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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按：一九八○年代初期，著名精英苏晓康（现在美国）捉刀修改的长篇报告文学《乌托邦祭》中间，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了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就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打下去，第一次在“非毛化舆论”中间，把庐山会议上的争执设置成“彭德怀反毛――毛泽东整彭”的对垒叙事，为了突出毛彭争端的个人对个人性质，苏晓康等人还刻意渲染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事情，把这个也作为毛泽东怀恨彭德怀的原因，并把庐山会议作为文革的远因来看待。
在官方大造“非毛化”舆论的初期，胡乔木就已经提出要李锐整理出版他的会议记录。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初版1989年）中间，也沿袭了苏晓康的叙事路数把争端尽可能个人化（例如强调“操娘”的说法等），并反复强调说彭德怀就是要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决策的“三面红旗”，而毛泽东为了保护这一“极左路线”，只得把彭德怀作为反党集团打下去。彭德怀挨整，更被作为党内民主被破坏的标志性事件来解说，并进一步作为毛泽东发展个人专断、听不进不同意见的重大证据来呈现，权威党史也是采取了这么个说法的。
究竟彭德怀那样一封信是不是反毛的，那封信的内容是不是反对毛泽东决策的“三面红旗”的，对于这两点，彭德怀本人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一重要的关节点问题，许多年来由于缺乏适当的文献，人们无从求证。特别是，在文革的叙事中间，很多人说彭德怀后来的八万言书是针对毛泽东的处理不服气，被毛泽东认定为“翻案风”，所以是又一次“毛彭对垒”故事。随着文献披露的增加，相关问题我们可以据以作出更加切合实际的判断了。特把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和《彭德怀传》的相关内容摘录如下，供有兴趣的网友自行判别。
一、 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万言书”（3500字）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
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 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 些是难以避免的。
如同我们党３０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 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１８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 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 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 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４日
二、 《彭德怀传》的相关内容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讲话，在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牛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脸色陡变。在庐山上也没有听到的新罪名突然出现在中央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王焰等编写《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678页）
“‘七千人大会'结束，彭德怀继写《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之后，又奋笔写一份对刘少奇报告中有关庐山会议讲话的评论。对于报告所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之说，他问道：‘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有哪些成员呢？既没有政治纲领，又没有具体成员，那不是虚构是什么呢?'对于里通外国，他愤愤写道：‘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679）
彭德怀坦率地表白：“我对少奇同志的报告和讲话的绝大部分是拥护的，就连对我错误进行切合实际地批评的那一部分，我也是诚心接受的。可是我对少奇同志对我错误的不符于事实的夸大部分，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清求中央能派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和审查，我是诚恳的感激。”（681）
“‘关于高岗饶漱石联盟问题'中，彭德怀详细叙述了他和高岗的往来后说：‘我并不否认我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首先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高岗在散布攻击少奇同志的言论时，我不应该品评少奇同志‘有时有点偏'。如果说这就是‘高、彭联盟'，或者‘恐怕是彭、高联盟'，而作为一个当事者的我，是有点想不通。'”（《彭德怀传》682）
三、 《彭德怀自述》自己所说的万言书背景和针对性
“庐山会议前中央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我参加的情况：”“两次郑州会议我只参加了一次。这次郑州会议，由于收到通知较晚，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天。那次会议是某天黄昏后在火车上召开的，会上是毛主席讲话，其大意是反对“共产风”。因为到会者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所以会议时间不长即散。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并未提出其他意见。”“武昌会议时，我参加了西北小组。在小组讨论公布一九五八年的粮棉数字时，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一万亿斤以上；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九千亿斤，棉花有六七千万担；也有的同志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我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的同志对我提出了客气的批评，他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我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七千五百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
“会议闭幕后，我先到了湘潭县的乌石、韶山两公社，后又到了平江县。这几处给我的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多。其根据：由于劳动力不足，没有收获好；有些地区又多吃了一些粮食。在平江展览馆参观时，发现将两个年度的生产数字颠倒公布了，即将一九五七年高产数字公布为一九五八年的生产数字，而将一九五八年的较低数字公布为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数字。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上海会议时（一九五九年四月），正值西藏发生叛乱，当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进军西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了，因此，对其他问题没有提意见。”“我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访问了东欧各国，六月中旬回到北京。第二天到国防部办公楼，听了黄克诚关于国内情况的说明。山东菏泽地区的粮荒情况，比我出国时要稍微缓和些。四月开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现在已成为严重的缺粮省，运输力缺乏，运粮进去也不容易。”
“从七月一日起，除参加会议外，就是坐在室内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在各地陆续组成。大跃进运动的广泛掀起，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与我国人民为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愿望相适应的。这些总的大好形势，给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和持续大跃进方面，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是不是在当时就没有什么问题呢?不是。而相对的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具体政策上，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或错误的。在庐山会议时，我所写的信，是起源于这些问题。”
“首先，我当时对计划工作是有意见的。认为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不少工厂返工和窝工，分散了资金，致使必成项目推迟，而形成了原材料紧张。一九五九年并没有加以控制，而盲目地继续扩大基本建设。在发展钢铁工业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业及材料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而相对地忽视了原料工业。原料工业是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基础，如果基础不巩固，就会影响加工工业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七月十四日给主席的信上，举出了一系列的例子，如：没有认真研究炼钢、轧钢及碎石设备和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对于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和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以及市场商品安排，等等，也注意的不够。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我当时认为，在计划工作方面的不够实事求是，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我认为，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标准为宜。从解放以来，在现有条件下，平均每年能够增长百分之七就算不错了。至于将来农业机械、水利、肥料条件改善和加强后，那时肯定会快得多。从解放后，我国农业每三年中就有丰年一年，平年一年，歉年一年。一九五二年是丰年，一九五三年是平年，一九五四年是歉年；又一九五五年是丰年，一九五六年是平年，一九五七年是歉年。过去是以丰补歉。一九五八年是一个特大丰年，但由于好多地区收获得不好和保管得不好，也有些地区发生多吃和其他浪费现象，不但国家库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如果过去的自然气候是带有规律性的，那么一九五九年就是平年，一九六○年是歉年。一九五八年秋有九千万人炼铁，一九五九年继续七千万人大搞水利建设，这对长远利益来讲，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对当年的农业生产来讲，是有些不适应的。再加上各方面一齐有几个“大办”，这就势必造成农业缺乏劳动力，而直接影响农业增产，又进而影响到一些工业、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和副食品的供应。”“在当时对小土群炼铁问题的议论，有三种意见：一是有损无益；二是得不偿失；三是有得有失。我是第三种看法，反对前两种看法。”
“在那个时期，有许多地区的领导同志，滋长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有时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远的战略性的任务，错误地作为当时的行动口号。在某项工作任务中，缺乏认真研究具体条件，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作决定。有时中央下达了任务，他们层层加码。甚至流传了一些纯主观主义口号，如：“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大的产”；“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当然，这些错误说法，他们是不会直接讲给主席等领导同志听的。我认为，这种做法和说法，实际上是在破坏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农村劳动力的组织方面，有许多地区过分强调大兵团作战，不按照强弱劳动力相互搭配，反而实行强弱分别组织。这样组织劳动力，是不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技术水平的。”
“在当时，某些地区严重地刮起了几股黑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其他各级干部也有不少），把才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误当做共产主义已经来临，把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盲目地集中起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新居民点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树木、竹林。有不少农户怕“共产”，就低价变卖家产。有些干部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绩，就无限制地上报“卫星”数字。本来产量不高，而报上去的数字很高。如果这些数字堆集在一起，那真是令人可怕！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说与某些领导部门要求的任务过重无关。许多基层干部，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完成上一级交给他的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便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在劳动生产中，有些地区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的现象也很严重，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这些风气，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至乌石、平江等地时，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因为有不少农民到我处申诉、告状。由于这些黑风在某些地区刮起，直接影响了我党基层组织在那些 地区群众中的威信，使中央领导同志在那些地区的威信 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强迫命令等。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初期，到会同志并没有推心置腹地谈出来。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就促使了我给主席写信的念头。”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我写给主席的那封信，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竖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以上择自《彭德怀自述》第十五章《庐山会议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