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四个伟大”并不是林彪提出来的，它是一个集体创作，有一个形成过程。然而，纠正一种错误提法真难！时至今日，仍有一些比较权威的人以及不权威的人，比较权威的书以及不权威的书，这样或那样说：“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来的。把“四个伟大”同林彪绑在一起，把发明权奉送给林彪的现象，相当普遍。而再普遍也不对。
“四个伟大究竟是怎样提出来的？由谁提出来的？仔细翻阅1966年8月份《人民日报》，可以看到，“四个伟大”的提出和形成，其过程是这样的：
1966年8月18日下午，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由刚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的林彪讲话。陈伯达在开幕词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等等。不难看出，在这一天陈伯达先提出了“三个伟大”，即在“伟大的领袖”之外，又给毛泽东增加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的头衔，林彪则给毛泽东增加了“伟大的统帅”的头衔。“四个伟大”在18日确实都有了，但在第二天即19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中，还未将这“四个伟大”并列在一起，而综合林彪和陈伯达的提法只是并列了“三个伟大”，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种综合并列的提法，在19日的《人民日报》上，从通栏套红的口号，到画面解释，再到正文解释，至少有5次出现。由此可见，“四个伟大”并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
只是到8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并列的“四个伟大”才第一次出现。这篇社论开头就说：“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这个时间表表明“四个伟大”的提出和形成经过了8月18日至20日３天时间。在“四个伟大”中，为什么把“伟大的导师”排在最前面？据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这是康生的“功劳”。他说：“康生还把几本外语词典带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来，翻查、考究、推敲的结果，认为‘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应放在前面。”8月２２日《人民日报》的“报眼”（即第一版右上角刊登毛主席语录的地方）就写出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8月３１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开口就是：“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这样，“四个伟大”也就铺天盖地地流传开了。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1967年五一劳动节，林彪题词，即为：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幅题词的手迹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主席像的下面。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称：“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的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活动中最响亮的颂歌。”
综上所述，十分明显，所谓“四个伟大”并不是林彪首先和直接提出来的。穆欣说，“四个伟大”的发明权当属于林彪、陈伯达和康生“共有”，这是有道理的，符合历史实际。我们再看看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和反应。
1966年12月1日，周恩来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说明》。2日，毛泽东在审阅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删去。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二天，毛泽东在具体谈到关于氢弹爆炸的新闻稿时说：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又一次强烈批评“四个伟大”的提法。他对随行的杨成武说：“我现在很不喜欢‘四个伟大'，讨嫌！”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所谓“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以上就是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
关于“四个伟大”提出的情况，据笔者考查，大体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