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诗人毛泽东的交往
一个月前，百岁老诗人臧克家离开了我们。《臧克家回忆录》，无疑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了。它不是系统的回忆，而是将他回忆性的散文作了较为齐全的收录。这里摘出的，是他作为诗人和《诗刊》主编，与另一位大诗人——毛泽东交往的内容。
仰见一颗大星 毛泽东在我的心中是一个带点神秘性的伟大人物。1945年8月从重庆《新华日报》上得知他为了与国民党和谈飞到了重庆，我立即从远郊住处赶到市里。这天，毛泽东正缓步向中苏文化协会走去。他身材魁伟，头戴一顶白色布盔，群众怀着崇敬而好奇的心情拥集于周围，场面十分动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没过几天，叶以群同志通知我：毛泽东召开座谈会，要我参加，地址在张治中公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准时到会。徐冰同志在门口迎宾，一一向毛泽东介绍，临到我，说：“诗人臧克家。”他笑着和我握握手。出席座谈会的大约二十人左右，现在能清楚记得的只有张奚若同志一人了。毛泽东亲切而和蔼地和每位同志交谈，时间短，话不多。我向他发问：“国民党这么顽固，争取团结、民主、进步，办得到吗？”毛泽东回答说：“雪山草地都过来了，没有争取不到的事情！”这两句话，给我增加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他这次到重庆，我和许多同志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他本人大智大勇，磊磊落落，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参加座谈后，我思绪万千，写了一篇《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的颂诗，用何嘉的笔名，发表在9月9日的《新华日报》上。我在诗中写道： 毛泽东，你是全延安， 全中国最高的一个人， …… 从你的声音里， 我们听出了一个新中国； 从你的目光里， 我们看到了一道大光明。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在怀仁堂召开，我又见到了毛主席。他站在主席台上，亲切而庄重地向几百位文学艺术家致意：你们为人民做了好事，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话不多，意义深，事隔四十多年，声犹在耳。
放言无忌颐年堂 1956年，我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后，负责筹办《诗刊》。10月，副主编徐迟倡议，给毛主席写信，把我们搜集到的八首毛泽东诗词送上，请求他校订后交明年1月创刊的《诗刊》发表，我和全体编委及全编辑部的同志举双手赞成。我们写好这封不同寻常的信，由主编、副主编及多数编委签名，送上去了。大家静静地等待回音。 1957年1月12日，毛主席写给我和《诗刊》编委诸同志的亲笔信，以及经他亲自校订过的八首，另加上十首，共十八首旧体诗词送来了。整个《诗刊》编辑部和作家协会都沸腾了。毛主席在信中说：“《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他很自谦，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毛主席的信和十八首诗词将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喜讯，到处轰传，创刊号一出版，热情的读者排长队争购，一时传为佳话。 1月14日上午11点，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水拍同志忽然给我来了电话：“毛主席要召见我们，下午3时我坐车来接你。”那时，我住在笔管胡同7号人民出版社的宿舍，没有电话，电话是由斜对门的油盐店传呼的。我的住处到新华门，二十多分钟可达，我心急却嫌路远。车子驶入中南海，直达颐年堂门前。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东边门里出来，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毛主席站到我们身旁了。他安详和蔼地同我们握手，让座，自自然然地从烟盒里抽出支香烟让我，我说：“我不会吸。”主席笑着说：“诗人不会吸烟？”毛主席的神态和谈话，使我的心平静怡然了。主席问：“你在北大教书？”“不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我回答。接着他以赞许的口吻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我趁机问：“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主席反问：“你看应该怎样？”我说：“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毛主席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话没说几句，心和心近了，可以放言无忌了。谈起《诗刊》创刊，我向主席提出了印数问题。我说：“现在纸张困难，经我们一再要求，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一万份。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人民文学》印二十万，《诗刊》仅仅印一万，太不合理了。”“你说印多少？”主席问。我说：“公公道道，五万份。”主席想了一下，说：“好，五万份。”我天真地说：“请主席给黄治峰同志打个电话。”水拍用眼睛向我示意，赶忙说：“不用了，不用了。” 上面的话，仅仅是个开场白，随着情绪的高涨，无拘无束，越谈越多。主席先从国际重大事件开头，谈了他的看法。这方面，我们知之甚少，只默听，没法插嘴。他忽然向我们发问：“几百年后，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还有没有斗争？”问得突然，我们说：“不知道，主席看呢？”“我看，还是有斗争的，但不是在战场上，而在墙壁上。”我们会意了。 诗人嘛，谈话总是离不开诗，不多时，话入到主题上来了。毛主席是喜欢、看重民歌的。他说：“《诗经》是以四言为主体的，后来是五言，现在七言的多了，这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新诗，太散漫，我以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我个人喜欢用词的形式写作，习惯了，用起来得心应手。”毛主席喜欢三李，是人人皆知的了，但他对我们并没有提及，只说：“杜甫诗写得不少，好的不多。”他又说：“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几首诗写得不错。” 告别时，主席送出殿门，嘱咐：“把你们的诗集送我一份啊！” 回到家中，我诗思潮涌，一气呵成了《在毛主席那里做客》这首长诗。 毛主席不耻下问，每有新作，总先送一份给我。《词六首》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前，送到我手，我改动了一点点，马上收到毛主席1962年4月24日的回信，其中有这么几句：“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一句，下面还画了重点符号。主席先后给我七封信，1961年11月30日来信，想约我和郭沫若同志去谈诗。
珍贵的孤纸 我主编《诗刊》，有个便利条件，不时给主席去信索稿，总想他有新作争先在《诗刊》上发表，以增加《诗刊》的身价。主席每次发表诗词，各报刊总约我写点文章。对主席诗词中某些字句，应该怎么解释好，我请求解答。田家英同志便在电话上告诉我。比如：他说：《送瘟神》第二首中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两句，不要讲得太死。又如：毛主席的某一首词(我记不清题目)中的几句，是受辛稼轩《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影响等等。我所写的有关毛主席诗词的短文，都是即兴走笔，有欣赏之情，而乏研究之功。可是，我有独具的条件，可以直接向作者请教。有些理解各异的字句，通过我的文章，把毛主席的原意传达出来。60年代初，袁水拍约我和叶君健同志(在外文出版社负责翻译主席的诗词)一起研究有关毛主席诗词理解各异的一些字句，打印出来，请教主席。主席当面对水拍做了回答，约有十七八处。水拍向我传达时，我在一张记有请示问题的薄纸上做了记号，现在我还珍存着它，年代久了，有些模糊不清了，成为“珍贵的孤纸”了。 1963年，《毛主席诗词》要正式出版了，先印了少数征求意见本，送我一本，我认真地一读再读，准备了二十三条意见，事前曾和《诗刊》副主编葛洛同志在电话里商讨过。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得到通知，要我到钓鱼台去参加座谈会。大厅里有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摆着毛主席用铅笔写的几张条子，字很大。一张写着：“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一议。”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这次会，主要由田家英同志汇报了出书的情况，他说，这次破例，先由出版社出版之后，各报刊再转载。我有点失望，我是带着为让《诗刊》优先发表的希望去的。我把我写好的二十三条意见交给了田家英同志。《毛主席诗词》出版之后，我查了一下，有十三条意见被采纳了。例如：《七律·登庐山》中的“热风吹雨洒江天”一句，“热风吹雨”原作“热肤挥汗”，是毛主席接受我的意见改的。 自1956年以来，我写了一些学习毛主席诗词的文章，与周振甫同志合作，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1990年改名为《毛泽东诗词讲解》，总印数已达一百二三十万册；前年，我又和蔡清富、李捷同志主编了《毛泽东诗词鉴赏》，两年之间，印数就到十二万册。可见毛主席诗词影响的深广。 摘自《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