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5）
刘启明
独立自主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这个原则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但制定之后，能不能在外交实践中得到确立，在当时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中，关键是看新中国能否在与美国和与苏联的关系中坚持它。当时与美国的关系相对单一，只要对它的侵略、封锁、包围采取对抗的政策，就可以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了。与苏联的关系则比这复杂得多。中苏既有相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国际战略利益；又在国家利益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两国关系中既有援助与被援助的团结友好的一面，又有控制与反控制的对立的一面。因此，面对苏联这个既强大又对中国怀有很强的控制之心的盟友，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思之再三的问题。1949至1965年，中苏关系一波三折、几经变化，最后从结盟走向了破裂，原因当然很多，但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原则的珍爱，与苏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控制之心的矛盾，无疑是双方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敢于领导一个弱国顽强对抗一个强国的控制野心，这种精神和意志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中国反对苏联控制的斗争尽管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确实考验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可以说，它是毛泽东为新中国外交确立独立自主原则的一次具有关键性的外交决策和实践，大大丰富了独立自主原则的内涵，增添了它的光辉。因此从毛泽东在对苏外交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角度，来考察1949－1965年中苏关系演变的历程，对于深刻理解独立自主原则的内涵和重大意义，思考中苏关系从同盟走向破裂的真正原因，都不无裨益。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对苏外交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但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独立自主原则的实现方式和具体表现也不断发生变化。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对苏外交中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可分成四个阶段：
1、求生存阶段（1949－1953）
这一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一阶段叫做求生存时期。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战胜帝国主义破坏干涉和武装进攻，在国际上站稳脚跟，赢得生存地位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时，接收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国内，各种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在国外，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包围和孤立。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生存遭受着非常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毛需要援助，而与之保持良好关系的苏联，则是唯一可以提供帮助的国家”。因此，尽可能地赢得苏联的支持，以求得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生存，是当时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必然选择，为此，他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方针。
为了求生存，毛泽东反对走第三条道路，主张联苏抗美，实行“一边倒”，除基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虑外，还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担忧：
一是担心美国对中国发动直接的武装干涉，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大约在1949年2、3月间，中共地下党员刘晓（即后来担任中国驻苏大使的刘晓）对伊?科瓦廖夫说，他的朋友搞到了美国制定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方案”的绝密计划。这个方案规定，美国要派遣一支300万人的大军在中国大陆登陆，与日本、国民党组成军事同盟，共同进行新的侵略战争。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在 1950年 1月 16日拜访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谢巴耶夫时，说中国共产党得到消息，美国将在6月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他们将在太平洋地区开始军事活动，并将利用日本、台湾和南朝鲜。这些情报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对毛泽东产生影响，“毛泽东确信美国会突袭中国——他只是不能确定此事会在何时发生。”
由于对美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担心，毛泽东访苏与斯大林的会谈中，一开始就提出了战争的危险问题，“这是他最担心的问题”，他对斯大林说：“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和平得到保证的问题。中国需要在和平状态下有3至5年的喘息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的整个局势得到稳定。中国一些最重要问题的解决决定于有一个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请你，斯大林同志，说明一下用什么方式和在什么程度上才能使国际和平得到保证的问题。”
二是担心美国在中国制造和支持反对派，从内部来瓦解新政权。1948年12月间，一位美国记者告诉中共代表说，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美国政府有意承认新中国，条件是政府中要有美国可以接受的反对派。建国初，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强调说，美国仍然企图颠覆中国新生的革命政权，他们不但对国民党在台湾的残余势力提供援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大陆组织和建立反革命组织。
出于这两个方面的担心，毛泽东为了新中国的独立和安全，决定“一边倒”，在政治上表现坚定的联苏反美倾向。因为联合苏联，有利于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抗美援朝战争就是证明；不走中间道路，坚持反美倾向，有利于清除美国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势力和影响，有利于打消国内占相当比例的那部分人的“亲美”、“崇美”、“媚美”的倾向，有利于警惕和防止美国实施“孙行者”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内部战术。总之，为了巩固独立自主地位，求得新政权的生存，必须联苏抗美，“一边倒”。
2、争平等阶段（1953－1958）
这一阶段从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到1958年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发生之前，是中国为了争取与苏联的平等地位，为建立真正平等的兄弟党关系而积极进行斗争的阶段。这是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发展。
斯大林时期，由于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严重地有求于苏联，加上他高高在上的态度和威望，中苏虽号称“兄弟”，但在事实上形成了领导（苏联）与被领导（中国）的关系。这早就在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心里埋下了不满的种子。1953年朝鲜战争的胜利结束，不但标志着新中国在苏联援助下，反对美国武装侵略，求得生存，作为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已经实现；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同时，斯大林在这一年逝世了，新的苏联领导人在资历和威望方面不如毛泽东，且他们在国内和国际共运中立足未稳，政治上需要中国党的支持。这种种情况，促使中苏关系中产生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新变化，于是，毛泽东从独立自主的原则出发，争取与苏联真正平等的地位。
为了争取与苏联的平等地位，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人能以平等态度对待我国及兄弟党的做法，给以赞扬和肯定；反之，则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
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改变了苏联最高领导人不访问中国的做法，并把旅顺口海军基地和中苏合营的四个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解决了中苏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使中苏关系真正变得平等起来”。毛泽东最欣赏的是赫鲁晓夫这时所表现出来的平等待人的态度，他对赫鲁晓夫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和国际活动中，多进行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和生产建设上，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互相协作，这不是很好么？赫鲁晓夫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支持。
赫鲁晓夫平等对待中国的姿态是暂时的，“是为了争取毛支持他在莫斯科的权力之争”，当他在国内的地位稳固以后，那种轻视中国的大国主义作风又故态复萌起来。1956年苏共“二十大”大批斯大林，这么大的事情，事先竟没有和中共通气，甚至没有像邀请波兰和匈牙利代表团那样，邀请中共代表团列席秘密会议。毛泽东认为这是大国主义的表现，为了争取兄弟党之间的平等关系，他决定对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的大国主义作风在内部进行严肃的批评。
1956年中共“八大”时，米高扬代表苏共在会上的发言，以高高在上的态度讲中国党的每一个进步、每一项成就都是“依据苏联的经验”而来的。毛泽东有意没有出席米高扬讲话时的会议，并且在会后就国际共运中的“老子党”、“儿子党”的不正常关系问题，对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一年10月发生的波匈事件的起因之一就是苏联的大国主义，在中国和其它兄弟国家的批评和反对下，苏联被迫在同年10月 30日发表宣言，承认以前的大国主义错误，并表示愿意改正。可是毛泽东对苏联的承诺并不放心，他又指示周恩来在1957年初访问苏、波、匈等三国时，要好好地批评赫鲁晓夫的大国主义。迫于形势的压力，赫鲁晓夫暂时收敛了他的大国主义做法，又能够比较平等地对待中国等兄弟国家了，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年底莫斯科会议的召开。1957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是在兄弟党之间平等协商的气氛中召开和达成协议的，它通过的宣言把毛泽东积极倡导的兄弟党之间的平等协商的关系以国际协议的形式确定了下来，至此，从形式上来看，毛泽东反对苏联大国主义、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3、反控制阶段（1958－1960）
这一阶段从1958年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发生至1960年中苏论战爆发，是毛泽东反对苏联控制、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的时期，是中苏从两党之争转入到以国家利益之争为主的时期，是毛泽东独立自主原则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典型的时期。
毛泽东力争平等的斗争，特别是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表现，使赫鲁晓夫感到了威胁。随着自己在国内和国际共运中地位的巩固，他越来越不能容忍毛泽东向他的“老子党”地位挑战了，同时，莫斯科会议之后，赫鲁晓夫谋求与美国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他不断地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使中国纳入以苏联为中心的轨道，成为它的附庸，而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和坚决反对的，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双方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有两次剧烈的表现。一次是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这一次毛泽东的态度相当严厉，他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尖锐地指出，搞共同舰队是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另一次是在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归来后，飞往北京，企图压迫中国服从苏美缓和的外交路线。对此，中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利益，对赫鲁晓夫的无理要求进行了坚决的抵制。经过这两场激烈的面对面的交锋，赫鲁晓夫控制中国的要求被顶了回去，中国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4、大论战阶段（1960－1965）
这一阶段从1960年中苏论战爆发，到1965年莫斯科“三月会议”中苏两党关系破裂，是中国与苏联进行公开大论战的阶段。中苏两党在苏共“二十大”后显露出来的意识形态分歧，经过前一阶段的国家利益之争，到此时变得更加尖锐和激化，形成了公开论战的局面。公开论战的实质是国家利益之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延续，是毛泽东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苏联控制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赫鲁晓夫在控制中国的要求被顶回去以后，一方面，1960年宣布撤走在华的苏联专家，施加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中国的攻击，掀起了反华大合唱。面对国内外的重重困难和压力，毛泽东别无选择，只有奋起应对苏联的挑战，中苏论战爆发，两国关系最终走向破裂。
纵观建国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众多的原因导致了两党、两国关系从结盟走向破裂，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原则的珍爱、坚持，与苏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控制之心的矛盾，这对矛盾的激化，导致了双方关系的最后破裂。在以上所列的四个阶段中，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原则的珍爱、坚持是始终如一的，是没有改变的，发生变化的是苏联对中国控制之心的强度和表现形式。斯大林去世之后，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领导人控制中国之心有渐趋增强之势，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直接，因此和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一贯决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引起两党公开大论战，两国关系破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苏论战的实际挑起者，两国关系破裂的主要责任者，应该在于苏联领导人一方，中苏由大论战而直至关系破裂，在苏联控制中国之心不变且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是很难避免的。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列夫，苏联领导人为实现控制中国之心，其方式和手段，表现为三个阶段性的特征和步骤：先是直接提出控制的要求，被中国顶了回去；接着又挑起论战，企图借助意识形态问题上占多数的优势，压中国屈服；最后，在勃列日列夫时期，公然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因此，从反抗苏联控制的角度来说，中苏论战，是中国为维护独立自主的地位，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而采取的特定的斗争方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中国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毛泽东本着独立自主的原则与苏联结盟，及本着独立自主的原则勇敢应对苏联的挑战，反对苏联的控制，即使冒两国关系破裂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其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决心和意志已成为我们今天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将永远是我们民族崛起的根本。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4期《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