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老泥头 我家住在南京的东北郊，祖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1951年春天，当时已经整整十周岁的姐姐，背起了书包，走进了学校。同村的比她稍小一点的6、7个孩子，同时入了学。1956年的秋天，在我还未满七周岁的时候，由姐姐在学校为我报了名，我背起了姐姐用碎布头为我拼接而成的花书包也走进了学校。除了极个别的家庭因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而没有让自己家的女孩子上学外，村里绝大多数的同龄人都与我同时入了学。 学校位于南京市太平门外的岔路口小镇，那是一所老学校。我的父亲在这里读完了小学，由于家里没有钱，虽然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初中，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母亲也在这个学校上过两年学，如果不是日本鬼子的枪炮声中断了她的学习生活，外婆会要节衣缩食一直让她读下去的。 学校已经有些破旧了，又位于岔路的中央（估计有要修路拆迁的打算），大概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有个房间的一面墙倒塌了，没有砸到人。后来，我们这个班就临时搬到离这里不远的上三旗的一个原先的土地庙里上学，这个庙也曾经被生产队当过牛棚。上完了三年级的下学期之后，我们这个班的全体学生被转到上五旗小学读书，那里离家要远不少，我们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然后步行约三、四里山路去上学，中午带米在学校蒸饭，自己带菜。 一个学期之后，在上三旗的原先那个土地庙的旧址上，就盖起了一所崭新的小学，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中的1960年。我们班的同学又全部转了回来，在新教室里上课一直到小学毕业。新校舍全部由新砖瓦砌成，在教室周围的空地上还搞了几个简单的花坛，里面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有的花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那些盛开的鲜花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田里播下了幸福温馨的种子。由于距离现在的时间太久，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些花的名字了。 我姐姐于1957年小学毕业，考入了南京市第四女子中学。起初是在姨妈家寄宿，后来又在一个曾经住过我家的一个下放干部的家中住过一段时间，最后在学校住宿。当时家里在经济上无疑是困难的，本来母亲有点不想让姐姐继续上学了，因为姐姐已经满了16周岁（南京人讲虚岁，就已经18岁了），在生产队出工可以算一个全劳力了。姐姐当然是特别想继续上学的，爸爸最后决定，你们自己有能力就读，只要考上了，就让你们继续念下去——做这样的决定当然是与当时的环境分不开的。姐姐的学费是全免的，另外还有每个月4元钱的助学金。她们学校的伙食费是每人每月8元。姐姐只需要交4元。住宿也是要交一定的费用的，而姐姐记得实在交不上时，学校就不了了之了。当时在学校里，还有少数比姐姐更困难的学生，也是从农村来的，这样的同学则每月的助学金为8元5角，8元作为伙食费，5角则发给学生作为零用。 在1961年以前，在离我们村近一点的地方是没有中学的。因此我们村与我姐姐同时上学的那些大哥哥们大都考入了市里的中学。1960年，我姐姐与同村的两个大哥哥一道考入南京动力学校（属化工部）继续求学，另外还有考入南京铁路学校的。姐姐他们上中专，不用交学费，伙食费也完全由国家出，只需要自己交书本费。1964年，姐姐中专毕业，被分配到辽宁锦西化工研究院工作。 本人于1962年小学毕业，比起姐姐来，我又要幸运一点。此时，在离我家几里路远的尧化门镇的西边，盖起了一所中学，我和我们村，以及尧化门周围方圆六、七里路的小伙伴们就不用到市里去上学了。在我进入该校学习的时候，学校已经于1961年招收了一届学生。当时年龄小，是不会有什么联想的。如今想来，这所学校也是在国家面临困难的1961年盖起来的，学校也是转瓦房，地上还铺了红砖，有明亮的玻璃窗。学校每个年级有两个班，我是在二班学习，班里共有三十几个学生。 当时上学无论是学费还是书本费，都是很少的。困难的家庭，学费可以减免。姐姐说，她都不记得自己交过学费。大概是自己上初一的时候，免了一半学费还不能及时交上，班主任老师有点生气地说，你再不交来就别上了。我去找父亲，没有要到学费，就背上书包离开了学校。班主任发现了，立刻让同学把我追了回来，更加生气地问：谁让你走的？我当时感到极为委屈，趴在桌子上就哭了。现在来看，那时候，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1965年，我弟弟小学毕业，进入我的母校南京尧化门中学学习。我初中毕业，考入南京的一所部属中专学习。在这所学校上学也不需要交学费，本人被分到三专科七专业学习，这是一个半工半读试点专业，这个专业的所有的学生每月都能够享受到十元的助学金，其中的9.6元为伙食费（每天0.31元），余下的0.4元为水电费。本人所在的专业每年招收两个班，在65年共招收了101名学生，大多数学生都来自工人、农民以及小商、小贩的家庭。其他专业的同学，凡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就可享受助学金。在这所中专学习期间，每个同学都能够享受到完全免费的医疗服务。 我们在1965年到1966年一年的学习生活期间，除了学习高等数学、三角函数、语文、英语（另一个班是俄语班）、机械制图等课程外，也确实用了不少的时间到学校的车间里去工作，学过钳工、车工活，车工是要出产品的，当时车过汽车上用的一个小零件，叫做推力块，汽车是用于支援越南抗击美帝的。我们还在生产电子管的4车间里工作过，那也是正经八百要出产品的。另外，我们还到过农村，在荒山上挖大坑，种毛竹。 那时候，学校里打扫卫生是没有专人的，无论是厕所，还是环境卫生，都是学生们自己动手来搞，还要抽出时间来打扫机场路两侧分配给我们学校的一段环境卫生。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即使是在比较乱的1967年，我们每年也都要下到农村、林场或农场去干活。就是说，我们的教育那时候一直是与工农业生产密切相联系的，与工人农民的联系一直是很多的。 在工作了三年多以后，1973年9月，本人被所在单位推荐去长春上了大学。因为没有了工资收入，又不能够开口向家里要，自己是准备过一段特别艰苦的生活的，包括在上学期间不回家。但是，自己在学校里与其他的大多数同学一起享受了国家提供的每月15元的助学金，使得自己在上学期间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 这些说的都是在被称为穷的要死的时代里的有关教育方面的事情。虽然在那个时候，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样两句话，但是，那个时候难道不是完完全全做到了这一点了吗？ 你可以嘲笑那个年代曾经吃不饱肚子，你也可以说，那个时候农村没有几个人能够上大学，但是，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我曾经生活过的毛泽东时代，没有失学儿童，没有因贫困而退学的中学生、大学生，也不需要希望工程！ 2006年3月20日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