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 水
苏联剧作家考涅楚克1942年9月发表的三幕五场话剧《前线》，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国，这部话剧经毛泽东推荐和介绍后，曾在不短的时间里成为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教材，在促进发扬奋发进取、实事求是的时代风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毛泽东对话剧《前线》的推荐和评论
《前线》最早的中文译者是从苏联回国的诗人萧三。1944年春，他把中译本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作了连载，时间是1944年5月19日到26日。
《前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剧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将军，作为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他有功劳，对党忠诚，打仗勇敢，但故步自封，骄傲自大。当年轻的欧格涅夫军长提出，“今天没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作战，这不是内战”时，戈尔洛夫讲了一段经典台词：“胡说，他懂得什么国内战争？我们打败十四个国家的时候，他还在桌子底下爬哩。战胜任何敌人，不是靠无线电通信联络，而是凭英勇、果敢。‘不能指挥作战'？好吧，我们来教训教训他。”
《前线》中另一个人物是脱离实际，靠捕风捉影甚至编造事实来写报道的记者客里空。他听说戈尔洛夫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没有采访便在报道中写道：“老将军知道他的爱子阵亡了，垂下头来，久坐不动。然后抬起头来，他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我没有看见!他的眼泪被神圣的复仇的火焰烧干了。他坚决地说：‘我的孩子，安眠吧，放心吧。我会报仇的。我用老军人的荣誉发誓。'”在把报道发往莫斯科的时候，客里空才提出要“在电话里和总指挥商量商量”。有人质疑：“在电话里你怎么能看得见总指挥的眼睛呢?你却描写得那样逼真。”客里空辩解说：“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写我所看见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我就一辈子也休想这样出名了。”
把《前线》剧本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后，毛泽东似觉不甚尽意，就让人写了一篇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科尔内楚克又译为考涅楚克―――引者注），发表在6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面，全文约3600余字。在党中央机关报上专门为一部话剧剧本发表社论，是相当罕见的。初稿不知何人所写，定稿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说，苏联在德国军队围困斯大林格勒的紧张局势中发表《前线》的目的，就是要教育红军中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他们没有使用头等军备的能力，却又不学习，摆老资格，甚至打击排挤有能力的人。只有把他们教育过来，如果教育不过来就撤换下去，战争才能胜利。《前线》“以直接的尖锐的批评来指导实际，它成为转换战局的因素之一，因而它的价值无可比拟”。
中国共产党当时应该从《前线》里学到些什么呢？社论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长期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容易产生戈尔洛夫这样的人。”《前线》告诉我们，应该“紧紧的同着时代一起走，这就是说，不做超时代的梦，也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以戈尔洛夫为戒，将帮助我们提高在已经到来和将要到来的新情况下“胜任愉快地运用新条件来工作的能力”，将帮助我们“教育出很多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社论还说：“有价值的批评，像《前线》这样的批评，乃是很有益于工作，有益于团结的。”“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倒是不好的。”
发表剧本和社论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把《前线》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道作为全党的整风学习文件。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将两书翻印，在干部中散发，并开展评论，在有条件的根据地可排演话剧《前线》。通知还说，《甲申三百年祭》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李自成之失败在于进北京后脱离群众，“纷纷然，昏昏然”，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戈尔洛夫则“粗枝大叶，喜人奉承，压制批评，而不去虚心向新鲜事物学习”，因此，“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覆辙”。
二、一批高级领导干部与《前线》的普及传演
毛泽东提出把《前线》作为整风学习的文件后，率先建议把这部话剧排演出来的，是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他召集社会部文娱科所属枣园文工团十几个骨干开会说：毛主席决定在中央党报上发表《前线》剧本，作为全党的重要学习材料，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如果把剧本搬上舞台，意义更大。1944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李富春看了枣园文工团排演的《前线》，当即决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安排四场正式演出。中央重要领导人中，第一个来看演出的是周恩来，并且在第二天把导演和主要演员请到自己的窑洞进行座谈。周恩来说：批判现实，追求理想，是毛主席肯定的两种艺术精神。毛主席把《前线》提到全党认真研究的地位，是他的战略思想的体现，是要求党员干部提高政治和思想素质，做好充分准备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9月29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集体观看此剧。据在场的人回忆，毛泽东不时与坐在身边的刘少奇议论着剧中的人物。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提出这部话剧要“到处演”。随后，枣园文工团在中央党校、陕甘宁边区政府等机关作了巡回演出。
中央社会部枣园文工团首演《前线》后不到两个月，中央党校和鲁迅艺术学院又联合公演了《前线》。1944年深秋，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彭真看了枣园文工团的演出后对人说：这部话剧对中央党校来说更加重要。这里集中了各个时期的干部，各方面军的干部，各根据地和国统区的干部，还集中了在延安学习的七大代表。毛主席推荐话剧《前线》，是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新生事物总是要代替旧的东西，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我们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规律。由此，他提出集中延安的优秀戏剧人才再排一出《前线》，使人看了以后，不仅在思想上受到教育，同时在艺术上也是一次美的享受。根据彭真的要求，由萧三、沙可夫、李伯钊、沙蒙、王滨等组成导演团，演员有凌枫、王大化、舒强、田方、陈强等，许珂、钟敬之负责舞台设计。排演过程中，彭真和大家一起讨论剧情，还请来在党校学习的宋时轮将军给演员们讲解剧本中的军事问题，请来在苏联学过军事，不久即担任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的朱瑞讲苏联的军队与炮兵。排演时遇到一个困难，满台都是苏联红军，但找不到那么多呢子军服。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听说后，从南泥湾送来他们自己生产的20套黄呢子军服，稍加装饰便成了苏联红军军装。这台《前线》公演后，中央党校六个大部的学员及公务员五六千人，全都观看了，一些人还看了两遍。1945年5月召开党的七大期间，还给全体代表专场演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又一次看了这出话剧，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延安带了头，不少抗日根据地和抗战胜利后的解放区也排演了《前线》。华中局党校排演这部话剧时就明确说是为了配合已进入尾声的整风学习。秦之风在题为《新四军的整风运动》的回忆文章中说：“整风中，大家都以这两个典型人物为镜子，对照自己的不良作风，都以不要做‘戈尔洛夫'和‘客里空'而互相勉励，掀起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热潮。上上下下，歪风邪气普遍没有了市场，正派作风发扬光大，各单位呈现一派新的气象，这是部队战斗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从《前线》剧中人物看一个时代的风尚
随着《前线》的普及演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戈尔洛夫”和“客里空”这两个剧中人物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各级领导干部的讲话和文章当中。人们常常联系身边的情形，把那些脱离实际、不求进取、骄傲自大的人称为“戈尔洛夫”；把那些不顾实际情况，吹牛拍马、说空话假话的人称为“客里空”。而《前线》中的另一个人物欧格涅夫军长，则成为勤于学习使自己适应新形势的典型。
首先是毛泽东，一如既往地重视《前线》人物的借鉴意义。1945年2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是他们还出了戈尔洛夫式的人物。所以要有思想准备。”这年4月24日，在七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知识分子干部要和工农群众交朋友时，毛泽东又强调不要和“打胭脂水粉”的“《前线》里的客里空”这类爱吹爱拍的人交朋友。据《杨尚昆日记》记载，在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说到：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不要出戈尔洛夫。
在其他高级领导干部中，比较早地在正式场合谈论《前线》人物的是彭真。1944年7月，他在中央党校整风大会的总结报告中，针对新老干部之间比较多地注意对方缺点的现象，提出：“新老干部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就容易搞好团结。”说“老干部是戈尔洛夫，新干部是吴部长（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中能说会道的具有教条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干部———引者注）”，“这些都是片面的”。
1947年6月，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朱德视察了晋察冀解放区。他担心当地的老干部砸掉自己的“金字招牌”，特意提醒：“现在我们老干部中，有一些戈尔洛夫，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打开了很多地方，发展了党和军队，就摆老资格，骄傲自满。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者是学一辈子也不会够的，做到老就得学到老。社会是在不停地进步的。”
刘少奇谈论《前线》人物，却是从另一个角度，并明确把戈尔洛夫和客里空联系起来。他1948年10月在西柏坡对华北记者团发表谈话时说：“搞‘客里空'是会受处罚的。有些资产阶级的记者是靠拍马屁吃饭的。在我们党内，有没有喜欢别人吹拍的戈尔洛夫呢？有的。你批评他，他不高兴，你给他吹吹拍拍，他高兴了。因此，‘客里空'还有点地位，因为党内还有资产阶级影响，‘客里空'还能靠这点残余吃饭。不过这不可靠，哪一天一说整党，就糟糕了，靠资产阶级影响得彩的‘客里空'一下子就不行了，这是他们应该有的前途。不靠广大人民吃饭，不靠真理吃饭，你的事业就靠不住。”
刘伯承喜欢《前线》，在解放军高级将领中最为有名。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经常借戈尔洛夫告诫领导干部不要故步自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借客里空教育各级参谋人员在处理军务时不要凭想当然办事，杜绝粗枝大叶的“差不多”现象。1951年1月下旬，他在华东军区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毛主席在七大就指出了由农村转到城市，由游击战争转到世界型的正规战，甚至毛主席教我们学习《前线》与《甲申三百年祭》，在每人思想上做了准备，现在正式给我们提出了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任务。”作为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刘伯承还向学员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杨得志+罗哈里斯基+麦克阿瑟-戈尔洛夫=X？”《前线》虚构的“戈尔洛夫”同现实中的中外将领一道，成为他总结军事指挥经验的形象素材。直到1986年，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还写了这样一段话：“1946年下半年，正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战事频繁的时候，平均二十天就要打一仗。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抓紧一切空隙时间补译、校订《合同战术》一书。他很欣赏苏联著名话剧《前线》，多次强调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保守人物，而要像欧格涅夫那样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伯承自己就是面对新形势下的作战特点，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
在其他元帅当中，徐向前和陈毅也经常谈论《前线》人物。徐向前1947年12月26日在晋冀鲁豫军区训练教育会议上说:“我们要反对戈尔洛夫思想，摆老资格不学习就是戈尔洛夫，大干部摆老资格是大戈尔洛夫，小干部摆老资格是小戈尔洛夫。谁不愿当戈尔洛夫，谁就应该好好学习。”这段话当时曾广为报道。陈毅不仅在战争年代引用《前线》人物来告诫部下要“继续学习新技术，千万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人物”，一直到1961年7月，在写给孩子的诗中还叮嘱：“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
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此重视《前线》的教育作用，一般党员干部中的情形又怎样呢？这方面的回忆更多。例如，钱之光在《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中说，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因为一件个人的事情发了脾气，影响不太好，在党的生活会上，一些同志对他进行批评帮助时，就联系到《前线》里的戈尔洛夫摆老资格的做法。又如，胡开明在《在晋察冀的日子里》一文中回忆，1945年在《晋察冀日报》工作时，社长邓拓就领导开展了一场“反对客里空”的活动，原因是编辑记者多是从平、津等城市来到解放区的，不熟悉农村生活，曾编发过不真实的报道。1947年6月，《晋绥日报》编辑部与新华社晋绥分社在该报上专门开辟了《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专栏。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总结这次活动时，要求党政军各部门推广新闻界反“客里空”活动的经验，并认为客里空与戈尔洛夫是分不开的，这两种人在其他工作部门也有，“自满的戈尔洛夫加上一个说谎话的客里空”将使我们打败仗。
四、从《前线》的普及传演看毛泽东倡导的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大家借用、引申戈尔洛夫和客里空这两个戏剧人物的教育警示意义，尽管角度不同，但都有力地促进和体现了一种奋发进取、实事求是的时代风尚，从而使一部话剧发挥出很大的社会作用。仅此而论，毛泽东推荐《前线》的初衷是完全实现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一些毛泽东等领导人富有特色的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
第一，毛泽东总是十分注意从观察和分析形势开始，把握客观实际的发展趋势，进而对人们在主观认识上怎样才能适应新的趋势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引导。在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人们在主观上往往容易滋长戈尔洛夫那样的骄傲自满、不求进取的情绪，而缺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尽快胜任工作的能力，最需要防止说假话、空话和套话的不良风气。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正是他重视话剧《前线》的针对性所在。
第二，一种好的时代风尚的形成和发扬，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对一个时期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具有普遍的共识，并且带头旗帜鲜明地去倡导、去实行这种风尚。毛泽东推荐《前线》，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广泛响应和理解，并且形成了共识。仅就前面所述，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真、李富春、李克农，以及在部队和地方工作的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陈毅、王震、宋时轮、朱瑞、李井泉等等，都非常清楚和看重《前线》的教育警示作用，大力支持这部话剧的演出，或带头宣讲。在延安和各根据地、解放区的财政经济相当拮据的情况下，没有各级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要普及性地排演《前线》这样的大戏是难以想象的。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念念不忘这部话剧中的人物，更可见这出戏对那一代领导人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第三，适时地推介文艺作品和典型材料，是老一辈领导人经常运用的一个生动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在这方面尤其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素养。他十分重视和密切关注文艺作品和典型材料与时代、社会生活、人们的需要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推介起来也驾轻就熟。在延安，他还先后推荐京剧《逼上梁山》，倡导演出京剧《三打祝家庄》。前者是为了在党员干部中普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压迫引起反抗这样一些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后者是为了在党员干部中普及解决问题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入手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在推荐《前线》的同时，毛泽东还推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一部外国戏剧作品，一篇中国历史文章，题材不同，所讲的道理却是相得益彰，给人的印象鲜明生动，很容易普及。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绝不当李自成”、“不要出戈尔洛夫”和“客里空”这些口号，在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上，在发扬奋发进取、实事求是的时代风尚的过程中，发挥了其他理论宣传文章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恰当和及时地推介文艺作品和典型材料，就是借生活的典型创造生活，以时代的精神引导时代，正如伟大导师恩格斯所说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第四，警惕“戈尔洛夫”和“客里空”式的现象，应该说值得每个历史时期的领导干部加以重视。在话剧《前线》中，戈尔洛夫的骄傲自满、不求进取和客里空的弄虚作假、说大话空话，这两种毛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脱离实际、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主观主义。一个看不到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凭主观经验办事和吃老本过日子；一个干脆就不研究实际，凭想当然办事。这种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无非是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会有不同。因此，防止和克服“戈尔洛夫”和“客里空”式的现象，是一项需要长期去做的事情。
〔作者亦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