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代表，或者说是中国最广大人群的代表。
摘自“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讲座
主讲人：朱向前(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这又可以一分为三。第一，毛泽东是中国农民之子。去过韶山的人，一定对毛泽东的故居印象深刻。根据20世纪中叶土地改革政策，毛泽东家划为富农。但是坦率地说，根据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切身体会和了解，我觉得富农恰恰是中国传统中最本分、最勤俭甚至是最吝啬的农民，才会在40年代末期创下那么一份家业，就像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一样，勤俭持家，甚至到了吝啬刻薄的程度。这样的家庭无非两件事：种地读书，耕读传家。种好地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然后供子孙读书，读书干什么呢？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少年毛泽东走的是典型的这个路子。沿坡讨源，据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毛的平民意识从何而来，毛的草根意识从何而来，大概就是从这儿来的，因为他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之子。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历代中共领袖中，又有几个是真正出身农民的？为什么强调此点？因为此点与中国革命重大相关。所谓中国国情，一是农民，二是农村。不了解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就不能说懂得中国国情。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选择，也是中国国情的选择。因为毛泽东和中国农民感同身受，他深刻地洞察中国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和愿望。所以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农民运动领袖。你们看他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当时农民的革命要求的体察和了解是何等的透彻和深刻，对地主的种种剥削形式的认识是何等的尖锐和犀利。他取几乎和农民一致的立场，为广大农民热切呼号，他以当时不同凡响，甚至明显有悖于陈独秀们和共产国际指示的理论发现，成为了当时具有浓郁书生气的中共高层中的另类。事实上，此时他已经非常具有前瞻性地预言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正确方向，即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他亲自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农运”中坚，他们犹如星星之火，洒向全国，终成燎原之势。此其二。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是把马列主义本土化、中国化——极而言之——农民化的杰出代表。用经典的表述，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主要形成于1938年至1945年的延安时期。它甚至也包含了当时一些党外民主人士的理论启发。譬如说梁漱溟，1938年春天到延安，和毛泽东一见如故。其实，梁漱溟和陈伯达研究中国传统哲学，都有同样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哲学和当时从西方输入的马列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哲学加以改造，从而创建一种中国式的马列主义、中国式的共产主义。这一点对毛泽东深有启发，是毛、梁持续20年友谊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当年毛选陈为秘书的重要前提。
再一个，大家可以注意到，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前后播出的那几个电视剧，像《长征》、《延安颂》，里边有一些历史细节跟以往大相径庭，比如，在这些电视剧里只有周恩来——由于他的性格温文尔雅——始终是口称“主席”，其他人一律叫“老毛”，这是历史的真实。这是其一。其二，大家回忆一下，在所有这些电视剧里面，毛泽东从来没有引经据典说“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这也是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最常说的是些什么话呢？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长征之初，实际是溃逃，我们叫战略大转移。这样的局面、处境怎么传达给广大将士，毛泽东用了个形象的说法，是“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再比如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崽卖爷田心不痛”，等等，这都是湖南农民说的话，江西老表说的话。但是，他这种表述恰恰是最准确、最真实、最形象生动的，把要说的事情说出来——广大官兵一下就听懂了——这一点至关重要。
台湾的毛泽东研究权威学者、《新新闻》周刊副社长杨照在他所撰写的台版《毛泽东语录*导读》开篇就说：“毛泽东是个现实的策略家，他对这个共产党最大的贡献，而且他之所以成为中共的领导人，正在于他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马克思主义教条，也没有真正服从过共产国际的路线指示”。杨照进一步指出，毛路线由三大主题所构成：其一，“承认相当长时间中，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所以总战略必当是持久战，可是战术上又必须追求有限的速决战”；其二，“是承认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相信阶级论、经济决定论真的就可以‘化繁为简'。二十世纪的中国，对毛泽东而言，是古代近代现代同时并存的，不可能单靠一套‘现代'标准，来判定中国社会成分与社会情势”；其三，“就要靠懂得如何运用中国农民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10)
由此大家可以想到，在我们所谓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那些代表性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博古、王明，都是大知识分子，留洋回来的大学教授。而毛泽东是长沙第一师范毕业的，如果以学历论，介乎中专和大专之间，充其量算是科举时代的秀才，按照今天任用领导干部的标准是不够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如前所述，毛泽东熟悉农民、熟悉农村，大量语言来自民间，来自生活，来自乡间俚语，来自一种中国农民式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毛泽东熟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到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等，都读得熟极了，特别像《离骚》、《九歌》、《庄子》、《昭明文选》、《韩昌黎集》等重要经典都能背诵，脱口而出，信手拈来。仅以“毛选四卷”为例，其中的引文、成语、典故，引自《左传》48条、《史记》42条、《孟子》26条、《论语》22条、《礼记》14条、《尚书》13条、《诗经》9条……这种童子功，使毛泽东终身受益，讲话作文常常是纵论古今，引经据典，妙语连珠。
1965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和作家诗人们纵论文学史，进而谈及状元问题：“历史上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都不是状元。出色的状元只有文天祥、秦桧。柳宗元、韩愈出身翰林，但是二流。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林等，都不是状元。……”(11)
自古以来，学历和创造力就不等同。我还因此得出三个不等式：第一，学历不等于学问。一般是成正比，但往往也并不如此，学历很高的人学问不见得很大；第二，学问不等于能力。满腹经纶的人实际操作能力不见得很强；第三，能力不等于天赋。最高的境界是天赋。毛属于学历较低，学问很大，能力极强，天赋更高的天才，可以套用当年林彪的说法，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人物。
再细分，毛泽东首先是个伟大的实践论者。少年时期当过农民，师范毕业参军当过一年兵，青年时期搞过学运，1919年领导湖南学生“驱张”，峥嵘初露。师范期间利用寒暑假去农村搞调查，获益匪浅。所以他后来一直很重视调查，名言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实践出真知”，“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期间，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毛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寻求一个从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理论体系。正如1942年2月他在延安党校的一段讲话所指出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这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大家注意，毛写文章、讲话，就像写小说一样，有形象有细节。前面文雅生动，然后就开始变了。当时延安的整风对象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俄苏派，所谓的教条主义，毛泽东这个讲话就是针对他们讲的：
“应该老实的对他们说，你的教条一点用处也没有，或者大喝一声，你的教条还没有狗屎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呢，它们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又何用之有！”(12)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文风，大雅大俗，前面雅的有成语，有小说语言，后面俗的又如村夫。这种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沉重打击了王明的自尊心。因为王明当年可了不得啊！1937年底，他带着陈云和康生从莫斯科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去接他，说：“我们今天欢迎从天上来的人……”，此话一语双关，有实情，有讽喻，典型的毛风格。坐着飞机来当然是天上来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王来自莫斯科，来自共产国际，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中国国情。其实王确为季米特洛夫所推许，准备来延安接班的。“共产国际”非常看好王明，王明马列原典读得好，俄语讲得好啊，年轻有为，才华横溢。当年在延安听王明作报告是一种享受，是一道风景，他讲4个小时讲8个小时不要一个纸片，滔滔不绝，洋洋洒洒，最后回头总结时“一二三四五”，条理清晰，逻辑严谨，闻者无不折服。对这种雅人，毛泽东就和他来粗的。
当然，毛王之争的要害不在于雅俗之争，而在于王明的理论脱离实际，无条件地搬用马恩列斯，套用苏联经验，鼓吹城市暴动，远离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相去何远，隔膜何深，他怎么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呢？解放后，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一文中谈起他的军事思想来，还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通通都忘记了的……”(13)这里面的“有人讲”指的就是王明。现在有一种资料表明，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就带了一本《三国演义》，但是他也绝对不可能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如此说不过是极言实践的第一性罢了，这是他和王明的最大区别，也是他战胜王明的最大奥秘。
注释：
(10)转引自肖延中《毛泽东研究在台湾》，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十八期
(11)转引自龙剑宇、胡国强《毛泽东的诗词人生》，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P440
(12)转引自[法]菲利普·肖特《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P307-308
(13)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P1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