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社会
从1923年4月到1953年3月，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长达30年。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历史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同期美国只增加2.03倍，英国增加0.71倍，法国增加0.54倍。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是这样向全世界宣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生事物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
1953年3月5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斯大林同志逝世，毛泽东主席亲自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
斯大林逝世后，马林可夫、布而加宁相继接任，赫鲁晓夫通过突然袭击掌握了苏联党、政、军大权，直到1964年10月被波列日捏夫颠覆。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斯大林的运动。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再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并提出了一整套违背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学说，鼓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所谓新理论。
赫鲁晓夫的大反斯大林，导致否定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最终背叛了马列主义的一系列最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列宁指出，“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任何国家只要存在阶级对立或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敌对势力与阶级斗争，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全民的国家。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理论，其后果是导致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误以为苏联社会已不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不再存在阶级斗争，因而失去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应有的警惕性。
赫鲁晓夫对内全面否定斯大林，鼓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列主义核心理论，背离了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在国际上则鼓吹美苏合作，和平过渡，公开向帝国主义投降。这样，中苏两党就国际形势、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对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对立。另一方面，苏共当时以大国党自居，要求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它的指挥棒转，甚至提出有损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遭到毛泽东主席的严辞拒绝。同年，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进行干预，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也为中国所拒绝。中印边境冲突后，苏联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对中国横加指责。1960年2月，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攻击中国和毛泽东主席不给苏共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被迫作出适当的反击。
二、中苏论战及中苏关系
196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日，《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宣部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指名地对苏共领导人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批评，由此，奉行他的革命理论的世界上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他的理论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论战。
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发动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同时将中苏分歧公开化。中国共产党不屈服压力，进行了有力抗争。同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给当时处于经济困难中的中国造成极大的损失，这也严重损害了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
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由毛泽东主席主笔的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文章说：“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路线引起的。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196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再次联合发表编辑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文章说：“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中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中苏论战进入“白炽化”。1964年10月，波列日捏夫颠覆了赫鲁晓夫集团，虽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有所调整，但推行了一条社会帝国主义的新右派政策，使官僚特权阶层逐渐坐大，形成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
以后，论战进一步加剧，两党、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到1966年3月，两党关系中断。中国共产党面对霸权主义，顶住压力，表现出了真正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精神，毫无疑问永远值得中国人民自豪，也毫无疑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三、苏联及苏共的结局
苏共党内一批不熟悉党的革命传统、对社会主义缺乏坚定信念的青年人，正是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想影响下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后来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正是这其中的一些人，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瓦解苏共、埋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骨干。
1991年12月25日，成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首脑的最后一天，也是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天。
1991年12月26日上午，只有共和国院主席阿利姆扎诺夫一人主持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从此，苏联共产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两个曾经辉煌了七十年的名字，就这样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个曾代表工农大众根本利益的工人阶级的先锋党，一个曾比姿本主义有着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就这样垮台和支解了，就这样被她的人民抛弃了！
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俄国人给我们当了两次老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苏联解体一声钟响，告诉我们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保住和发展新中国。苏联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恰恰是修正主义的失败，是伪社会主义的失败。
四、关于斯大林问题
斯大林问题是认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基本原因的切入点和一把钥匙。但是，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使用这把钥匙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尖锐对立的结论。毛泽东主席在审阅《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撰写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时指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做出定论。”果不其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以来，关于斯大林的问题至今争论不休，特别是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
赫鲁晓夫背离马列主义核心理论，背离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是从批判斯大林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搞的所谓政治改革，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纵容特权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彻底背叛马列主义，也是从大反斯大林入手的，结果搞得国破家亡。国内国外都流行着一种十分离奇而矛盾的思想逻辑，斯大林带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创下了苏联这样一份特别庞大而丰厚的家产，而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批大反斯大林的人，却把这份雄厚的家产败了个精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为此编造了“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两个概念，欺世盗名，硬是把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35年来大反斯大林而搞出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种种弊端和僵化体制，统统地塞进这两个概念，搅乱人们的思想，蒙骗了不少善良的人们。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经历了十多年的动荡和劫难之后，俄罗斯的各界已经开始反思。2001年，普京就任总统之后曾多次指示，要结束历史教科书领域的“混乱”状况，培养年轻一代对自己祖国和祖国历史的自豪感。2004年7月，俄罗斯教育部再版发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2004年12月8日，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纪念斯大林诞辰125周年发表的纪念长文中说：“近年来，在国家的衰败、混乱和危机不断的背景下，人们对约瑟夫-斯大林重新评价的兴趣正在日益增长，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2005年底，俄两个著名的中性舆论调查机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当今66％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76％的人认为苏联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1％的人希望生活在叶利钦时期。最近，俄罗斯理论界展开了大辩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批判了给俄罗斯带来无穷灾难的新自由主义，肯定马克思主义遗产的重要价值。近几年，俄罗斯还出版了一批充分肯定斯大林巨大功绩的著作，弗-卡尔波夫的《斯大林大元帅》和尤-叶缅里扬诺夫的《斯大林》就很具代表性。上个世纪50年代被推倒的斯大林塑像，在俄罗斯的一些地方又被重新竖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