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新鞋的毛泽东

作者：钱钢

　　国共和谈，蒋毛握手，60年前那个秋天里最大的新闻“重庆谈判”，举国瞩目。不过在今天，它似乎不便如“抗战胜利”一样被隆重纪念；因为它最终的结局不是艳阳，而是血光。已知这样的结局，再回看当年的报章，实令人仰天长叹。

　　 《毛泽东先生来了！》，这是1945年8月29日《大公报》的社评。它道出了那时公众向往和平的普遍心情：

　　 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19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

　　 日本方投降，蒋介石就连发数通电报给毛泽东，邀请他来重庆谈判。蒋如此急切，毛也最终应邀，如此邀约和赴约，史学家说，因为国共背后站着都不希望中国再燃战火的美国和苏联。中共决定“让步”。毛泽东说，“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得到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

　　 我们儿时被灌输了这样的印象：毛主席去重庆，如入虎穴。我读过许多描写延安军民送别毛泽东的记述。在当年的上海《申报》上，我发现了跟随美国大使赫尔利去延安接毛泽东的美国广播公司通讯员萨德的报道，却是未曾一见的。他写道：8月28日上午飞机由延安起飞时，“延安军民均出欢送，在登机前，毛氏与其幼女及娇妻话别时，几被包围”。

　　 对“重庆谈判”这一当时的最大新闻，作为主人一方的国民党，其党报《中央日报》处理得很小家子气。报道少，短，通常安排在新闻版的右下方。例如《毛泽东昨抵渝》这条消息，还不如《我驻沪宪兵队开始执行任务》的消息突出。

　　 当《中央日报》的社长总编辑很不容易，要时时揣摩蒋介石的意图，动辄得咎(抗战时期在重庆就撤换过三任社长)。毛泽东到重庆，《中央日报》得到的指令是“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相反，《大公报》浓墨重彩，发表了消息、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等多篇报道和言论。中共《新华日报》则站在党的立场，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新华日报》报道毛泽东到达重庆的情景称：

　　 待望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最前列就排齐了几十位摄影记者的阵势。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前面了！一片……光和摄影机发动的声音，赫尔利大使陪着毛主席下机，接着是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外国记者喊了：“GeneralChow！”(“周将军！”)“站近一点，大使先生！”

　　 摄影竞赛继续了二十分钟之久，赫尔利大使对毛主席说：“好莱坞！”的确，这是好莱坞影片里习见的情景。

　　 《大公报》记者子冈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对毛有生动的描述。她写道：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

　　 毛泽东到达下榻处后，细心的子冈又观察到：

　　 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的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 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

　　 “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里了”

　　 《新华日报》刊登了一些读者来信，有的很有意思。

　　 例如它收到了署名“一个家庭的两个人”的一万元法币，请报社代购美国鱼肝油丸转献毛泽东。原文刊登的来信说：“我们既非党员又非无产阶级，可算是小康之家，也就因为

　　 这点，才足以说明爱戴他的人，除上列人类外，还有我们这一类的人。我们认为只要他还活着，中国就总有完成人民愿望的一天！”(1945年8月30日《新华日报》)

　　 它还发表了《一群女工致毛泽东同志的信》(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或许是请人代笔的，但文字拙朴可爱：

　　 亲爱的毛泽东——我们人民的领袖：

　　 听到你来到了重庆的消息以后，我们真高兴得不晓得怎样办才好。大声的欢叫吧，别人会干涉我们的，关在心里头讲吧，又觉得闷得不好过。我们只好悄悄地躲在宿舍里，几个人面对面地傻笑一阵。

　　 毛先生，你觉得我们太幼稚好笑吧？请您不要笑我们，好多年来我们一直是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老是被别人当牛马看待，一点起码的自由也没有。我们老是想，我们不能这样永远过下去，我们会遇到救星的。从报纸上，从许多好朋友的口中，我们晓得中国人有了一个大救星，这个救星就是您。
1945年10月8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李俞写的《农民的希望》，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四川方言，读来令人莞尔。

　　 “毛泽东到重庆来了！”这消息首先成为镇上人士的重要话题，加以种种的猜测和估计；但很快就流传散布到低矮阴暗的茅屋里，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还加上一句：“帮我们下力人来的。”

　　 四川的农民们都知道“朱毛贺龙闹共产”，但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啥子朱毛，你默倒朱毛是一个人嘛？”文章描写一个农民指手画脚结结巴巴重述在镇上听来的新闻，还加油添酱地说：“蒋委员长接毛先生来拿了言语，今年可不再抽丁了。”还有一个自耕农紧张地到小学校问：“听到说毛泽东来了要分地的，是啷个的么？”一个开明地主说：“毛泽东来了也好，这班发国难财的该下台罗！”更有人说：“毛泽东来了，实行民主，乡长保长全要让我们重新选过……”于是农民们很高兴，“那我们干人到底多些……”

　　 没错，六十年前的气氛就是这样。毛泽东抵达重庆机场时，《大公报》女记者子冈向他询问共产党在谈判中将从哪些问题谈起，毛答：“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里了”。

　　 民主、统一

　　 毛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局面。出行前他指示党内：“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但他必须在重庆这个舞台上演好“谈判”这出戏。

　　 他在重庆住了四十余天。四十余天，国共双方代表唇枪舌剑：

　　 国民党说：一个国家，如果四分五裂，还能搞什么民主？

　　 共产党驳：没有民主，国家的统一对人民又有什么好处！

　　 一国之内，有两个各有军队、各占地盘、各自为政的政党，这就是重庆谈判面对的现实。蒋介石拟定谈判的原则：“一切问题以政令军令之统一为中心。”共产党提出三大口号：“和平，民主，团结。”其核心，也是最令国民党头痛的，是“民主”。

　　 在9月19日的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说：“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于中央原则之下，始可解决问题。如依中共之办法，则非为谋军令、政令之统一，而完全为分裂。所谓民主乃分裂之民主……”

　　 中共则说：人民希望的是“新式的民主的统一”，“决不希望统一的政治，是贪污普及于全国的政治，统一的军事，是军阀横行于全国的军事。……反民主的统一，中国自古就有，到了今天，已经是陈腐透了。”(1945年10月2日《新华日报》)

　　 值得注意的是，向来鼓吹民主的《大公报》，当时的观点也与中共不尽相同：“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许多报纸表达了人民的厌战情绪。重庆《新民报》认为(包括实施宪政在内的诸项大事)“没有一件可以在分裂的状态中完成”；成都《华西晚报》呼吁将人民的压力加给国共，“反对分裂，反对内战”；重庆《新蜀报》“深盼大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对“民主”各有理解。重庆《新蜀报》说，“今天，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不是少数党派所呐喊的民主。……人民所希望的是民主政治的充分实现，而不是党派利益的类似分赃。”

　　 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观点。1945年8月24日，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恳请“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他列举美国、英国宪政民主的范例，认为“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

　　 国共以外的大批“民主人士”，在重庆谈判期间则担心共产党让步太多，落入国民党的陷阱，也将牺牲他们的利益。

　　 重庆谈判后期，中共的口号引人注目地加上了“统一”二字。10月8日晚，张治中在欢送毛泽东的晚宴上致辞时说：“大部分的意见，我们已经一致了。就是：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毛泽东上台，称“张部长讲得很对”，“统一是好的，不统一不好，我们一定要统一！(鼓掌)”

　　 短短的讲话，毛泽东八次使用“统一”一词。1945年10月9日《大公报》记载：“最后毛先生像咆哮般的大喊：‘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人民要求变 变化才可以不乱”

　　 重庆谈判产生了俗称“双十协定”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但是墨迹未干，烽火已燃。8个月后内战全面爆发，历史完全走向美丽口号的反面。

　　 内战之初，发生了《大公报》和《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论争。

　　 毛泽东曾说，“只有《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因为该报从来不称中共是“共匪”。但60年前此时，《大公报》却因连发多篇社评，批评国共内战，受到中共严厉驳斥。

　　 11月2日的社评《中国政治之路》提出，中国怎样走向民主？取决于一二大党和一二领袖。总编辑王芸生作了两个“极其冒昧的譬喻”：“假如我是蒋主席”，他说，将立刻宣布国民党不再专政，还政于民。“假如我是毛泽东”，他又说，“我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但不必由共产党专政”，“我争党的地位公开，我争各种基本的人权”，如果这一切得到保证，就取消共产党的地方政权，改组共产党的军队，使之国家化。

　　 10天后，又一篇《应该问问人民！》，说国共“叮叮当当”纠缠的“地盘”和“枪杆”问题，“从人民眼中看来，乃是党派的私争，根本蔑视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评书生气十足地说，所谓地盘问题，就是若干省的用人问题，也就是选择公仆。这是主人的事，“不应由仆人争吵”。军队问题也一样。“人民养兵，是为了卫国，不是为了争地盘”，“应该把军队拿出来交给人民选举的政府”。

　　 一周过去，随着北方局势更加凶险，《大公报》又发表社评《质中共》。它认为“中共是当前局面中的一个主角”，“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这时发生倾斜：

　　 毛先生在重庆时，曾几度在公开集会上大声的说“和为贵”，“忍为高”；目前这局面，试问中共究曾和了几许？忍了多少？

　　 《大公报》坚决反对国家分裂，它写道：“政党要争政权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应该以政争，不应该以兵争。以政争，是以政策及政绩决定胜败；以兵争，则是以武力决定胜败。以政策政绩胜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胜的，必然是强权专制。”

　　 在《质中共》发表的第二天，11月21日，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与<大公报>论国是》，重申中国只有“变”(搞民主)才不会“乱”(打内战)；军队国家化是跟着政治民主化来的，军队不“化”于民主的国家，难道还该“化”于国民党的“党国”吗？还该“化”于封建独裁的国家吗？

　　 更加猛烈的回击，来自12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驳大公报》(作者陈伯达)。作者认为《大公报》关于国家和人民的观念“落伍极了”，“幼稚极了”。无论满清政府、袁世凯政府，都是在“国家”、“中央”、“合法”的名义下打杀人民的。共产党要是放弃武力，人民便只能在刽子手的刀下生活。“《大公报》的作者先生！你们要在人民面前抹煞这种血的经验，血的教训，你们是低估了人民的觉悟了。”

　　 足足一个多版的《驳大公报》，雄辩滔滔，是中共“国家观”、“人民观”的系统阐述。可怜的王芸生，以书生之心度强人之腹，竟迂阔地希望蒋介石和毛泽东当华盛顿，创立“优美的民主传统”。然而60年荆棘行过，你会发现那不是笑剧。这场字字句句直逼中国“真问题”的笔战，至今余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