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地震
有资料记载，建国后毛泽东一共离开北京57次，一般都是在外地主持中央重要会议（如1959和1970年两次庐山会议）、视察工厂农村学校（如1958年视察徐水人民公社），或者是在重大决策之前的思考造势（如文革爆发前1966年秘密回乡和1971年林彪事件前的南巡）。但是，毛泽东1974年7月18日至1975年4月13日离开北京，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逗留长达270天之久，期间并没有中央会议，没有视察任何单位。当时毛泽东已是81岁高龄，体弱多病，而且患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直到返京后1975年7月23日才由唐由之大夫为左眼做了白内障手术，部分恢复视力），这样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宜出行。那么，中央为什么安排毛泽东离京270天之久呢？正史上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和解释。但是，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国发〔1974〕69号文件却为后人解读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可供思考的参考。
1974年6月7～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趋势会商会，会议形成了以中科院名义呈报国务院的《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在该报告中，多数专家预测，京津一带，渤海北部等6个地区，今明两年内有可能发生5～6级地震。也有一些人预测，华北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危险。中科院的报告提出：“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不到20天之后，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下达了这份国发（1974年）69号文件，把中科院的报告批转给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和辽宁7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转了中科院的上述报告。这是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务院文件形式发布的地震中期预报。
国务院这份文件下发后的两周后，毛泽东在7月17日下午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当晚，毛泽东就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武汉。
当然，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还不足以证明毛泽东1974年7月14日离京与国务院在6月29日转发的华北地区地震中期预报之间的联系。从历史资料上我们看到，在地震中期预报之后7个多月之后，1975年2月4日凌晨，辽宁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沈阳有强烈震感。当时的辽宁省委领导李伯秋、毛远新立即查问地震情况，是否会有此前国务院文件曾经预测过的强震。省地震办综合各方情况的预测意见是“在近期内，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李伯秋与毛远新商量，主张向营口、海城一带群众发出地震预报，以省委电话通知营口、鞍山两个市，先召集海城县（属鞍山市）、营口县（属营口市）及当地驻军的紧急会议，然后通过各级干部、民兵下去动员群众不要在室内过夜。同时，通过县有线广播网直接传达下去。从当天晚上起，辽南地区，主要是海城、营口两县，所有人员都不要住在室内，生产队的大牲口、农业机械都要拉到室外。各级干部、党员、民兵全部下去，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到室外去。在生产队，在城镇的居民区，用大喇叭广播，动员群众搬到室外居住，要做到家喻户晓。2月4日19点36分，海城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据统计，全省倒塌房屋一百多万间，伤一万余人，死一千三百余人（主要是老人、病人冬天不便搬出来）。有关部门估计，如果不发地震预报，死亡人数可能近十万人。当时群众情绪真的很稳定，有人说：“共产党、毛主席真神了，下午让我们搬出去，晚上就来地震”。
在辽宁海城地震的当天，被视为洞察一切的毛泽东刚刚从长沙动身乘专列抵达南昌。毛泽东在南昌仅仅住了三天之后就乘专列在2月8日抵达杭州，一住就是两个月。在此期间春节前，毛泽东接受了唐由之大夫等5位大夫的检查，为白内障手术做准备。据唐由之回忆，当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张晓楼报上姓名之后，虽然毛泽东身体孱弱，但脑子依然很灵敏，一听便幽默地评论道：“那你住的房子永远大不了了，你是小楼嘛。”当时确定由唐由之大夫主刀为毛泽东施行白内障摘除手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按理说手术应该在北京进行。如果在辽宁海城地震之后，华北地区解除地震警报的话，毛泽东是可以返回北京的。然而，这时候北京却又发出了新的地震预报。
1975年2月辽宁海城地震后北京地区的地震预报，并没有看到正式文献记载，但是我们却有一个可靠的旁证。2010年5月20日，“邓广殷及家人藏宋庆龄书信刊布赠阅暨展览”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开幕，参观者惊讶地看到了写于1975年2月18日的“宋庆龄遗嘱”复印件（原件目前还密存于瑞士银行）。这份遗嘱以英文写成，全文如下：
My testament（遗嘱）
1975-2-18
In case of anything unfortunate happing to me, I decide to turn over all my book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at 1843# Hua Hai Lu, to Ernest Teng （邓广殷同志）as remembrance for all his kindness to me.
Soong Ching Ling
Peking
【译文： 我的遗嘱 1975-2-18。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号家中的所有藏书移交给恩斯特?邓（邓广殷同志）作纪念，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宋庆龄北京。】
遗嘱中提到的恩斯特?邓（邓广殷）是宋庆龄早年在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的领导人之一邓文钊先生的长子。邓家与宋庆龄的友谊持续了几十年，深得宋庆龄信任。1971年邓文钊去世之后，邓广殷接替父亲，从香港为宋庆龄供应所需生活用品、办公用品。他们的通信持续了10年。宋庆龄在起草遗嘱同时，还给邓广殷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广殷：
我匆匆写这几行字是要告诉你，我们接到通知，现在到这个月底有一次6级左右的地震，中心在北京。你可以想像(象)的(得)出，每个人都很紧张。一些上海的朋友催我回上海的家，但是那样会给这里的人民中间引起更大的恐慌，所以我还是留在这里，不管会发生什么。
我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我想单独写一张由你保管。
我从勤勤(笔者注：邓广殷的女儿邓勤，当时在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学习)那里听说她已经通过了考试，现在很开心，打算期中考试期间去游览苏黎世。
祝你和家人身体健康，希望你的哮喘已经治愈。
问候你及你的家人。
诚挚的伯婆
宋庆龄这封私人信件证实在1975年2月辽宁海城地震之后，确实在一定范围内发出了对北京地区的地震警报。而宋庆龄决定不离开北京，原因是不想在“人民中引起更大恐慌” 并做了最坏的打算，妥善安排后事。北京处在这种气氛中，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当然不会返回北京。4月10日上午，一直陪同毛主席在杭州的中办负责人汪东兴、张耀祠通知毛主席警卫处负责人金日成主席将率领朝鲜劳动党和代表团访华，毛主席准备在杭州与金日成会晤，警卫部队要尽快做好准备。但是 4月13日晚7时，原来的计划突然改变了。当晚警卫部门又接到通知，金日成不来杭州了，毛主席决定要回北京会见金日成。当晚8点，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杭州，结束了这次长达270天的外地之旅。
1975年9月底，亲历海城地震决策的侄子毛远新去新疆参加纪念活动路过北京去看望毛泽东。他先向毛泽东汇报海城地震情况。毛泽东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毛泽东指着毛远新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的故事”。毛远新说：“地震后，外面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总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对此，毛泽东的评论说：“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种程度。”（参见：1975年成功预报辽宁海城7.3级地震，苏铁山文）
看来，毛泽东还是相信，在“某种程度”上地震还是可以预报的。据说1976年6月毛泽东病危时，十分怀念家乡。有关部门安排一架伊尔－14专机多次在北京—长沙航线上来往试飞，准备送病重的毛泽东返回韶山，但是这时的毛泽东已不能再长途旅行了。老人家最终还是遭遇了波及北京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并在不到两个月之后的9月9日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