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稿件来源：《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今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毛泽东在他波澜壮阔的非凡一生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对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为争取世界和平，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在光辉的一生中，始终坚持伸张正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对被压迫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斗争事业积极地给予同情和支持，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因而在世界人民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和尊敬。他不愧为20世纪的世界性伟人。 一、毛泽东一向重视发展我党我国的对外关系 毛泽东历来认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压迫的人民都是相互支持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主要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靠的是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靠的是本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时我党从成立之时起，就十分重视发展同国外的联系和交往，并且得到了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声援和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类进步事业，有力地支持了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很重视我党同外国政党和进步组织的关系，努力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支持。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他强调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更需要扩大对外交往，广交朋友。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954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中谈到我国的总任务时，强调要“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持，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长期担任党的主席职务的毛泽东，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亲自接见来自五大洲的各国政府、各种党派、各个阶层和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朋友，包括对我持敌视态度的人士。他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国外的同志、朋友谈谈。连敌对的人，我也见见谈谈”。从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在这27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700 多次会见应我们党和国家邀请的来自五大洲100多个国家的各种客人达3000多人。 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在同外宾的谈话中，在指导我党我国的对外工作的实践中，不仅为我党我国制定了对外关系的基本路线，而且提出了人民外交的崭新思想，强调对外工作要着眼于人民。认为，党也好，国家也好，总是朋友越多越好；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要交朋友，就要同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士打交道，各式各样的朋友都要交。他说：“中国人民需要和平，需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需要许多朋友，许多外国朋友的帮助，不管这些朋友是什么国家的，包括美国人和日本人，只要他们愿意来中国看一看，我们都是欢迎的”。“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求同存异，发展合作。早在1954年10月23日，他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就表示，“尽管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两个政党或两个国家是完全可以合作的。如果邱吉尔的党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同它合作。我们也愿意同美国合作，只要美国愿意。”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当年关于同西方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发展关系的主张没有能够及时实现。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党的对外政策的调整，毛泽东的这一愿望才逐渐得到实现。现在我们党已同世界上许多各种类型的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其中大部分是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这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和愿望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关于发展我党与外国党关系的思想是极为丰富的。总的说来，他强调即使是与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发展关系，也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老子党”和强加于人；反之，与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只要在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下，也可以求同存异，发展合作。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奠定了我党同外国党发展关系的原则基础，也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一贯主张不要照搬外国模式，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对于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说：“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①。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正是由于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花了巨大的精力，不断纠正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实践证明，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基于我们党的这一基本经验，毛泽东对于来华访问的外国党的朋友，当他们赞扬并说要学习中国的经验时，总是劝告他们说：“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不能硬搬，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因为硬搬而吃了大亏”。他指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但各国具体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要善于独立思考来运用马列主义”。“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在党与党的关系问题上，特别是在国际共运中，长期以来存在一些错误要求和作法：譬如，有的以“老子党”自居，脱离别国实际瞎指挥，对别国党发号施令，硬要别人什么都听它的；有的又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迷信大党的经验，不顾本国实际情况，照搬照抄。这些倾向、要求和作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严重损害了共产党之间关系的正常发展。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在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只要求承认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而不要求承认别的什么思想、别人的指令。其历史功绩和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二)毛泽东一贯主张党和国家都要独立自主。他历来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各国的党应根据本国的情况和自身的条件，独立自主地决定该党的一切事务。他说：“一个国家的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不通过自己的路线、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手，而靠别国帮助就不行。”“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 国际共运10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虽然任何一国的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国际上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但是，首先它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的。一些国家的革命能否胜利，胜利后能否保住成果，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这些国家的党和人民。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使倍受外国势力凌辱的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国后，他又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自主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发展道路。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在对外关系中，他非常强调“独立自主”。1957年11月，他在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时，曾与各党领导人就有关各党独立自主的问题交换看法，反复宣传独立自主。在讨论《宣言》稿时，毛泽东明确要求把“独立自主”的意思写进去。他对外国党的领导人说：“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党就没有束缚了。”毛泽东把“独立自主”作为党际交往的一条重要原则，使党与党之间的关系能够正常发展有了基本前提。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现在已成为国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准则。 (三)毛泽东认为，各国党不论其历史长短、党员多少、执政与否，都应一律平等，相互尊重，绝不允许存在凌驾于各国党之上的“老子党”、“领导党”。 他在同外国党的朋友交往中，非常重视党与党之间的平等关系，认为各国党应平等相处，求同存异。各国党有自己的民族传统和历史发展条件，所以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尊重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探索、去解决，绝不能强求一致，不要强加于人，更不允许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来发号施令，甚至因不赞成自己的主张就进行干涉、颠覆或更换人家的领导。他说：“国有大小，党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应当完全是平等的，相互吸收对方的经验，包括反面的失败的经验”。 毛泽东特别强调党与党之间要相互尊重，谦虚谨慎，不干涉别党内部事务。古往今来，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大国称霸的现象屡见不鲜。对此，他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个党对另一个党的干涉和控制；对于遭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欺压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毛泽东总是表示极大的关注、支持和同情。主张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应相互尊重，彼此学习，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任意干涉别人的内部事务。他指出：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党对另一个国家或一个党的控制，“我看，到最后都控制不了。他当父亲来控制儿子，儿子长大了，照例不听父亲的话。一个家庭都如此，何况一个国家、一个党。” 毛泽东还严格要求我们党的同志在对外事务中，要谦虚谨慎，彻底干净消灭大国沙文主义。他说我们自己曾是被人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他强调：“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即使将来物质力量发展起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不干涉人家的内政，不搞强加于人。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我们虚心向外国学习，认为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他说：“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这是件好事。”“资本主义在经营、管理上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好，我们也要学习他们好的东西。”我们党在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同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一脉相承的。 (四)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发展我党与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的关系，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成为彼此合作的障碍，只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可以求同存异和相互合作的。他还强调，我们既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也不允许别人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给我们。1959年，他在会见智利激进党领导人时说：“你们大概不信仰共产主义。你们信仰你们的，我们信仰我们的，但是我们有共同点，可以合作。”1961 年他在会见法国社会党的一位领导人时，客人对毛泽东说：“法国虽离中国很远，那并不要紧，但有一堵墙把两国隔开了”。毛泽东回答说：“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30年以后，再回头来看看，世界各国和各政党与我党我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各种“墙”，慢慢地被突破了。毛泽东当年所预言的“这是暂时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终于逐渐变成了现实。 三、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党逐步调整了对外关系。邓小平在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用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科学诊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问题上，邓小平洞察和分析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关于在长时间内有可能避免世界大战的论断；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关于对国际局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新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对外关系方面，他回顾了国际共运中纷繁复杂的历史，提出了如何处理我党与外国党关系的指导原则，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邓小平指出，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原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原则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他在总结过去处理党际关系的经验时指出：“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 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历来的思想以及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就我们党如何处理同外国党关系所作的一系列新的论述，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我们党还主张党际关系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为条件。各国不同性质的各类政党，只要遵循这四项原则，都可以进行接触、交往，建立友好联系，增进了解，求同存异，在和平和发展等共同关心的事业中谋求合作。近十几年来，正是在这些原则和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的对外关系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目前与我党建立和发生联系的政党，不仅有共产党，还有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以及发达国家的其他政党。党的对外交往其范围之广泛，形式之多样，内容之丰富，都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现在我党已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280多个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但是我们党的对外交往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路子越走越宽，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朋友遍布五洲四海。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党的对外关系和对外工作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对外工作同其他外事战线一样，都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为国内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要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学习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的关系而努力奋斗。（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钟柯迪）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