中，陈伯达只主改了一稿，毛泽东最后只用了其改稿的一两段内容，其他修改基本没有采纳。其他各稿基本上都是毛泽东先改，再让陈伯达改，毛再对陈伯达改稿再做修改。总之是不断的删除、调整和增补，反反复复，直至定稿。张素华指出，在《矛盾论》各个过程稿中，哪些是毛泽东的笔迹，哪些是陈伯达的笔迹，一目了然。主要的修改明显都出自毛泽东本人之手。她的这项研究目前仍在进一步完善之中。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于化民研究员（曾任职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介绍了当年参与编纂《毛泽东军事文集》的情况。中央党史研究室庞松研究员介绍了他在研究工作中所见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述的版本情况。中国国家博物馆丁敏京研究馆员介绍了国博馆藏毛泽东文献资料（建国前）的情况。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张树德研究员介绍了军科院图书馆馆藏毛泽东文献的情况。这些馆藏情况的介绍，为从事毛泽东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专家提供了一些线索，有利于后续研究的开展。
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蒋建农研究员、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边彦军研究员，分别介绍了由他们主编，2003年出版的洋洋350万字的大型工具书《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上、下册）。该书由已故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文献研究专家龚育之教授撰写长篇学术序言，收录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作文献条目2600余条，是目前最全面的毛泽东著作版本权威著述。两位专家回顾了主编这套大型工具书的主旨、编纂细则和运作情况，也对这些年新发现的史料和该书的缺憾做了陈述。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手稿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齐慕实（Timothy Cheek）教授，提交了以《与施拉姆翻译与评估毛泽东延安时期的著作》（Translating and assessing Mao’s Yan’an writings (1942-1945): Working with Stuart Schram on vol. VIII of Mao’s Road to Power）为题的论文。齐教授早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受教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读博时他就参与了由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主持的翻译毛泽东1958年讲话文献的团队。毕业以后，他又受邀加入由西方毛泽东研究与毛文献翻译权威学者施拉姆（Stuart Schram）教授主持十卷本《毛泽东文集》的工作团队，担任其中第八卷“延安时期（1942-1945）”的选目和翻译工作。齐慕实教授的论文从“接近毛泽东：我们怎样知道我们对毛泽东的了解?”（Approaching Mao: How do we know what we know about Mao?）、“延安文本：毛泽东文集第八卷”（The Yan’an Texts: Volume VIII of Mao’s Road to Power）和“毛泽东文本：来源和评估”（Mao Texts: Sources and Assessment）三个部分展开论述。他也特别强调毛泽东讲话记录稿的重要历史价值。他评价说：“我们从文本的差异中，特别是在已选版本和原始版本之间的差异中，获得了若干洞见。最明显的是整风运动中的文本变化，例如毛泽东多次的‘延安讲演’，……毛泽东后来修改了的文本已经打磨掉了实际历史的粗糙性”，但恰恰是那些生动的“口头报告”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处在发展中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令人信服的信息。
毛泽东1939年12月为祝贺斯大林六十寿发表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随后他又在延安集会上发表了即席演说，即《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前者是一篇仅千字的祝寿文，后者则以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而闻名于世。华师大邬国义教授发挥自己善于考据的专长，以原始文本为依据，通过对这两个文献历史环境和文本修改的双重比较，具体考察和论析了毛泽东著述经典化的过程。
著名史学家、华师大杨奎松教授对齐得平和张素华两位资深研究员的发言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杨教授强调，原始档案是历史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史学研究的关键源泉之一，是“硬道理”。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对文献史料发现、考证和研究，是研究者厘清基本的历史线索，还原历史起因及其变化过程的重要手段之一。毛泽东著作版本的研究，也必须遵循这个规矩，这样才能出信史，才有进一步分析研究的扎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