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后不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
子毛岸龙，也于四月四日在武昌呱呱坠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
亲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这段时间，毛泽东太忙了。几
天之内，毛泽东又新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三月
三十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
务委负兼组织部长。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
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
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
，“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四月四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
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
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从湖南农村回武汉后，毛泽东深感正在筹备的农民运动讲习
所必须尽快开学。同时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只招收
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
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个提议
得到批准。于三月七日开课，学员有来自十七个省的七百三十九
人。

　　设在武昌的中央农讲所明确地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
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
。”[19]为此，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
民武装问题”[20]。

　　在主办广东第六届农讲所时，毛泽东就注意到学员的军事训
练，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规约》中，更赫然写明：“为将来发
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
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支汉
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天训练两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军事训练每天增至四个小时。这期
有许多学员在半年后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其中有一个
陈慕平回乡后在井冈山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里做事，对毛泽东与
袁文才的会面起了作用。

　　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政府。要解决农民问题，仍需要
在国民党内尽可能地统一认识。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毛泽东以中
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他
和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
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十六日，全会正式通过《对农
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宣言》明确表示：
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
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
武装组织”；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
，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
争斗，致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这些提法，基本上体现了
毛泽东的思想。

　　从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
会，五次扩大会，四次专门审查会。这时正是四一二政变的前后
，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成为更加紧迫的问
题。土地委员会每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毛泽东总是力陈
己见，往往成为会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

　　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
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
。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因农
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21]这确是解决当时武汉
政府面对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是没收土地。“所谓
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
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
。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
得了。”[22]怎样实施没收土地呢？毛泽东提出的步骤是：一般
地说，先搞“政治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
以乡、区土地委员会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搞“经济没收”，
即“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但不同地区又
要有不同要求。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湖南，已经可以实行经济
没收了，办法是不向地主缴租。[23]会上的争议很大。最后议定
：当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都应加以保护
，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会议相应地通过《解决土地
问题决议案》等七项决议案。

　　五月九日，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位土
地委员会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土地委员会
报告》，并附上七项决议案，“敬候”“核夺”。

　　正是这一天，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也结束了。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
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
布三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
法。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
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
民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上。四月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
续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军队进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汉方
面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们“依照中央命令，去此
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
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逆转。继续保持国
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既要对付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又要继
续北上讨伐旧军阀张作霖，处境艰难，内部情况又很复杂。怎样
在这种极端危急的状况下拯救革命，怎样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
人，怎样看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者，怎样把革命深入下
去实行土地革命，……许多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成
为党的五大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开幕。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
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通过《政治形势
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要争取领导权，但
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会议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
变，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
只是在突变的形势面前的脱离实际的空谈。一回到现实，仍然把
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
府及其军队身上，认为这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
等采取一味迁就的政策。会议期间，汪精卫还到会讲了话。大会
选出三十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十四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仍当
选总书记。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
，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一如既往，他当
时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
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
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
拿出来讨论。大会虽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
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但仍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内容也限定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
员会所议决的范围内，同时还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
同意，实际上是要先取得汪精卫的同意。

　　汪精卫能同意吗？当然不能。于是，前面所说的肯定土地革
命的重要性等等都成了一些空话。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
是倒退的试金石。连土地委员会花了那么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
“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
，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
政治委员会否决了。谭延闿在讨论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
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
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
又不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
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水流，或许诗句更能表达出他
内心的忧虑：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
高。

　　后来，毛泽东曾解释过他当时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中
说到的“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24]山雨欲来风满楼
。形势果然急转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驻宜昌的夏斗寅率所部独立十四师进攻武汉，
发表反共通电。毛泽东组织中央农讲所的四百余人枪编入叶挺部
队，配合讨伐叛乱。

　　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
三团发动叛乱，湖南的工农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史称“马
日事变”。六月三日，毛泽东任常委的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
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他还和蔡和森在武汉
租界的一家旅社里接待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详细了解情况
。并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
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25]。六
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时，又以大量
事实说明马日事变的真相是许克祥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共
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六月十日，汪精卫赴郑州和冯玉祥、
唐生智举行会议。九天后，冯玉祥又赴徐州同蒋介石会谈。幕后
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势所必然。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协临
时执委会常委的名义，连续发表四个《训令》，要求明令制止江
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严惩屠杀民众的反动派，揭露
蒋冯的徐州会谈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要求国民
政府保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武
装自卫。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
最后时刻。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
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在中央常
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不轻
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常委
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这个意见在会上
没有讨论，还引来一些非议。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
都先后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
三个月后，蔡和森解释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
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
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
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
回湘工作。”[26]

　　这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
痪。从眼前的紧迫形势来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
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这样，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
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随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再三强调
：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
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
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

　　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
对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
》，明确提出“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
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统治”最终靠什
么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认为保存工农
武装有三种办法：“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
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就被召回武汉。七月四日，毛泽东出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
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１．改
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２．此外尚有两路线：ａ．
上山；ｂ．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

　　注：

　　[19]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１９２７年４月
４日。

　　[20]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盛况》，《汉口民国
日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

　　[21]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１９
２７年４月１９日。

　　[22]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２７
年４月１２日。

　　[23]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１９
２７年４月２２日。

　　[24]　毛泽东１９５８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
十九首》书眉上的批注。

　　[25]　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星火燎原》第１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４２９页。

　　[26]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１９２７年９月），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０１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