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的我闻我见

张贻玖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一生饱览史籍，在日理万机的政务党务工作之余，以惊人的刻苦和毅力，不仅通读过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历朝纪事本末》、《清史稿》等重要史书，对历朝各家的各种史著、史论，以及稗官野史、历史小说等，都怀有浓厚阅读兴趣。许多史书和其中的某些篇章，都有他多次阅读的印记。如在数册《晋书》的封面上，他分别写有“1975，8”，“1975，8再阅”，“1975，9月再阅”等读史记录，笔迹颤抖但却清晰。留下他在逝世前一年重病缠身、视力近于失明的健康状况下，仍在历史的书海中，孜孜求索，锲而不舍的生动形象。毛泽东“不动笔墨不读书”，在不少史书中，他都圈点勾画，写有大量批注。这些批注是他读史时心有所思，思有所得，信笔写来，不准备公开发表的思想火花，在一定意义上更能反映他的感情历程和思路轨迹，资料弥足珍贵。
　　 毛泽东读史爱读历史人物传记，他批注的历史人物，既有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起义领袖，又有封建社会有建树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既有著名人物，又有不甚为人所知的人物。毛泽东以他不同于一般专家学者的独特读史视角，注重史料，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笔端都有精辟的评说。他注重汲取历史上对现实有用的宝贵遗产，古为今用，经常通过会议、谈话、批示、著作，把它推荐给各级干部阅读学习。如他高度评价梁武帝的名将韦睿，对韦睿善于调查研究、团结干部等记载，多次圈画，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读《后汉书·陈寔传》、《南史·孔琇之列传》，分别批注：要像陈寔教育小偷那样，肯定“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不要像孔琇之那样，从偷了一捆稻子的10岁小孩，推断他长大必然为盗的形而上学，认为“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应予警惕。他还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要大家在工作方法上像郭嘉那样“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向罗瑞卿推荐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后“勤学苦读，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等等，不胜枚举。但毛泽东最为倾心的，是历史先进人物峰上构成古老中华民族和民族灵魂的那种性格、品德和气质。他在这方面的批注和言论充满感情色彩，希望人们予以重视和继承。
　　 2000多年前，妄想将秦家王朝传至万世的始皇帝，施行苛刑暴政，人民不堪其苦，一介佃农陈胜，不信天命，不甘屈服，发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叛逆呐喊，揭竿而起，首次向封建统治者发起挑战，拉开了农民起义战争的序幕，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三国志·魏书·张鲁传》的批注中，多次热情赞扬陈胜的历史功绩，作诗歌颂“陈王奋起挥黄钺”的不屈精神。在《史记·陈涉世家》中，毛泽东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多次圈点。不胜惋惜地在陈涉功成忘本、脱离本阶级群众处，批注：“一误”；在任用坏人，偏听偏信，脱离了共过患难的干部处，批注：“二误”，引为教训。
　　 中华民族从不屈服于外来的压力，历史上数次外族入侵，都遭到人民顽强的反抗。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元朝建立后仍然坚持武装反抗，被俘后坚贞不屈，严词拒绝元军多次的威胁、利诱、劝降。在被俘后写《过零丁洋》以明志，在元都狱中又写有《正气歌》，表达了他为国家、为民族从容就义、视死如归的顽强不屈精神。毛泽东崇敬这位历史人物，对其作品反复阅读，并用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教育和鼓励人们要有气节和正确的生死观。满清王朝统治中国200多年，对内实行高压政策，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外卖国丧权，屈服于帝国主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摧垮了中国大地上这个最后的封建王朝，毛泽东赞扬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要人们永远纪念孙中山“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地占领了我国的大半壁河山，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作出难以估量的牺牲，最终夺取了民族独立解放的胜利。民主革命期间，教授、诗人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教授、文学家“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泽东称赞他们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中华民族是具有奉献精神的民族。多少古人在各个方面做出卓越贡献，而自己却一生坎坷，历尽磨难，忍辱负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将他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奉献给千秋万代，自己却忍受着极不人道、极为残酷的腐刑，是幸免一死的人。他在常人难以忍受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处境下，以“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也”等古人不屈服于命运，奋发有为的事迹自勉自励，秉笔直书，殚精竭虑，倾毕生心血于史学事业，实现其“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的生死观。毛泽东十分崇敬司马迁的这种精神。1944年，为追悼年轻的共产党员张思德因公牺牲时，他引用司马迁的话高度评价张思德，并激励全党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毛泽东还多次引用“文王拘而演《周易》；……”这句话，教育全党要正确对待逆境、挫折，要像司马迁那样在逆境、挫折面前奋发精神，有所作为。徐有功是武则天称帝时的执法大臣，他敢于义正辞严地在开则天面前纠正其亲信周兴、来俊臣制造的种种冤狱，数遭贬谪而不畏惧退缩。他在一次给开则天的奏折中写道：“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毛泽东对徐有功以鹿自喻，预见到自己必然为守法护法而死于非命的悲剧命运，很为动情地批注：“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批注中列举的民族英雄、杰出政治家、著名学者、诗人、教授、无产阶级革命家等，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为民族，为正义，为真理，为信仰而献身的。“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是毛泽东对他们道德情操的深情礼赞。历史的前浪推后浪，从司马迁笔下的周文王、孔夫子，到毛泽东批注中的岳飞、文天祥，到现代的张思德、雷锋、蒋筑英、孔繁森……，我们民族这种一脉相承的精神，不断地谱写着新的篇章。
　　 中华民族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我们祖先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为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贡献。毛泽东对历史上凡有创新精神和独到见解的发明、发现、著作等，无不给予热情赞扬。《水经注》是公元五世纪最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地理名著，它详细记载了我国大小水道1000多条，一一寻根究源，对所经地区山陵、城镇、关隘的地理情况都有考察。毛泽东称赞此书作者北魏的郦道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毛泽东评价明朝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及其作品《徐霞客游记》说：“徐霞客那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写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徐霞客在300多年前对我国西南广大地区石灰岩地貌进行的研究，比欧洲人要早一个多世纪。《徐霞客游记》中有关这方面的考察记载，不但在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最详细的科学文献。毛泽东称赞郦道元、徐霞客两位古代地理学家，主要是他们经过实地考察，敢于否定原有的定论，提出自己的科学论断，有创新的精神。毛泽东一向支持新生事物，提倡首创精神，他批注评说古人，也以此激励今人。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历史人物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极为赞赏的那种不屈、奉献、创新的精神，是先辈们数千年来锻铸的民族灵魂，是继往开来、战无不胜的精神武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的这些批注、评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