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个人所做出的重大牺牲

最大的政治就是如何治理贪官的政治，历史上的治贪高手如：武则天、朱元璋和现代的毛泽东他们的治理手段须然不一样，但他们的决心是一样的。最好的制度也好，最好的政策也好，因为一但到了贪官手里就会变质变味。我国的宪法也好、法律也好、不可说不好，不可说不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但执行的结果是如何呢？

大家都只知道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其实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为了反对腐败的良苦用心，而不惜个人得失，所做出的个人牺牲。毛泽东只是充当了一个，终结监督者和终结审判者。毛泽东曾经说过：“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已，往往严于解剖别人。”终结监督者其实就是一种信念，一种文化，一种道德。美国人的终结监督者是上帝。毛泽东是共产党人不信上帝，只有自已来当只个上帝。一些人死死的抓住毛泽东搞的个人崇拜，其实这些人的内心深处是反人民的。毛泽东主导的“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的就是一个目的，反腐，反对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资本主义一但在中国复辟，工人农民就会吃苦头就会受罪，这是历史的铁律。

马克思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

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

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恩格斯说：看来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

恩格斯说：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恩格斯所指出的祸害的最坏方面应该是“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主人”，马克思所讲的随时撤换和只发给工人同样的工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会失去的维一保障。

当今的公务员热，到底说明了什么？腐败成为现社会的最大问题的关键，使宪法成为一句空话是权力失去了监督的权力。经过几千年的封建皇权的统治，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出人头地、封妻荫子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主流文化中的权谋思想，当官成为人们奋斗的终身目标，其余的一切都是旁门左道、雕虫小技。中国的政治，是基于家长制的传统，官为父母、民为草民的观点深入骨髓。官为民作主的大老爷，是何等的高贵。权力就是巨大财富。何况还有封妻荫子鸡犬升天，有无穷的好处，所以挤进仕途是人们的愿望，中国人如此的钟情于政治就可相而知了，无论多么卑下多么落魄都不改只分痴情，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沉定。

毛泽东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毛泽东主席1967年2月8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时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20页）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1966年4月，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3-44页。）

“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5页）。

作者:老庄稼汉 转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