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网 2003-12-05 09:33:52)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他一生著述甚丰，成果至伟。本文从毛泽东同志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的论述，对其外交思想进行粗浅的探析，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 一、 高屋建瓴，立足于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 客观地分析判断国际形势是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都十分注重对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存在着“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的斗争，故号召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集合在“红色的革命大旗”——第三国际的旗帜之下。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1936年7月，毛泽东通过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公开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强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 “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一战线。”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根据这样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1937年7、8月间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著作中，提出了“抗日的外交政策”，其要点是：对日绝交；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后来种种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和主张是富有远见的。这些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对外工作思想和方法，不仅使得我党在八年抗战中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而且实际上成为我们党在外交方面的指导思想，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工作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国际形势，制定对外政策时，不仅善于进行矛盾分析，而且善于从不断地分化、组合中的国际政治力量中，揭示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基本力量，形成对外工作的战略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苏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时有不少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持悲观估计，认为“苏美必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以冷静的观察，从分析战后世界矛盾的全局入手，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他认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了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与苏联之间迟早将达成“妥协”，且美、英、法与苏联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又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摆脱几大国之间妥协格局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抓住时机，放手发展，将中国革命推向前进。 此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他针对当时美国散布的反苏战争的传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点，反映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依据“中间地带”理论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符合当时国际形势的外交战略，这就是：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于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当时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此一战略，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又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1974年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已经不再是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而是它们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关于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意义，邓小平同志从理论和战略上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三个世界理论的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 和平为上，以反帝反霸、维护世界和平为主要目标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世界人民需要和平。毛泽东同志在创建新中国独立自主新型外交的过程中，冷静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的客观现状，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从而为当代中国外交确定了正确的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着繁重的建设任务，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中国外交要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时间，更要稳定的国际环境和更多国际朋友的战略观点。他在确定中国外交大政方针时，非常注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1955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印尼领导人的谈话中，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他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1956年，他在《同兄弟国家团结一致，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一文中，又再次强调：“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做到的。” 关于世界大战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力量的消长情况，毛泽东还提出了世界战争，特别是原子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被制止，和平可能得到维持的观点，他认为，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坚定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决心，同时也为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并正确地实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于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问题，毛泽东同志一贯认为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因此，为了争取和维护和平，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干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面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同志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经过三年的艰苦战争，中朝人民最终迫使美国于1953年签订了停战协定，从而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也为世界人民赢得了和平和进步。毛泽东同志不仅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霸权主义，而且也批评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并且鉴于苏联的教训，他反复告诫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志们，不要翘尾巴，要防止我们自己在国际交往中搞大国沙文主义，要尊重各国人民，平等待人，不要强加于人。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人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夙愿。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毛泽东同志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去，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 为了从根本上划清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线，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使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真正站起来。为此，他于1949年春夏做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及“一边倒”的三大对外决策。 “另起炉灶”的含义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的束缚”，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外国在华外交机关和人员的合法地位，而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基本含义是，要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后，再让这些国家的客人进来。“一边倒”是从当时全球格局出发的一种战略考虑。毛泽东同志认为，新中国宣布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之内，能“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阴谋复辟的斗争中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并且“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选择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政策，是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相联系的。即使中国在与苏联结盟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仍一再告诫大家，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中国政府在处理对苏关系中，始终保持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地位，把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放在第一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让步。在美国不肯承认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并先后在朝鲜、台湾、印支三个战略方向对中国施行军事威胁的时候，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为了维护朝鲜、越南等国的独立地位和国际和平，毛泽东同志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同时大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他还坚决支持亚非拉广大地区和国家的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在一系列的重大国际事务中与广大亚非拉国家同呼吸共命运，1971 年广大亚非拉国家大力支持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成就，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个国家的事情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这是新中国外交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由来和主要依据。由此出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关系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准则。 总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注着世界风云的变幻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及时制定和调整对外政策，毛泽东同志关于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方针的论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福建省寿宁县委党校：韦孝畴） 参考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