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集  边关流韵

（[陕西延安]让许多人纳闷的是，从1937年到1947年初，在延安居住的整整十年时间里，在毛泽东留下的几百万字的文稿中，却只有一首诗作，一首追悼战死沙场的抗日将领戴安澜的五律[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收，驱倭棠吉归。沙场竞殒命，壮志也无违。1943年3月。刘可非补记]。

在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毛泽东似乎整天面对的是书桌、会议、电信、文件，或者是讲话和接见。一束束阳光射进窑洞，不时还传来战士们和文化人欢乐的歌声。不见了险关、急流，不见了马蹄、追兵，耳边没有了枪声，身旁没有了鲜血，似乎也就缺少了酝酿诗情的动力和冲破空间的想象。）

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回来，说很想读到爸爸新写的诗。毛泽东回信说：“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来。”

[从道理上讲，只有当着外部对象作用于主体的内心乃至灵魂，致使两者之间产生强烈的共鸣，致使主体平时积累的知识、思想、情感之类受到强烈激发，带来心有所感、情有待发、且此种感发足够强烈乃至沛然不可驭，如果不吐将出来、抒发出来，便如鲠刺在喉，令你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只有主体达到此种状态，然后再配以主体本身所拥有的斐然文采，才能做出好文章、好诗词。所谓“汩汩然”，就是这个道理；所谓“文兴”、“诗兴”，就是那种状态。

由此可见，写文章、做诗词，本身不是直接目的，更不是终极目的；将心中不抒不快的强烈激情和感怀抒发出来，才是直接目的；用此抒发之果来感化人、美化人，高级者用它来教育人，从而推动人的本质性存在的更好实现，才是终极目的。

由此观之，要想做出实美兼备的文章，特别是要做出实美兼备之诗词，没有此等“文兴”和“诗兴”是绝对不行的。

难道这个道理复杂吗？很不复杂，一望即知。

难道这个道理新鲜吗？很不新鲜，古已有之。

可是，当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霸王硬上弓”？明明没有感怀，没有待发，却偏要从橘子皮里挤，其结果，洋洋万言、权作催眠、言之无物，空话连篇、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之类的东西便被炮制出来了，其结果，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当代各类又长又臭、无病呻吟的讲话稿，应该是这类东西的典型代表。

奉劝此类君等，好好学学毛泽东，“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来”。

没有“诗兴”，你就不要去写，不要去亵渎思想、浪费纸张；当然，更不要让别人代你去写，要不然，至少显得咱家太没本事，丢人！刘可非感记。]

作为“马背诗人”的岁月似乎过去了。

（毛泽东是怎样结束他的马背诗情的呢？依然是以诗人的方式向马背岁月作了告别。）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写了一生中惟一的一首赠给手下将领的诗。

1936年12月，在中央就要迁居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生中惟一的一首赠给中国作家的诗。

1935年10月21日，彭德怀率部在吴起镇附近的二道川击溃追兵这一仗，也是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

（寄情于拿枪的将军和握笔的作家，期待着文治与武功的辉煌，多么地耐人寻味。这或许就是天骄的视野，统帅的胸襟。）

[把给一文一武的两首诗作，并列在一起欣赏，不同样很是耐人寻味的吗？可惜，此一文一武，后来都受到不公正对待。看来，大的善始善终之间，难免有小的善始不能善终。刘可非感记。]

（1935年10月中旬，国民党两千多骑兵尾追红军到了陕北。19日那天，毛泽东在吴起镇部署了一场“割尾巴”的战斗。战斗打响前，他在一份电报中指出，战场的地理特征是山高路远沟深。21日，彭德怀率部在吴起镇附近的二道川击溃追兵，大胜了初到陕北的第一仗。这一仗，也是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

捷报传来，欣喜的毛泽东循着电报中对地势的描述，给彭德怀写了一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写的最后一首身临其境近在眼前的战争诗。

（一位横刀立马的伟岸将领，越山驰骋，夺关斩将，赫然眼前。时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战斗结束后，我回到毛主席的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这首诗。我当时拿起笔来，把最后一句“惟我彭大将军”改成“惟我英勇红军”，又放回了原处。）

这首诗后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彭德怀从井冈山开始，便统领一支人马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且不说他在创建和保卫中央苏区的征程中赫赫功劳，就说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他率领的红三军团和林彪的红一军团，始终是中央红军的两大主力，沿途夺关斩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正是靠这样的英雄之师和忠勇之将，中国革命才可能走出困境、赢得未来。毛泽东赋诗激赏爱将，自在情理之中；勇往直前的彭大将军，理应堪当盛誉。

堪当盛誉的当然还有红军队伍里的执笔之士。）

1936年11月初，作家丁玲来到了陕北保安。

她是第一个从国统区来到陕北苏区的名作家。

（苏区来了名作家，对钻了近十年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一件盛事。）

中共中央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丁玲。当时在保安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参加了在一个大窑洞里召开的欢迎会。（欢迎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愿意做什么工作。坐惯亭子间的这位“文小姐”回答，当红军。毛泽东十分高兴，说：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随后，丁玲随红一军团到陇东前线去了。）她留给毛泽东一个很好的印象。

在庆阳前线，丁玲收到一首词，那是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后来发表时题为《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用电报传诗词，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恐怕也算一桩奇闻。毛泽东当时对投奔苏区的文化人寄望厚爱之深，由此可见。

不久，丁玲从前线回来，毛泽东又亲笔抄录了全词给她。

（让毛泽东振奋的是，落照下的边关孤城不再寂寞，因为有了新人的到来；让毛泽东高兴的是，舞文弄墨的书生也不再柔弱，因为她加入到了阵图滚滚的洪流；让毛泽东称道的是，“文小姐”可以变为“武将军”，一只能写雄文的“纤笔”可以抵得上三千“精兵”。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前线，毛泽东笔下的两个文武将军会面了。丁玲采访了彭德怀，专门写了一篇题为《速写彭德怀》的报道，发表在1937年2月3日的《新中华报》上面。文章旁边还配了一幅丁玲手绘的彭大将军的肖像画。

如此操执“纤笔”的文化人自然是多多益善。）

在此前后，毛泽东就在考虑用什么办法吸引更多的文化人来苏区，并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

就在“洞中开宴会”，欢迎丁玲到来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一个文艺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

（1936年11月22日召开成立大会那天，毛泽东在演讲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德，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

1937年1月，毛泽东离开住了一年多的保安县城，来到东南面一个叫延安的地方，住进城内凤凰山的一座窑洞。

延安，这座古老的西北边镇，曾演绎过多少风烟故事，留下多少文风武韵。出生在延安万花山的花木兰替父从军，成为千古流传的巾帼英雄；流浪中的杜甫，在延安一带留下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千古名句；文武双全的范仲淹在这里写下了“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传世名篇。依然吹来历史古道的风、千载黄土的浪，但历史的过客，都走远了。

虽然是边关故地，陕北延安却到处充满了新的生活。全民族抗战正式爆发后，这里成了国民政府辖下的“特区政府”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正是在延安，通过非凡的理论创造，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在古老的黄土地上诞生了。

在延安的毛泽东虽然不再写诗，但诗词依然是他不可或缺的语言故乡和充满诱惑力的精神家园。工作之余，他经常和人们谈论唐诗宋词，有时候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喜欢的古人作品，或者是他自己的诗词送给别人。他的《七律·长征》就是这样流传出来的。

毛泽东依旧不忘那金戈铁马的生涯。

1947年3月，毛泽东果然跨上战马，又开始了金戈铁马的岁月。）

关系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开始了。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毛泽东离开他住了整整十年的延安古城。（为了在陕北拖住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他率领着小小的司令部转战陕北。）五十四岁的毛泽东，骑着一匹大青马，或拄着一根竹竿，行进在延川、清涧、子长、子洲、佳县、靖边的陇埂沟头，指挥全国范围内的人民解放战争。

（转战陕北的毛泽东，站在高处举目四望，凹凸不平、寸草不生的黄土山峁在阳光的抚摸下，犹如布满老人额头或深或浅的皱纹。在看不到边的皱纹里，藏伏着历史的智慧，密锁着神秘的风采，孕育着生命的力量，记载着民族的兴衰。它们相互激荡化合，似乎酝酿出千滋万味的浓酒，被毛泽东一古脑儿地喝了下去。）在枕戈待旦的日子里，毛泽东骑在马上重又找回了在长征途中一再迸发的诗情和想象。

停歇十年的诗笔，终于在1947年挥洒启动—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

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

踟蹰(zhi2chu1)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这首《五律·张冠道中》，写的是穿雾迎风，披霜带露的行军感受。显然是有意识地吸取了唐人边塞诗中常见的秋漠朔气、秦月汉关、刀雪落照的意象。

（唐人边塞诗开头，往往是一身建功立业的豪气，而结尾时又难藏思乡的“边愁”。毛泽东这首诗则以恍若塞上行一句顿住，不再承接古人“将军百战征夫泪”的余情。）

边关的战争渐渐奏起胜利的凯歌。随着沙家店、蟠龙镇几次大捷，到1947年9月，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已经扭转了陕北战局。9月29日这天，适逢中秋佳节，略有闲暇的毛泽东写了一首《五律·喜闻捷报》。

（秋风渡河上，大野入苍穹。

佳令随人至，名月傍云胜。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笔调有些像杜甫在“烽火连三月”时写的离乱之作。“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也像是杜甫诗句的化用。但出于毛泽东的手笔，则别样珍贵。于战乱中直白道出“家书抵万金”般想妻年儿之心，在他的作品中是绝少见的。

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欣喜之状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甚至畅快设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毛泽东在捷报传来时的感受，却是“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儿女之情陡然转向风云之气，回到了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本色。

春秋代序，万象更新。）

在陕北转战一年后，1948年3月，毛泽东戴着一顶半旧的棉帽，坐在一条小船上渡过了黄河，进入晋察冀解放区。

（渡河的时候，毛泽东骑的那匹大青马竟跳入黄河，游回陕北。战马恋故土，不愿过河东，为历史留下了一桩轶闻。

渡过黄河的毛泽东，导演了一场席卷千里的人民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