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陕北公学
毛泽东在陕公第二期开学典礼上作报告
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创办的一所革命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回顾毛泽东在陕公的活动，以及对陕公师生的教导，是很有教益的。
号召学习鲁迅
陕公于1937年8月创办，随即招生，同年9月1日正式编班上课，最初的学员有5个班约200人。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毛泽东亲临陕公讲话，阐明了陕公的任务，号召学习鲁迅。他说：“陕北公学的重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当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毛泽东在讲话中赞扬了陕公，他说：陕公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创造革命先锋的场所”。
陕公学员，来自五湖四海。从党派来说，既有共产党员，又有国民党员，还有其他不同政见者；从民族来说，既有汉族，又有藏、蒙、回、彝等其他少数民族；从地域来说，有的来自祖国边疆东北、西康、云南，有的则是从朝鲜、暹逻归国的华侨。学员的家庭、经历也有很大差别，有红军战士，有白区的地下党员，有陕北农民的儿女，大批是沦陷区来的失业、失学青年，也有国民党高级人士的子女。他们风尘仆仆汇集到陕公来学习，绝大部分是为了抗日救亡、学习革命理论，但有的想法也不尽相同。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公写下了著名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对于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加陕公开学典礼
1937年11月1日，陕公在延安城东的清凉山正式举行开学典礼。这天天气格外晴朗，同学们都穿上新军装，彩旗飘扬、歌声嘹亮，一片欢腾。最令人高兴的是党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团体，派出七八十名代表前来庆贺。毛泽东在会上就当时的抗战形势作了精辟分析，批判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批判了唯武器论和战必败论。他说：现在的抗战虽然进行得不顺利，上海危急，敌人在华北已突破娘子关，向太原逼进，但我们决不要悲观。毛泽东说：我们应看到我们的有利条件，如
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最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性质是正义的，国内也比较团结，有广泛的国际同情，等等。因此，只要坚决执行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行人民战争，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去打击敌人，我们是一定能战胜敌人的。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到底，一直打到最后一个人，“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
毛泽东与陕北公学
1938年1月13日，毛泽东再次到陕公讲演，其主要内容，一是游击战，一是革命战争的作用。毛泽东说，日寇的武器比我们好，在占领地又修了坚固阵地，“我们的牙不硬，咬不动”；但是，我们可以“打他的屁股，打他的侧面”。敌人总是要出来活动的，我们“出其不意地打他个落花流水，这样他的飞机也来不及，大炮也失了作用”。
毛泽东在讲演的最后，勉励同学不要怕困难，他说：“只要了解困难、不怕困难，困难就可以解决。”
为陕公求援
陕公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办学的。学员入校，第一课就是挖窑洞，首先解决栖身之所。六七人共一个土炕，晚上翻身也困难。陕公没有教室，上课就在露天，背包一物两用，晚上盖、白天当坐凳。雨天，师生卷起裤脚学习，冬天便头顶雪花。主食是小米，土豆，
咸菜是主菜。学习用品，每学期每人发一支铅笔和几张油光纸，写了正面写反面。为了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一方面学员们自己种菜、打扫卫生、刻蜡板等；另外就是发动社会募捐。学校给毕业生都要发一个募捐本，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还要为母校服务。
此外，学校还编了一本《援助陕公》的小册子，对陕公这所抗日烽火中的大学作了详细介绍，号召海内外团体和个人援助陕公。
毛泽东为《援助陕公》一书写了这样的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它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维持这个学校的责任我认为也应是全国乃至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人士的，因为这个学校并无任何公私财政基础，教员学生们都只吃小米饭，而且不能经常吃。”这本书发行后，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陕公不断收到社会上各阶层人士的捐款，少则一角、两角，多则十元、五十元。远在爪哇、菲律宾的华侨，也汇来款项。《新华日报》和《新中华报》每隔一个时期，向捐款人登载“鸣谢启事”。
1938年3月3日，陕公第六队至第十队学员举行结业典礼，毛泽东亲临祝贺、训词，他高度评价陕公的作用，说“中国不亡，因为有陕公”。
1938年3月29日，毛泽东到陕公向第十一队至第二十队的学员讲时事。他肯定了抗战初期国民党的进步和转变，又讲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
在谈到游击战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游击队像跳蚤，在敌人占领地跳来跳去，不怕乌龟，也不怕飞机。有游击战，中国就不会亡，“城市亡了，乡村未亡；大路亡了，小路未亡；白天亡了，夜里未亡”。毛泽东号召陕公学员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五台山，建立全国的五台山，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泽东参加陕公的某次集会
莅临陕公，坚定学员信仰
1938年4月1日，陕公第二期学员举行开学典礼(当时陕公每期学员的学习时间一般为3个月)，毛泽东莅临训词，号召树立“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的工作作风”。
当时陕公有个别同学说，到延安没有学到什么，“学到的不过是爬山而已”；毛泽东回答说，“还是爬一爬好”，“马列主义是头，爬山主义是脚”，这是理论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结合，在这个意义上，爬山主义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告诫陕公学员，不要搞升官发财，不贪污腐化，不消极怠工，要讲真话做真事，还要不怕牺牲。
毛泽东说，你们别的可忘记，但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艰苦的工作作风“这两条是决不可忘记的”，要把它“发展到全国去，告诉全国人民，团结全国的人”。毛泽东后来在这次谈话的基础上，增加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完整地规定了“三八作风”。
1938年4月5日，毛泽东到陕公讲国共合作问题。他针对当时社会上在统一战线方面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讲了为什么有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及怎样巩固合作。他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根本原因是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即中日矛盾超过了国共矛盾、劳资矛盾以及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国共两党有了共同的利益，因此合作了。
接着毛泽东又讲了如何巩固两党团结、长期合作的问题。指出，第一，长期合作，首先需要一个共同纲领；第二，要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第三，要有一个合作的组织形式。毛泽东批判了国民党叫嚷要取消共产党、国共合并为一个党等谬论。
在陕公论持久战
1938年5月，毛泽东相继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军事文献《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论持久战》，为夺取抗战胜利，在理论上、战略战术上奠定了基础。
6月27日，毛泽东到陕公，讲了《论持久战》中的问题，他对中日双方的基本特征、战争为什么是持久的、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战争为什么要经历3个阶段、怎样去争取胜利、我军的战略战术等等，都作了精辟论述。毛泽东的精彩讲演，不断获得经久不息的掌声，极大地武装了学员们的思想，鼓舞他们上前线英勇杀敌。
1939年夏，由于日寇增兵华北，妄图西渡黄河进攻陕北，加上国民党加剧了关中恂邑地区的反共磨擦，以及由于前线的斗争需要，党中央决定将陕公、延安鲁艺、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大，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全部开赴晋东南前线，到晋察冀解放区去办学。
回馈“三大法宝”
6月下旬，陕公师生由恂邑出发，先回延安。7月初，回校即完成了整编任务。在离开延安前夕的7月9日，党中央书记处的几位负责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以及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李维汉、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等前来看望出征师生，并给他们作报告。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讲话最多、最动人，他赠送的“三大法宝”，更给出征的战士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首先讲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共关系。他说，汪精卫已叛变，统一战线中的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也想“做一出张松献地图”。毛泽东说：“要去总是去，再三留不住”，任他们走吧!但是，地主资产阶级也不会全走，有的人还要抗日，长期合作是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坚持统一战线。
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比做姜子牙的“打神鞭”，指出这是孙中山革命40年在临终时悟出的道理，是我们的法宝，掌握好这个法宝，就可把日寇赶出中国。
其次，毛泽东讲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讲了游击战问题。指出游击战也是共产党18年来学得的法宝。
“陕公过去不是在看花宫吗!可是现在的看花宫是谁家天下，你们被迫离开，推其原因是什么?就是你们没有武装。”你们到前线去，“第一要有人，第二有枪，第三有地方，你们方可安心学习”。毛泽东驳斥了国民党诬蔑我对日寇“游而不击”的谬论。指出：真正“游而不击”的不是我们，我们是又游又击，又击又游，游游击击，击击游游。毛泽东把游击战比做姜子牙的第二个法宝“方天印”。
最后毛泽东讲了“革命团结”。指出这也是我党18年斗争经验的结晶，它不仅是一个法宝，而且是一个最主要的法宝，没有这个法宝，前两个法宝都不能使用。
毛泽东说，革命队伍的团结，也有团结与斗争的问题，但革命内部的斗争，“不是动手动脚，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次开会前，出征师生赠给毛泽东一面锦旗，毛泽东说，我就回赠同志们这“三大法宝”。
讲演的最后，毛泽东把南北朝著名诗人江淹所作《别赋》中的佳句“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改为“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赠给全校师生，勉励他们不要留恋，更不要悲伤，要为了中华民族和苦难祖国的解放，勇敢地奔赴前线，贡献自己的青春。
我们从上述不完整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日理万机、为民族解放呕心沥血的毛泽东，几乎每隔几天就到陕北公学来作一次报告。内容涉及到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对于青年的思想修养、革命理想、道德情操的教导。这些教导，虽然是40多年前讲的，但至今不失其伟大现实意义。(李良志)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本文原载于1987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第7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