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听毛泽东1957年整风反右的
“前奏”、“尾声”

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他自己虽未讲过“我是人民的儿子”的话，但祖国和人民确是把他看成最忠诚、最伟大的儿子。他一生为人民，事事依靠人民，希望群众自己起来主宰自己的事，为此，他特别喜欢能锻炼和提高群众的群众性运动。他最反感有些人高高在上，欺压群众。

但有少数人，同我们的认识相反，他们甚至于猜测：毛泽东喜欢群众运动，是因为他想借群众运动的无序性，愚弄群众，并打垮自己的对手；另一个目的是“钓鱼”──找群众中的坏人。这种无端猜测不是狗屁不通，就是龌龊心理下的别有用心。因为群众运动，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有教育唤醒群众的作用。在群众性的运动中愚弄群众，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充分证明这一点。至于群众中的坏人，没有群众运动，他们照样要表现，要做坏事的（我们已多年没搞群众运动了，刑事犯罪的难道还少吗），根本不存在“钓鱼”的问题。

这要说到1957年的整风反右。其实对整风反右，今天，全国人民的认识已基本趋于一致，即认为，毛泽东的目的是整风，因遇右派恶毒攻击，反右是必要的，因为当时，共产党政权仍处稳定过程中，反对共产党，并谋图夺权的，大有人在（一些右派的言行，也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反击不行，只是有点扩大化；而扩大化的程度，也决不象某些右派哭诉的那样严重。

那么，为什么会扩大化？毛泽东有没有责任？这是一个目前还缺乏材料进行科学分析的问题。但我们的认识能动性，不让人们作消极等待，它推促我们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分析。所以，我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辨听”，──辨听毛泽东1957年整风的“前奏”和“尾声”。用事物的逻辑性原理，把1957年的相关“前端”──前奏、“后续”──尾声，连贯起来，然后在逻辑定式中，找到中间的未知项──1957年的真实。

──关于“前奏”，并溯源以远

美国的一位毛泽东研究者，R.特里尔，是一个对毛泽东没有多少好感的人。可以肯定，他的关于1957的整风酝酿情况的写述，是不会为毛泽东的责任作遮掩的。此外，特里尔写述内容的真实性，前几年，也曾不断得到国内《炎黄春秋》《报刊文摘》等刊物相关报道的证实（不过，这些报道的作者，是为了说明毛泽东“有个人独行的作风”的）。

这位研究者指出，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在激烈的争论中勉强通过的，党内外有众多的不同意见者。R.特里尔写道：“为了发展经济和其它事业，毛需要的是来自中国男女老幼的革命激情，而不是唯唯诺诺……”“毛发动‘双百’运动，允许自由表达不同意见。他认为，各种批评和抨击可以防止政权的僵化，可以保证新的一代有活跃的思想。越开放越好。”

不过──这位外国研究者继续写道：“在×××中，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毛提出的双百方针的要旨。×××和其他一些人对于让共产党接受放肆的、公开的的批评很不高兴，只有毛一个人认为邀请党外人士来批评共产党是有好处的。”

在重重阻力下，毛泽东反复进行说服工作，最后，毛泽东表示了“不当国家主席，也要坚持双百方针，也要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 的决心（这一段话，文革结束后，曾有不少刊物报道过，可惜，我手头的这些资料，被人“掠走”。如有人能提供确切材料，我不胜谢之），这才通过了决议，才有1957年的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的运动。

真正了解毛泽东一贯思想的人都知道，作为一切依靠群众的毛泽东来说，1957年有如此决心是必然的，因为在建国前著名的“西柏坡对策”中，毛泽东对“由人民监督政府，走出历史旧周期”的思考，即早已胸有成竹。

但有一点，不能说没有遗憾，──也算毛泽东的一个缺失吧：一个运动，有这么多人不理解，甚至反对，被“不十分情愿”地推动起来后，毛泽东理应预见到“这一运动极可能在众人的旧习惯势力下变形走偏”，而另备应对措施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思维遮蔽点”。

后来，后来，一切大家都清楚，运动起来了，确有右派的恶毒的攻击。于是，“大事不好了”的报告，纷至沓来（一贯反对群众运动的人，反对让群众帮党整风的人，此时是特别热心于这类情况的回报，并大加宣传的。当时中南海的这番情景，今人稍想便知），包围了毛泽东。有歪风就整歪风，有右就反右（但！这决不是什么“钓鱼”），这可是毛泽东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可是，这一回不同，毛泽东的改变“……是迫于×××及其他同事的压力”，──特里尔这样写道。

下边，是本网民的推理，读者可不予理会：

于是整风来了个急转弯，由帮党整风，立即变成反右，抓反党分子。要知道，当时的那些对民主并不十分知晓的各级党的干部（以中下层干部为最），好多人是习惯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的……于是，“批评支部书记就是反对党”的说法“应运而生”。结果……

──关于“尾声”，并延伸到“大民主”

实事求是地说，开始的反右，由于一些人的造势，毛泽东确也曾相信过“右派反党，黑云压城”的恶劣形势的（从他当时的反右檄文的用语，即可以看出来），不过，毛泽东也还是担心到人民受伤害，当时即反复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问题。

然而，结果并不理想（有材料证明：这种不理想的状况，当时的毛泽东，还不十分了解）。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依靠群众、发扬民主、监督政府的思想，是一个真正的不死的“火凤凰”。1957年后不久，他又开始酝酿新一轮的群众运动。群众、群众运动，这是毛泽东一生中从未放弃过的战略和主题啊！

要注重说明的是，毛泽东对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真正了解，是几年之后的事，其中有一件是发生在1962年。

1962年末，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的崔英，曾在周末晚会上，向毛泽东报告大批错划右派的申诉情况。

毛泽东平时异常繁忙，只有每周周末晚会算是他比较空闲的时候。所以，崔英在一个周末晚会上，见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休息，便立即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我是新调来的，在秘书室工作。

毛泽东示意要崔英坐到他身边的沙发上。亲切地问崔英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当崔英告诉他叫崔英时，毛泽东风趣地说：“那么你的爱人可能是姓张了？”当崔英正不知所措时，毛泽东又笑着问：“你读过《西厢记》吗？”两人都会意地笑了。

在后来的谈话中，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她的家庭、工作和困难，并勉励她克服困难，好好工作……

毛泽东的这些话，对一个普通干部、普通党员，确实感人至深，以致崔英流着眼泪说：“太感谢主席了，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两周后，再一次的周末晚会上，崔英又见到毛泽东，她利用教毛泽东跳舞的机会，向毛泽东谈起了右派申诉信之多的情况。为了阐述得透彻，她还列举了三个典型案例，回报给毛泽东关于“反右派运动中，某些地方党委不执行政策，甚至趁机打击陷害同志，把一些好同志打成右派；他们不服，就不断给毛主席和中央来信申诉，希望毛主席和党中央为他们平反”的一系列情况。

毛泽东听着听着，停下了舞步，问她：“划成右派的定案材料寄来了吗？”崔英回答说，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定案材料，才更加清楚地证明很多好同志被错打成了右派。并问毛泽东：“这么多的右派申诉，主席知道不知道？下边有扩大化的错误，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说，详情不太知道。当崔英告诉他对右派的申诉信件，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说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听到这里，毛泽东有点气愤地提高了声音问道：“谁说的？真正错划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并当即要崔英转告秘书室的领导，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报送给他。

可是，不久，崔英，这新调来的小秘书，便被“永久性”地调出了中央办公厅……

由此，人们的认识，还可以由这一“尾声”，延伸联想到后来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及“大民主的文革”后期，毛泽东总是再三再四地要求被解放的老干部，对犯错误的群众、造反派“高抬贵手”……等等。

前奏和尾声写完了，前边我已说过：这固然还不是毛泽东1957年整风反右的“前奏”和“尾声”的全部，但它已能说明一些问题。严肃认真，且有负责精神的人，从以上的“前奏”和“尾声”里，以及这两者的“延连”，是不难分析出──关于“中项”的真实的，即反右扩大化的造成者是谁。

如今，我的结论是：其实，反右扩大化，并不是毛泽东的责任，而是“腰河里发水”；是那些嫉忌群众监督批评的领导者们（以中下层为最），对提意见群众的报复。而毛泽东却一直在了解这些情况，并与之作斗争。

历史，已历史地进入构建和谐的进程，我这里揭示1957年反右扩大化（注意！“扩大化”没有个别人说的那么严重）的责任者，决无“秋后算账”之意，恰恰相反，我希望我们民族能以平和的心态、科学认识方法，反思过去，把过去和伟大未来连接起来，用以形成正确线路，积极乐观地向前看，奋勇一意地向前走。

（此文的有关材料，取之于R.特里尔《毛泽东传》、《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和《报刊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