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雄是威名赫赫的刘邓中原野战军警卫团团长兼政委，解放后长期担任武汉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第一次畅游长江前，他亲手组建了护卫领袖的“水上卫队”，并进行了严格的训练。毛主席是怎样完成畅游长江的壮举，并写下“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千古名句的？请听亲自参与并见证了这段历史的朱汉雄老人的娓娓道来。
设计长江“八卦阵”
我的六姨父朱汉雄同志是一个谜语。姨父把六姨娶走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被日本鬼子夺去了一只左手和半截胳膊的“老八路”。当他骑着一匹枣红骡子，晃荡着一只空了半截的袖筒，以中原军区警卫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的身份进驻古城开封的时候，善于捕捉目标的眼睛忽闪了一下，就瞄准了我的六姨。十八岁的六姨如花似玉，她从开封女中高三班投笔从戎，刚穿上军装就受到了众多单身军官的包围。二十八岁的姨父表现了善打攻坚战的骁勇，谁也说不明白他采取何种战术突入重围，速战速决地完成了对六姨的征服。
新中国建立以后，姨父和六姨在武汉工作了十五年。听说姨父的工作很特别，在他长期担任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同时，还兼任湖北省、武汉市两边的警卫处处长和省、市两边的外事办公室、接待处、交际处的领导职务，专事毛主席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高级干部、外国首脑及外籍友好人士莅临武汉、湖北期间的安全保卫和生活接待工作。
2002年、2003年秋天，我两次去广州看望姨父和六姨，请姨父讲一讲过去的事情。
姨父说，1956年春天，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秘书给他打招呼说：“在广州、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曾两次向王任重提出，要到武汉游长江。任重同志要我通知你，你要有所准备。”姨父感到毛主席游长江事关重大，立即向市公安局、省公安厅作了汇报。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不行，怎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跳进长江，风里浪里游水呢！出了意外怎么办？第二反应是，毛主席讲了的事情是不可改变的，如果他老人家坚持要游，怎么办？当即作出两项决定：第一，要赶快写报告，说明长江不能游；第二，还必须抓紧作好毛主席游长江的准备工作。以上两项任务都落在姨父的肩上。
姨父立即带人考察长江，接着就写了报告，说明长江水深流急，沿岸浅水处不仅布满瓦砾、石块、破碗碴子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铁桩、铁支架、铁丝网等等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江防工事的残迹，布满了不安全因素，因此，长江是游不得的。这个报告经省、市公安系统和省委、市委领导审阅后，报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看了报告，立即向党中央的二把手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说，主席下长江游水，要经过中央常委讨论。但听说毛主席为此发了脾气，坚持要游。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人闻讯，也就不敢再坚持不同意见了。姨父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全力作好毛主席游长江的一切准备，
姨父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公安系统内部挑选若干名精通水性的“浪里白条”，建立一支绝对信得过的水上保卫队伍，但又不可以泄露毛主席就要游长江的机密。他便以武汉市公安局举办游泳比赛的名义，动员全局范围的游泳能手报名参赛，在上万名公安干警中进行选拔。初赛时报名三千人，经过多次淘汰赛，最后只剩下二十几个人，加上从体委挑选的一名游泳教练员、一名游泳运动员、一名救生员，全部调到警卫处进行集中训练。
“水上卫队”的训练方案经过省市公安系统和省委、市委主要领导的批准后，警卫处就从武汉市水上公安分局调来了一艘小汽艇，又找到四个小划子。每天早上，小汽艇都要拖着四个小划子逆江水而上，到达汉阳的鹦鹉洲，洲上边有个地方叫沌口，在这里下水练兵。之所以要有小划子参加，是因为小划子行动灵活，可以近身，机器船是不能贴近身体的。
姨父已经在纸上画好了一个外方内圆的图形，把四个小划子安排在一个长方形的四个角上。长方形的中心是空的，假定为毛主席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游泳位置。水上卫士们在小划子圈起的方阵里摆成环状队形，围绕着中心位置不停地划水游动，要在游动中保持队形的稳定。大家都感到奇怪，七嘴八舌地问，练这个“八卦阵”有什么用，要参加比赛、打破纪录、争夺冠军呀？姨父绷着脸说，不要问，我叫你怎么练，你就怎么练。
“水上卫队”苦练队形
春寒料峭。一大早天气很冷、江水很凉，大家都要穿着大衣上船，还要提着篮子，带上馒头、包子、咸鸭蛋和御寒的烧酒。开始演练时，一跳进江水，人就被江水冲散了，保持不住队形。姨父只有一只手，不能下水指挥，那时没有电喇叭，他只能守在小汽艇上扯着嗓子喊叫，要形成圈子，要稳定位置！一遍遍地喊下去，竟然渐渐游出了队形。每游完一次，还要用小汽艇把小划子从下游拖上去，再练第二遍。
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终于在江水中形成了稳定的队形。省、市公安领导看了都很满意，又特意请来深谙水性的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李尔重观看演习。他看到四个小划子标志出一个无形的方阵，无论方阵在江水中怎样移动，四个小划子在四个角上的位置纹丝不动；方阵内是一个旋转不已却又不散不乱的人圈，不由得连连称奇。
姨父不敢松劲。他说这是天大的事情啊！如果毛主席游了长江，还要游汉水怎么办？汉水与长江的汇合处叫龙王庙，那里的水流更加湍急。他又带着“八卦阵”进了汉水。游出龙王庙以后，河道上大小船只很多、情况复杂，又增加了出现复杂情况的应急措施。
姨父说，我们还为毛主席准备了两个住的地方：一个在汉口，住惠济路十六号。这是外国人和官僚资本家留下的老房子。武汉刚解放时，是林彪、邓子恢、李雪峰等中南局老首长住过的地方，过去没有院子，现在抓紧修了院墙，把三栋房子围成一个小院，简称“十六号”。后来又拆了几栋房子重建，保留了原有的一部分房子，改名为惠济饭店，现在叫迎宾馆，是湖北省和武汉市接待高级宾客的地方。另一个地方是武昌东湖客舍，即现在的南山宾馆。这里修建了两栋房子，是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冯绩宗先生精心设计的，融合了欧洲古典建筑和中国民族建筑的特色。
可供毛主席选择的两个住地确定下来以后，还要准备好与住地相配套的下水码头。汉口有一个军用码头，在江汉关外边，叫江汉关码头。如果毛主席下榻于汉口“十六号”，就把江汉关码头作为游水的靠船点。如果毛主席下榻于武昌东湖客舍，则把武昌造船厂码头作为游水的靠船点。毛主席乘坐什么样的轮船到江中下水呢？那时候没有豪华轮船，挑来拣去，只有武汉轮渡公司的“轮渡二号”客轮比较好一些，但它是每天在汉口、武昌之间摆渡乘客的“班船”。毛主席游长江时，必须把它从航班上撤下来，执行“专船”任务。
最后，还要为毛主席设计加工下水的梯子，那是毛主席从“轮渡二号”下到小木船上、再从小木船上下水的梯子。经过反复试验，梯子终于做成功了，一个人扛起来，放在吉普车上就拉走了。
绞尽脑汁准备三套方案
姨父说，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的直觉告诉我，可能还有什么问题被我遗漏了。我苦思冥想，不停地吞云吐雾，用烟头在烟灰缸里堆积出一个个小山。我想来想去，想到了毛主席的性格特点，一般说来，他老人家不情愿被动地进入别人为他安排的程序，而要主动地支配程序。你不能指挥他，他要指挥你。那么，除我们已经想到的两个方案以外，他老人家还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呢？我又从主席住的地方想起，汉口、武昌都准备了住的地方，他老人家任选一个就是了。主席无论坐飞机还是坐火车来，从机场或是从火车站到汉口或是到武昌，任走哪一条路线以及路线上的安全保卫等等，都作了两套准备。他心里“咯噔”了一下，忽地想起，如果主席一下飞机，不到住地，就说要马上游长江，这两套方案中的码头、路线和安全保卫，不就一下子全乱套了吗！
于是，姨父又开始设想第三方案，要作好毛主席一下飞机或是一下火车就要游长江的准备。无论从机场或是从车站出来，都要直接到江汉关码头。不仅路线要增加一条，随之而来的码头、乘船以及船上的服务工作都要提前做好第三套准备，还要解决在船上吃饭、饮水的问题，还有躺椅。老人家游水以后、去住地下榻以前，是要在船上休息一下的。
第三方案得到了时任武汉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谢滋群的批准。姨父又按照第三方案的要求，立即通知公安局、治安处、交通大队，落实新增加的路线保卫和环境保卫任务；通知接待处，要组织好厨师、服务员，准备好炊具、餐具、食品，待命登船服务；通知后来曾担任驻苏大使馆武官、时任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的潘振武，立即做好使用江汉关军用码头的准备；通知武汉市轮渡公司，“轮渡二号”立即从客轮班次上撤下来待命。
刚刚按照新增加的第三方案作好了应急准备，姨父喘息未定，毛主席就到武汉来了。
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
那是1956年6月的一天，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湖南省公安厅警卫处柳处长先后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即日由长沙乘专机飞往武汉。姨父随王任重、谢滋群准时赶往机场迎接。毛主席一下舷梯，王任重就迎上去问：“主席，是先到住地休息，还是先游水？”毛主席兴致勃勃地一挥手说：“游水去！”姨父怦然心跳，好险，多亏临时补加了第三方案！
这是姨父在全国解放后第二次见到毛主席。三年前，毛主席来武汉，去九江、转赴南京的时候，姨父曾参与迎送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那时正值1953年春节，毛主席刚到武汉，就从湖北省委后门走出来，想到黄鹤楼上看一看，刚刚上了蛇山，就被一个小孩子认出来了，小孩子又惊又喜地大声喊叫：“毛主席，他是毛主席，毛主席来了！”游春的人群如潮水一般向毛主席涌来，马路上卖甘蔗的、卖花生的、卖油条的，所有的摊摊担担都不要了，一窝蜂地往蛇山顶上跑。人越围越多，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被人山人海包围着，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李先念、中南局第三书记李雪峰、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被挤得七零八落，陷在人群里动弹不得。毛主席无奈地微笑着喊叫求援：“先念啊，先念啊！”李先念却被人潮挤到一边去了。毛主席的贴身卫士奋力挽起胳膊，在人群中圈起毛主席，磕磕绊绊地到了黄鹤楼，下了山坡，到汉阳门码头上了船，才算突出了重围。事后，蛇山上捡了几箩筐的鞋子。毛主席的秘书罗光禄头天买的新皮鞋也被挤丢了一只。
毛主席在蛇山和黄鹤楼上受到群众狂热围观的事件，在公安机关内部被称为“黄鹤楼事件”。姨父和经历了这一场面的人，感觉到了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拜一旦失去了控制，就会给保卫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为避免“黄鹤楼事件”的再次发生，毛主席这次来长江游泳是严加保密的。姨父记得，那一天天高云淡，风和日丽。毛主席从机场乘汽车到了江汉关码头，上船后，“轮渡二号”即静静地驶离码头，从蛇山、黄鹤楼下边的江面上悄然掠过。那时，长江大桥还正在施工，两三个桥墩已冒出水面。“轮渡二号”避开了大桥工地，稳稳地停泊在远离桥墩的下游江面上，请毛主席在这里下水。
姨父始终守候在“轮渡二号”上，目不转睛地追随着毛主席的身影，时刻准备对任何一个微小的不安全因素作出反应。他看到毛主席由身边卫士保护着，两度通过他和他的同事们精心研制的梯子，从“轮渡二号”下到一只小木船上。木船上也挂着特制的梯子。毛主席双手抓着梯子，面对木船，背对江水，一级一级地下了梯子，身体触到了水面，又抓着梯子蹲下去，把身子埋到江水里湿了湿水，才松手跃入江中。
在梯子的实用性和安全性得到考验以后，姨父的第二个喜悦也是他组建的整个“水上卫队”的喜悦，大家终于知道了“八卦阵”的用场，知道了他们好不容易演练出来的“旋转人圈”的中心，是毛主席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游泳的地方。
那天跟随毛主席游泳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李尔重，有随同毛主席来武汉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还有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和身边卫士。
姨父看见，毛主席从江中斜插过去，一边向对岸游水，一边顺乎自然地随江水向下游漂流。老人家高兴了，什么姿势都有，一会儿闷下去，一会儿浮起来，一会儿仰泳，一会儿侧游，有时就躺在江水上任其漂流，游得好开心哪！姨父始终守护在“轮渡二号”上，保持一定距离追随着毛主席。眼看老人家游过了江汉关，又过了滨江公园，一直向下，游到一个名叫甚家矶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河口子，江边有一个正在兴建的肉类加工厂。河口上边，地名叫淡水池，这里有一个油库，有几个大大的、圆圆的、装石油的白家伙竖在江边。毛主席游到这里，已经游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有四十里。大家请主席上船休息。老人家正游在兴头上，还要继续游下去。下边河道里有一道沙洲，是姨父和他的同事们事先勘察过的，河道被沙洲分成了两股狭窄的巷道，巷道里水流很急。大家又力请毛主席上船，毛主席才不那么情愿地上了小船，再度由卫士搀扶着，攀着梯子，回到“轮渡二号”上休息。
毛主席上船以后，冲了冲身子，披上了浴衣。接下来，毛主席坐上躺椅，卫士给他点了烟卷儿，他就在躺椅上躺下来，微笑着，露出好高兴的样子，徐徐地吐着烟缕。姨父说，他老人家还有一个习惯，从水里上来后要喝一点点茅台酒。卫士向我们要茅台酒，我们就马上把茅台酒递过去；要毛巾，我们就赶紧递毛巾。
毛主席游水后稍事休息，已经到了下午两点钟，早该吃午饭了。而“轮渡二号”是汉口、武昌之间的轮渡船，平时从江北岸摆渡到江南岸只用十五分钟，船上用不着烧水做饭，因而没有烧水的锅炉和做饭的厨房。姨父却出人意外地向毛主席的随员报告，请主席在船上用餐。他事先把厨师、服务员和一个用汽油桶改造的煤炉都带到船上来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带来了特意从樊口采购来的又大又肥的鳊鱼。姨父着重指出，正因为带上了可爱的樊口鳊鱼，接着才有了毛主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千古佳句。
毛主席吃了这餐饭，“轮渡二号”就到了武昌造船厂码头。主席在那里下船，即乘汽车到武昌东湖客舍南山甲所下榻。以后好多年，在梅岭的新房子于1959年建成以前，毛主席每次来武汉，都住在这个地方。毛主席正是在这里笔舞龙蛇，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篇。
(摘自《阅读姨父》，张一弓著，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