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网 2003-12-03 16:01:59) 一 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基本来源于本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形势中形成的几个主要观点。 一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抵制及认识。从50年代后期以后，苏联领导集团即开始凭借本国在战后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国力推行同美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方针，并逐渐向霸权主义的方向演变。为此，他们不断干涉别国别党的内政，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要受苏联“指挥棒”的驱使，服从苏联的全球战略。对于坚持独立自主，反对苏联控制的国家和政党，则不断施加压力，甚至进行军事威胁，终于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毛泽东一直警惕和关注着苏联领导集团的演变，坚定地维护着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对于苏共领导人提出的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如建立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等，毛泽东都毫不含糊地予以拒绝；对苏联为迫使中国屈服而施加的种种压力，如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援华专家，逼迫中国还债，增兵中苏边境等等，毛泽东都领导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气概坚决顶住；当苏共领导集团把中苏两党的分歧公开化，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攻击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同苏共领导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公开大论战，开展了对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全面批判。诚然，由于受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这些批判中固然有不妥之处，对于修正主义的概念也缺乏科学的解释。但毛泽东坚持使中国保持独立自主地位，宁可蒙受损失也不向任何压力屈服，则不仅完全正确，而且意义深远。随着这种斗争的深入和苏联演变的发展，毛泽东逐渐得出了苏联已蜕变为霸权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结论，认为这个曾是“老大哥”的国家，已堕落成富有侵略性的危险敌人。 二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认识。作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由于50年代侵朝战争的失败，和60年代长期陷于侵越战争的消耗，自身实力和对其盟国的控制力都大为削弱，但仍能凭借其实力上的优势维持着对盟国的控制。而这些盟国则随着自身力量的恢复和发展，越来越不甘心受美国的摆布。离心倾向逐渐增长，甚至公开分庭抗礼，从而使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对这一情况，毛泽东早有预料。早在1956年中东发生苏伊士运河事件时，他就根据美英两国暴露的矛盾指出：现在冲突着的，有“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①他还认为，在这些矛盾着的力量中，“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②1964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③为此，他号召“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④以后，毛泽东又对他曾经提过的“中间地带”的看法作了重新解释，把西欧、日本称为第二中间地带，亚非拉称作第一中间地带。显然，毛泽东在当时已经把西欧、日本同美国作了明确区分，把他们看作是可以争取、联合的力量。 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由于自身力量的衰落和中国的发展壮大，已难以继续维持其不同中国交往的僵硬政策。因此，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后，明智地作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表示。毛泽东及时地抓住这一契机，推动中美关系开始了正常化的进程。同美国关系的解冻，也为中国同受美国控制的西方国家之间改善关系创造了条件。 三是对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60年代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宣告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对此，毛泽东非常振奋，并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对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给予坚决支持和高度评价。他在60年代曾先后指出：“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⑤“中国人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对他们的一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以热烈的同情和支持。”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⑦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前途，毛泽东充满了信心。他在1970年5月20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在60年代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论述中，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和评价占了相当大的份量；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反帝爱国斗争，毛泽东都发表谈话或文电表示支持。这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视，而且还说明他早已把共同进行这一斗争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看作是一个整体。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已经把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看成为三个部分，即：企图主宰世界的美国和苏联；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日益崛起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以及处在两者之间的一批发达国家。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便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 二 70年代初，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在动荡中开始趋于明朗化，毛泽东上述关于“三个部分”的认识得到了完全证实，在此基础上，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⑧1974年4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作了更为确切的阐述，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⑨此后，毛泽东又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三个世界的各自特征及其相互矛盾，使之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 1.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争霸与反霸，主要危险是霸权与战争。争夺世界霸权的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苏联既要充当超级大国，就不能不走同美国争霸的道路；美国要保住其昔日世界霸主的地位，也不能不同苏联激烈争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⑩为了在争霸中压倒对方，双方必然要拼命扩充军备，必然要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这样就使战争的危险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世界人民头上。因此，毛泽东认为，美苏争霸，必有一战。由于一旦战争爆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毫无疑问都将是受害者。因此，为免受战争灾难，大多数国家和包括美苏两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必然要坚决反对苏美两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这一矛盾也就成为具有突出地位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当时还认为，在苏美争霸中，由于苏联采取战略攻势，所以具有更大的侵略性和危险性，是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 2.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对霸权和战争的态度为标准，将所有国家划分为三个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自不必说，毛泽东把他们划为第一世界。中国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尽管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相互间也存在着各种矛盾，但历史遭遇和维护民族独立、摆脱贫穷与落后、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等现实任务却是共同的。因此，毛泽东把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列为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一批欧洲国家及日本、加拿大等国，经济上虽都比较发达，但军事上实力不如甚至依赖于美苏两国，政治上也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因此都具有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要求。他们既无力发动战争以谋求霸权，又害怕因发生战争而蒙受损失。因此，毛泽东把西欧各国和美国相区别，把东欧国家同苏联相区别，将他们划为第二世界。这里，毛泽东改变了以往用社会制度和阶级属性为标准划分世界政治力量的传统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已不能够准确地反映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而三个世界的划分则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新的世界格局，也有利于制定正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3.世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第三世界是反霸斗争的主力军。这不仅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人口众多，分布广阔，而且还由于他们在历史上曾长期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在现实中又饱受超级大国的欺负和侵略威胁，甚至成为超级大国在争霸中任意宰割的对象，因此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开展联合斗争的要求。事实上，这种斗争也从未间断，到70年代，则出现了明显的联合反霸的趋势，如拉美国家发起的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石油输出国维护石油权益的斗争；七十七国集团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等等，都给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以沉重打击，成为国际反霸斗争的主要力量。 4.第二世界是反霸斗争中可以联合的力量。这些国家并不甘心于受超级大国的控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有时不得不参加超级大国之间的角逐，但总是力求摆脱超级大国对他们的控制。其中一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同第三世界有着深刻矛盾，不愿放弃旧的殖民统治。但是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对他们的威胁则更直接、更现实。从而使联合第二世界共同反霸，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因此，毛泽东指出：“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11) 5.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12)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有着类似的经历，又共同面临着反对霸权，发展经济，摆脱贫穷的长期任务，而且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不相容的。中国既然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永远不会谋求世界霸权，做超级大国。不仅现在经济落后时不称霸，就是将来经济发达了，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仍然不称霸，仍然属于第三世界。正如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庄严宣告的那样：“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13) 以上内容体现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以第三世界为主体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一战略思想中也存在着某些不尽符合实际的认识，比如对欧洲国家的划分就过于笼统，没有把东欧和西欧作区别。但是其总的方面和联合反霸的指导思想，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它不仅为人们正确认识国际形势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也为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条件下，排除“左”倾错误的干扰，适时地调整对外政策，搞好外交工作，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三 在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调整。 首先是缩小了打击面，用建立联合反霸统一战线的方针取代了反帝反修的方针。在60年代，面对美国的敌视政策和苏联逐步升级的反华行径，我国曾采取了既反美又反苏的对外方针。这在当时确实有迫不得已的因素。因为我们必须为维护国家主权，捍卫领土安全而斗争。问题是这种斗争同时又受到了党在处理国内问题时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影响，致使打击面不断扩大。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在对外宣传中竟提出“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作为马列主义政党，“帝修反”当然要反对，但当时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我们实际是根据这一口号，在外交工作中推行了一系列强加于人，四面出击，不顾政策的做法，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毛泽东发现这一情况后，从1968年起屡次对上述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并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极左”。在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中，他又十分明确地把追随或依附于美苏两国的国家，同美苏两国本身作了区别，只把超级大国作为对立面；在超级大国中，又把处于攻势地位的苏联和处于守势地位的美国加以区别，把苏联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从而极大地缩小了打击面，扩大了联合面，纠正了一度向“帝修反”全面进攻的“左”倾做法，并根据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当代世界人民的主要任务，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对外工作方针。 二是加强了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党在极左思潮干扰下，曾片面地把支持世界革命同保持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关系对立起来。结果使我们疏远了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给我国的外交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难。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的提出，纠正了脱离实际地追求世界革命的“左”的倾向，把联合第三世界共同反霸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为此，我国作为第三世界中的一员，努力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正义斗争。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打破大国欺负小国，富国压榨穷国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从而使我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威信日益提高，影响不断扩大，朋友愈来愈多。从1970 年到1982年，同我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达56个，比1968年以前增加了将近1倍。其中在60年代同我国外交关系一度中断或发生波折的7个非洲国家，都在此期间先后同我国恢复或改善了外交关系。可以说，70年代是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大发展的年代。 三是积极改善了同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不是一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就是曾被我们认定的“修正主义”。其对华政策又分别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左右，而我国原来又把反帝反修作为国际斗争的首要任务，从而使我们很难同这些国家进行正常交往。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使中国同日本及西欧国家改善关系的障碍开始得到克服。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由于论证了争取和联合第二世界共同反霸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而进一步排除了我国同第二世界国家正常交往的障碍，为我国的外交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余地。70年代中国外交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可以说就是同第二世界国家关系的改善。1969年以前，西欧、北欧和南欧只有6个国家同中国正式建交。英国和荷兰只同中国互设有半建交性质的代办处。而到了70年代末，除了安道尔等4个国家外，中国已同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另外，和欧洲共同体，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广泛建交的同时，我国同西方国家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也有了实质性进展。从1973年到1977年，经毛泽东批准，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我国陆续同日本、西德等国签约、成交了一批价值达39.6亿美元的引进技术项目(14)，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作了一次重要尝试。在此期间，我国同东欧几个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贸易、科技交流、人员互访，都有所恢复。因此，当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对外开放的决策时，中国面向第二世界的大门，事实上已经打开了。这不能不归功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与实践。 当然，由于“文化大革命”尚在继续，我国的外交工作此时还不可能根本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江青一伙把同外国的正常交往别有用心地诬蔑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给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贯彻和外交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尽管如此，我国的外交工作在70年代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左”倾错误破坏的后果，而且也在事实上促成了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固然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抵制“左”倾错误的努力分不开，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及由此产生的方针政策则起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正象邓小平后来指出的：毛泽东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5) 四 上述一系列外交成就的取得，还为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理解党在新时期的对外政策，应付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 首先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观察和分析形势的思想方法。如果我们在70年代仍然固守那种以社会制度和阶级属性为标准划分世界政治力量的思想方法，那就不可能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后的世界形势作出清醒的、正确的判断，更不可能作出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提出，再一次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也说明毛泽东尽管晚年由于思想脱离实际，犯了严重错误，但还并未完全抛弃他曾身体力行多年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说他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是愈来愈脱离实际的话，那么他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则愈来愈接近或符合实际。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提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如前所述，这一战略思想当中也包含有某些不切实际的认识，但只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观察和分析形势，这一缺陷是不难弥补的。这也说明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其次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集中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的策略方针。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又一次体现了毛泽东在长期对敌斗争中形成的这一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当时世界存在的多种矛盾中，毛泽东准确地抓住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同时又深刻地洞察到美苏两霸之间存在着的尖锐矛盾，以及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采取攻势的苏联。从而使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对依靠谁、联合谁、打击谁，有了明确的策略方针。由于这一方针的贯彻，有效地粉碎了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企图，壮大了维护和平的力量，制约了战争危险的增长。这一成功的实践再次证明，任何敌对势力，不论多么强大，都不会是铁板一块，总有矛盾可以利用；任何中间势力不论多么动摇，都可以也应当努力争取；作为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不论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依靠进步力量，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尽量缩小自己的对立面。这一点，在今天的国际斗争中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再次是对于战争危险的警惕与判断。不可否认，毛泽东确曾过分强调过战争爆发的危险，认为美苏争霸必有一战，而且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并要求国内一切工作都要服从战备的需要。而战备工作则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从而挤掉了一些必要的经济建设。这在军事对抗加剧，侵略威胁临近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要的。正是由于对战争危险的重视，我国及许多国家才保持了对战争的高度警惕，加强了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从而制约了战争危险的增长。同时，还应当看到，毛泽东在预测形势发展时也曾认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70年代初他还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16)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不仅继续指出了美苏争霸所产生的战争危险，而且也明确指出了第三、第二世界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制止战争爆发的紧迫需要与现实途径。这说明，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也认为世界战争并非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制止战争的途径。事实证明，毛泽东设想的通过革命制止战争的途径是不切实际的，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所开辟的通过联合反霸制止战争的途径则是现实可行并卓有成效的。70年代以来世界和平局面的得以维持，以第三世界为主体的联合反霸斗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联合反霸所产生的威慑力，并不仅限于军事力量的增强，而主要是体现在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发展。这一点，对于人们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对战争危险作出新的更加符合实际的判断，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上述几点启示，实际上比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本身的指导作用更有价值。因为正是这些宝贵的启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外交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五 世界进入80年代以后，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某些新的特点，一方面苏美仍在激烈争夺，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双方之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又产生了一种制约力量，以致于双方谁都无制胜把握，谁都不敢轻启战端。与此同时，作为反霸主体的第三世界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作用日益突出，成为谁都无法忽视的、既独立自主、又足以同两个超级大国抗衡的重要力量，从而形成了所谓“大三角”的战略格局。对这一格局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并采取对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80年代面临的新任务。而中国共产党此时也恰好具备了胜任这一任务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正确战略思想及其成功实践可以作基础，而且还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被粉碎，十年动乱已经结束，从而排除了外交工作中最大的破坏因素。更为重要的是，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纠正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决定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和中心工作。这些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转变，无不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提供了保证。 在这一背景下，从80年代开始，我们党在对外政策方面逐步进行了又一次调整和充实。指导这一次调整的，正是为形成和实践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邓小平。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17)从而为我国新时期的对外政策确定了依据和方向。围绕这一依据和方向，中国共产党从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到外交工作的实践，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在继续警惕战争危险的同时，提出了关于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新论断。1980年初，邓小平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曾指出：80年代“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但是，“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18)随着形势的发展，到1985 年，邓小平更加坚定了他的上述判断，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通过发展和平力量，树立战胜霸权主义，避免世界大战的信心，这既是对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发展，又成为我们党在历史新时期制定国内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第二，同对于战争与和平的认识相联系，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新论断。战争可以避免的前提是，要把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搞好。这就要求和平阵营的力量必须不断增长，必须使这一力量的主体——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尽快地发展强大起来，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第三世界越发展、越强大，世界和平就越有保证。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但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因此，两大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20)由于80年代美苏两国限制军备谈判取得了进展，缓和气氛出现，和平希望增加；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少数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却在拉大，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已成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课题。因此，邓小平指出，在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中，核心是发展问题。不仅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就是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要靠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也需要推动发达国家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给予合作和支持，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就是通过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合作。从上述认识出发，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为推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解决而努力，就成为历史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相比较，邓小平关于两大主题的论断更侧重于从经济角度去把握政治问题。从反霸、维护和平的目标来讲，二者是一致的。但就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来看，两大主题的论断所指出的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和平、保证和平的道路，则更为现实，更加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在历史新时期的又一重大发展。 第三，更加坚定和全面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80年代“大三角”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论倒向哪一方，都将打破已有的力量平衡，影响世界局势的稳定。同时也有可能使中国最终成为超级大国的附庸，丧失经过多年奋斗才取得的独立地位。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就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21)“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22)同以往相比，我国在新时期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具有两项重要发展： 一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确定和实施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并努力使二者相辅相成。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的历史时谈到：“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23)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得到了坚定的贯彻和不断的扩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还极大地增强了中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和独立自主的地位。这是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的进一步发展。 二是在坚持反对霸权的同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积极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国，中国一向把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的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现代化建设总任务的确定，以及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为我国根据这一准则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条件。为此，邓小平不仅反复强调“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24)而且还多次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一准则，并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从而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表现了更大的灵活性，既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努力争取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得到了继续巩固和加强；同美国、苏联先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西欧、东欧国家的关系得到了不断改善。特别是对于东欧国家，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动承认了过去我们对“东欧各国各党所处的特殊环境理解得不够”(25)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为双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扫除了障碍，使我国与东欧各国各党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从而弥补了作三个世界划分时对于东欧国家的认识不够符合实际的缺陷。经过一系列努力，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赞赏，同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逐年增加，至今已达150多个。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加强。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的对外政策从70 年代起，就开始摆脱“左”的影响，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终于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此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而使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则是邓小平的历史贡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孙大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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