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查德·里夫斯[美]
译／蒋影
准备中国之行
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17日启程开始他的中国之行。2月14日，他会见了詹姆斯·巴克利参议员，后者刚刚从周游东亚的旅行中归来，同行的还有安德烈·马尔罗(法国作家、社
会活动家，曾访问过中国)。巴克利担心美国将削弱对台湾地区的安全保障，因而反对尼克松去中国。
而马尔罗则说：“你将要与一个伟大人物打交道，毛泽东在50年以前就已经出类拔萃了，他有着惊人的了不起的命运。这个访问很值得！”
晚餐之后，尼克松和马尔罗在白宫楼上家庭餐室的壁炉前坐了下来。“今后25年美日和美中的关系将决定太平洋区域的命运，”尼克松说，“或者说撤军将制造出一个真空，而这真空将被另一个势力所填补，日本或者苏联。我的目的，那就是更好地了解中国。”
“至少在50年内没有人知道你是否成功了，总统先生，”马尔罗说，“中国人是非常有耐心的。”
这个夜晚尼克松激动异常。当他送马尔罗到他的车前的时候，这位作家转过身来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是我知道假如戴高乐在这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所有明白你正在从事的事业的人，都将向你致敬！’”
最后是关于健康的考虑。斯蒂芬·布尔，尼克松的私人助理，在启程前几天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看到总统当着他所信任的几个人毫不遮掩地弯腰伏在桌子上，让医生在屁股上注射防御肝炎的迦玛球蛋白。
“空军一号”此次飞行将横跨美国本土，首站飞往檀香山，在那里停留两夜和一个白天，然后再前往关岛停留一夜。这个路线和时间是白宫医生们精心设计的，以最大程度减低总统的时差反应。
会见毛泽东
关岛停留之后，他们到上海接上中方先期谈判人员，空军一号飞向北京首都机场。飞机在2月21日星期一上午11时32分着陆。
同天的2时30分，尼克松正准备在楼上洗个澡，基辛格急匆匆地冲进别墅，说毛主席要见总统。
美国人在围成半圆形的棕色沙发里就坐后，中方摄影师进来拍照，一些简短的交谈也在进行着。基辛格说他要求他在哈佛的学生们研究毛的著作。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而且还改变了世界。”尼克松说。
“我无法改变世界，”毛说，“我只是能够改变北京附近的几处地方。”然后他说，“我们共同的朋友蒋介石总司令完全不同意这些，他把我们称为共匪……”
“主席怎样称呼蒋介石？”尼克松问。
“我们彼此毁谤。”毛回答说，并且补充说他认识蒋的时间比尼克松要长得多。
“我们两人不能独占这整个的表演。”毛说着，文雅而巧妙地推动着话题的深入。“如果我们不让基辛格博士说点什么，这出戏就不完整。你已经由于你的中国之行而变得非常著名了。”
“那是总统指导的方向，并且亲自做出了规划。”基辛格说。
发布《上海公报》
22日的正式会谈之后，总统与周恩来在23日下午又进行了一次会谈。
然而，顶峰级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剩下来的事情就只是谈判联合公报的文字稿，对于美方来说，就是基辛格的工作了。尼克松和周恩来两人都离开了这个主题漫谈起来、偶然间中国总理又回想到了勃列日涅夫对中国的看法，说苏联人“他们根本不讲道理”。
尼克松谈到了一个他以前从未说起过的故事，那是关于韩国前总统李承晚的。“1953年，我作为副总统开始第一次的环球访问，艾森豪威尔总统给了我一个带给李的口信。李正在考虑着要向北方推进——入侵北朝鲜，而我却携带着令人不愉快的使命去告诉他，他不能去，而且如果他真的去了，我们将不再支持他。当我告诉李的时候，他哭了。”
周则讲述了珍宝岛事件，1969年中苏两国军队在那里彼此开战。“柯西金给我们打来了电话，他要求接线员接给毛主席。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这位接线员回答他说：‘你是一个修正主义者，因此我不会给你接听。’然后柯西金说：‘假如你不去给我接到主席那里，能否请你找到总理？’这位电话接线员又给了他同样的回答。”
2月26日星期六，在飞往杭州的飞机上，总统走出与周共用的隔离出来的客舱，坐在助手霍尔德曼身边，在两个小时的航行中多数时间一直呆在那里。
27日，当尼克松到达上海锦江宾馆时，基辛格已经等在那里了。他随身带着公报的最后文本，里面包括了国务卿罗杰斯提出来的一些改动。后来，罗杰斯又带着更多的问题去找尼克松。“告诉他我在睡觉或者什么的，”尼克松对霍尔德曼说，“可以把什么都告诉他，就是我不想见他。”
但他还是听取了罗杰斯的意见，而且一件一件地进行反驳。之后，他非常冷漠地说：“现在，我希望国务院百分之一百地站到后面去。”他睡觉去了，睡了3个小时。此时《上海公报》公开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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