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惊雷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认为，时代造英雄，不同时代造就不同的英雄。
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性大生产的出现，财富的相对丰裕，社会政治大阶层的逐步消灭，剥削统治人民式的英雄，就得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生的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英雄。社会再向前发展，就是无英雄的人民共主的共产主义了（当然，这不是一两代人的事）。
可以肯定，在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内，一切依靠“代表人民”而上台，后来又以“千万条堂皇的理由‘自富'‘拥权'”的所谓英雄，终究会被人民或历史淡忘、抛弃。这就是说，时代的革命属性，决定了人民、人民英雄的属性。一切均是必然如此的。
毛泽东，这个旷世伟人，正是受人民哺育、最终和人民融为一体的人民英雄。在这一意义上说，有人说的中国好多老百姓的“毛泽东情结”正是产生在毛泽东的“人民情结”之上。这是一种必然伴生的历史现象。
一、毛泽东一路倚民、向民走来
去年11月29日，本网民再一次去韶山，一个老人向我们倾谈了毛泽东参加革命前的“向民”意识（这个词，是我加的。老人没有这样说；另外，老人说，他讲的这些，也是他的父母给他说的）：毛泽东“天生”（其实不是天生的）的民众心，出韶山之前，不但经常帮别人做事，并且常在困难中救助穷人。有几次，晒谷遭雨，他不是先收自家的稻谷，而是帮比自家穷的人家抢粮进屋。当自家的粮食受了损失，父亲责问他时，他的理由是那么的简单且坚定从容：人家比我们穷，粮食如被雨冲跑了，就再没有粮食了，而我们家的粮食多一些，雨冲了，也还有……
老人还告诉我们：那时，毛泽东和他的母亲不但经常地济助周围比他们穷的乡亲，有时还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进行施舍。有一年隆冬，毛泽东在回收买卖款（毛泽东父亲除了务农，也做点生易）的一个渡船上，居然将收到的银元，一枚一枚地送给同时在船上的灾民，后来，在母亲的周旋下，才免遭父亲的责罚。
有人迷信，曾编造——毛泽东是“土龙”之说，这纯是胡扯。本网民认为，如有人实在要比喻什么“龙”，倒不如把毛泽东喻为“‘民'龙”。就是人民大众之龙。这条龙，一生中硬是——决不脱离人民群众。
大家看，革命了，毛泽东发动人民群众，不管怎样，就是一个“农民运动‘好得很'”；建立革命根据地，不选别处，就是在农村，在井冈山，在瑞金；革命有了挫折，要长征，还是在最接近人民大众的乡里、山村穿行；后来选择的新的革命根据地、指挥中心，也不是城市，而是延安、西柏坡。
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决不住什么宫殿，不吃什么山珍海味，不求什么锦衣华饰。同广大人民群众几无差别：一样的心态，一样的生活，一样的简居，一样地朴食，一样的粗衣，一样的俭用，总之一样的土里土气、和人民大众一样地为中华振兴艰苦奋斗、积蓄财富。关于这些，人们在网上写多了，这里就简述到此。
二、这条“民龙”因“有民则活”而始终不忘、不脱离人民
更为伟大的，莫过于毛泽东深知不受监察的权力的危害，他建国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无不在“联系群众，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发动人民群众，学会掌握政权”方面进行探索。对他自己，毛泽东也常是“监督之剑”高悬，不断地提醒自己：进了紫禁城，当了大官了，成了最大的官僚主义者了……我要下去，办一年农业，再办一年商业……他还常说：我要做两件事，一是写一本书，写自己，把优点缺点都写进去；二是骑马考察黄河……据毛泽东身边人回忆，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可不是随便想想、随便说说的。
再看毛泽东在建国后一系列为人民服务的指示和举措吧：
——干部要到群众中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同广大群众三同；
——有知识有志向的青年要到农村去、工厂矿山去，投身那里的三大革命运动；
——我们的作家、哲学家、艺术家……要到群众的火热的斗争中去，从群众中汲取营养；
——教育要为工家兵服务、要为工农开门；
——文艺要演工农兵；
——医疗卫生的重点要放到农村去；
——工农兵要进大学、管大学；
——革命的三结合政权要有工农兵参加……
在这里，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只有人民；他是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的。毛泽东的“人民情结”，在他的一系列伟大实践中，完全公示于世，几乎是妇孺皆知。
三、由“人民情结”升华的理论
人们更不会忘记毛泽东终身崇奉的“人民观”的丰富的理论内容：
在毛泽东的观念中，有一个早就形成——也为民众熟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文革”中毛泽东又一再重申，“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干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因为——也因此，他体察到的历史使命就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一位毛泽东的研究者认为，具体地说，毛泽东在以下三个层面，展开了他的“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逐步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改造理想：
1、在干部与群众之间，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群众。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鼓励来自下层的冲动，任何时候他都敏感地去寻找、发现和拯救那些破土而出的希望之芽。在“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说：“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在他看来，压抑群体的生存本能，与其说是一种失误，不如说是极大的罪恶。
正因如此，他对“官僚主义”体现出同样的敏感，将其视为不可饶恕的丑恶：“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对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极恶的，也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新权贵”呢？毛泽东回答说：“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在病重期间，毛泽东还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民主革命成功后，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2、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毛泽东将二者看成“源”与“流”、“体”与“用”之间的关系。
不能说毛泽东完全否认甚至敌视知识和科学的价值，因为一方面在他晚年的著述中的确多少谈到知识在国家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认为“老九不能走”，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经验，以务实为本的治国政治家，他不可能完全抛弃社会现实而陷入纯粹的思辨暇想。
在毛泽东看来，体、脑劳动都不可缺少，但前者是“源”，而后者是“流”，前者是“体”，而后者是“用”。
二者的位置不能颠倒，即所谓“皮毛之论”：“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是辞退你，明年就不发聘书了。”
3、在“小人物”与权威者（与此相适应的“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毛泽东也自觉或不自觉充当着保护和拯救前者的角色。
他几次说过“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的话，例如，1954年毛泽东支持李希凡、兰翎的《红楼梦简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大人物”压“小人物”的不满，通读毛泽东给政治局和有关人士的那封信，我们甚至可以说其直接矛头也并非对着俞平伯本人，更主要的目的只不过是表现自己要为“小人物”说话……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人民情结”是极其强烈的，直到毛泽东要“盖棺定论”的时刻，毛泽东依旧以怩讷不清的口气坚定表达：“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自己”。
当然，毛泽东的“人民情结”，不能归结为毛泽东的天生的善良，而却却是历史进程决定的。也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的“人民情结”必然伴生出人民的“毛泽东情结”。这里也有一个源与流的关系。
有人嫉妒也是枉然。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