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稿件来源：《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世界著名的外交战略家，也是我国外交的主要决策人。他为我国外交战略策略的确立和方针政策的制定建立了辉煌的业绩。仅外交部档案馆所存的有关文章、讲话、谈话、批示和文电就有近万件，蕴藏着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毛泽东外交文选》收入的160篇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对我们学习和研究新中国外交历史和指导当前外交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关于创建独立自主新型外交的思想和论述 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夕明确指出：“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控制权，“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他一直把维护我国独立自主作为我国外交的根本立场。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他庄严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为了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春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重要方针。“另起炉灶”，就是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不承认旧中国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在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先清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以后，再请外国客人进来，以免敌对势力“钻进来”捣乱。 根据上述方针，我国采取既严肃又积极的态度，同一些国家建立了新的外交关系，体现了我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原则，并为我国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 关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加强亚非拉国家团结合作的思想和论述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正确结合是毛泽东办外交的指导思想。他创建的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既珍视我国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权利，体现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必须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和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远大理想。他在《文选》中多处指出，中国同广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过去有被侵略压迫的共同历史遭遇，而今又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问题，应当相互支持和援助。他还结合我国的革命实践明确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一向把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作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把加强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 关于民族平等与和平共处的思想和论述 毛泽东同志一贯认为，不论国家大小、强弱、富贫都应一律平等，各国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都需要和平共处，发展友好合作。但是，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世界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又要在同一地球上共同生存发展，如何处理好相互的关系，需要有个新的共同准则。周恩来同志遵循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思想并结合新中国的外交实践经验，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同印度和缅甸总理共同倡导，把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共同准则，1954年10月，毛泽东同志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提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而应互利合作。为此，他主张“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并引用屈原的诗说：“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随后他又对缅甸总理吴努说：“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 为了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国又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同尼赫鲁谈话时指出：“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明确提出：“求同存异”，就国家关系而言，即是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矛盾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求同存异的方针，不仅促进了亚非会议的成功，而且对以后解决国际矛盾，实现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实践证明，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适应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因而一经我国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就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关于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与论述 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44年8月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就指出：“在双方互利的条件下，我们欢迎外国（来边区）投资和技术合作。”1949年6月，他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上更明确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在《文选》中，还有不少要向外国学习的论述。例如“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他并指出“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按照这些思想，在建国的初期我国首先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全面的经济合作，同时，也同亚洲和欧洲国家开展了经贸往来，对未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进行民间交往，互通有无。但是，先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封锁，后又由于苏联施加经济压力，致使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受到很大限制和影响。 到80年代，邓小平同志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对外经济合作的思想，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经济合作，把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作为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号召中国人民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生产和发展国际交流两套本领，引进外资和技术，加快我国四化建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与论述 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根本目标。他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毛泽东同志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重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并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据此，他作出了“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奋斗”的战略，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坚决反对威胁我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 到50年代末60年初，苏联当时的领导人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向我国提出有损主权的无理要求，妄图控制我国。在遭到我国拒绝之后，苏联领导人一意孤行，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制造边境纠纷，对我施加压力，恶化了中苏关系。同时，美国不但继续侵占台湾，还肆意破坏日内瓦协议，扩大侵越战争，从南面加紧了对我国安全的威胁。面对美苏同时逼来的险恶形势，毛泽东同志又提出“反两霸”的战略，顶住了美苏两国的压力，使我国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由于深受越南战争的拖累，内外交困，不得不收缩战线，欲从越南脱身。苏联则趁机增强军力，加紧向外扩张，不但成为对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竭力同美国争夺霸权，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新态势。毛泽东同志又审时度势，提出“一条线”战略，摆脱同美苏同时对抗的局面。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发出要同我国和解的信息时，毛泽东同志抓住机遇，经乒乓球外交到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推动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建立。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开拓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 关于树立中国外交特色和外交风格的思想和论述 毛泽东同志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在外交工作方面也有独到的论述和丰富的实践。整部《文选》贯穿着中外哲学思想的精髓。他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以及战争与和平、斗争与联合等等矛盾的分析与处理上都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在对外交往中，他既反对傲慢自大，又反对妄自菲薄，主张不骄不躁，不卑不亢，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哲理与美德正是塑造我国外交特色和风格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同志以广阔胸怀和豪迈气魄，在实践中为我国外交树立了独立自主、爱好和平、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等鲜明特色，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使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我国庄严的新形象，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敬仰和赞赏。 毛泽东同志以卓越的胆识，为我国外交创立了不畏强暴、伸张正义、坚持原则、求同存异、实事求是、说话算数等等独特风格，在国际上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赢得了朋友，赢得了信誉。 毛泽东同志以非凡的才华和气质，为我国外交开创了态度坦诚、作风谨慎、守时守信、待人平等、朴素热情等富有华夏子孙落落大方风范的外交风度。 进入80年代以来，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外交思想，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论，开创了我国外交的崭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新成就。（裴坚章 张光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