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时局仍旧笼罩着一片乌云，但谁都看得出来：抗日战争
最后胜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一直坚信：“决定中国
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1]他在指导同国民党谈
判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具体指导各敌后根据地
和解放区军民准备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这种准备是从一九四四年
春天开始的。
这一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我
们要准备担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
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必要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
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
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毛泽东说：“没有这种准备，
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向哪里发展？毛泽东早就确
定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原则：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敌后地区
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光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
治区域去发展。一九四四年，日军实行“一号作战”的计划，国
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
众迫切期待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
机立断，确定开辟河南、发展苏浙皖、进军湘鄂西。用毛泽东的
话来概括，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那里。”[3]
人们可以从比较中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一边是正面战场出
现震动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一边是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的反攻
作战，一个是后退，一个是前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四月二
十二日，日军沿平汉铁路向河南中西部发动进攻的第五天，毛泽
东立刻命令八路军袭击它的后背，“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
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4]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
部兵力南下豫东；太岳军区派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新四军第
五师组织七个连沿平汉铁路北上河南；新四军第四师派部西进豫
皖苏地区。各部队相互配合，经过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迅速打开
局面，收复了原被日军侵占的大片土地，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
区连结在一起。
对苏浙皖地区的发展，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配合将来美
军的登陆作战，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一带的大城市
。八月三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向华中局发出指示，要求他
们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使上海、杭州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处在“
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5]。十二月，在粟裕指挥下，新四
军南下部队分两路渡江，开始了发展东南的任务。为了加强这个
地区的工作，毛泽东、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军部考虑建立苏浙军区
，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
军事活动。一九四五年一月，苏浙军区成立。
派八路军一部南下进军湘粤赣，是毛泽东这时的一项大胆战
略决策。这是日军沿粤汉铁路南下时夺占的土地。毛泽东的考虑
是：太平洋战争后期，如果日军向山东等沿海地区退却集结，这
支部队便可以转入反攻，收复更多失地。战后，万一蒋介石发动
内战，它也能牵制南方一翼，掩护各解放区自卫作战。[6]这个行
动的特点是远离根据地，完全独立地作战，因此，中共中央对这
一行动格外慎重，经过了多次讨论，反复研究。十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最后商定南征的区域
和组织机构。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
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
会，以王首道为书记。南征部队命名为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通
称南下支队），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南下行动。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
向准备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
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
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
自己的力量”。“就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
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7]他在这次讲话中以柳树和松树来
生动地譬喻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他说：共产党员好像柳
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
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
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
。
毛泽东约见王震时还对他说：“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
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
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
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8]十一月一日，即将出发
的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
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开始讲话
。他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
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将会遇到
很多的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各种
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
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9]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的讲话，为
我们南征从指导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
，武装了思想。”[10]
后来，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的投降比人们的预
料到来得更快，南下支队进军湘粤赣的计划没有全部实现。但是
，他们在近一年的时间中，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
、江西、广东等省，到处撒下革命的火种，对发展这些地方的革
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做好城市工作，是中共六大决议中就提出来了的。但是，十
年内战中，没有条件去实现它。一九四四年春天，毛泽东重新提
出这项任务，并且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
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有很大的发展
，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处在这些抗日根据地
的包围之中，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却远在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
，黄河以北几乎没有国民党精锐部队的踪迹。因此，预计当抗日
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有可能首先进入这些
大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
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毛泽东认为，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
，再不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11]。
六月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
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这份指示明确指出：“
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指示》要
求各级领导：“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
大任务”来执行，“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
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
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12]会
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为主任。会议还建议中共七
大的议程中增加城市工作这一项。九月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主席团会议又决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
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
副部长，来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准备。
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在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都需要积
极地做好准备。
为什么需要做好经济工作？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
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
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
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
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13]毛泽东
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经济工作。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
目前还是处在个体经济和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这就
要采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14]。
在农村，怎样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个很大的问题。农民
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在抗日战争的条
件下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仍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
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15]减租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劳
动互助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毛泽东要求基层干部用极大
的精力帮助农村群众开展生产运动。他说，这样做，几年之内农
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可以对付荒
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民众要进行生产，部队能不能从事生产呢？有人认为部队从
事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从事生产就不能工作了。为了
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以大量事实说
明：不但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的民众可以生
产，军队也可以生产。他提倡各地学习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经验
，为大反攻积极准备物质基础。毛泽东在社论中强调：“战争不
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
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16]
对文化工作，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
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17]这时，在一
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名文盲，迷信思想
仍严重地影响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
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还要困难些。”[18]他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
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他要求广大干部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
育工作中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
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
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到一九四四年底，国际形势变
化得很快。毛泽东估计：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
的任务就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提出解放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为迎接抗
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毛泽东鼓舞人心地指出：“一九四五
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
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我希望我们
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
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
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
斗。”[19]
一九四五年一开春，国内形势就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
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八路军、
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
据地的人口已经接近一亿。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令人振奋。在欧洲战场上，一九
四五年五月八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
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乘胜不断向日本本土进逼。中国人民打败
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
刻。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同一个时刻，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
会也在重庆拉开帷幕。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
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为了开好七大，中国共产党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四月二
十一日，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明大会的方针是：“团结
一致，争取胜利。”他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来的二十四年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
“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
，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
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
队伍。”“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
“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事
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
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
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最后，他向全党发出号召：
“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
党团结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20]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
这座风格别具的礼堂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而自
己动手修建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两
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的红色
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十二个醒目的大
字同会场后面的题词“同心同德”，烘托出会议的主题。大厅两
侧的墙边插放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
历程。插放红旗的Ｖ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当五百四十七
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一百二十万党员的重托走
入会场后，庄严肃穆的礼堂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雄壮的国际
歌声响起，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始。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
了全场的代表。他说：“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
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
书的（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
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指毛泽东的《论
联合政府》——引者注）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
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
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
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21]
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方针
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
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
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
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第二天，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
治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广泛听取代表意见的基础上，三月三十一
日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报告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这是党制定纲领和各项政策的
出发点。报告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
极其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
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毛泽东曾说，报告中虽
然没有明确地讲出国际国内“人心向我”的结论，但是写出了“
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八年抗战中国共两党由于执行两条不同指
导路线而取得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指出这两条道路的争论“
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毛泽东说，八年
的抗战考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次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
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报告的中心是阐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
就纲领来说，同几年前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较，两者相
同的地方是：都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和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当然，《论联合政府》在这时
再次谈这个问题也有它的特殊针对性。共产国际解散后，有些人
叫嚷要“解散”中国共产党，也有人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改换名称
。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这种特殊针对性作了如下的说明：
“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
。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
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
”“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
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
的影响是很广大的。”[22]不同的特点是，《论联合政府》中把
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加以区别，又着重地阐述党的具体纲领，而
《新民主主义论》中主要是讲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
没有去谈具体纲领。这反映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又有了新
的发展。
对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论联合政府》比《新民主主义
论》有重要发展的是：强调了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
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而《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
重点是放在“节制资本”方面，也就是说：大银行、大工业、大
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所有，但并不没收非独占性的规
模不过大的“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
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作
了这样的说明：《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
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
第一”。[23]为什么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
倡导它的发展呢？《论联合政府》中回答道：“拿资本主义的某
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
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
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24]
他在《论联合政府》的“工业问题”一节中，本来还有一段
专门论述吸收外资的话：“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
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
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
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
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
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
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
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
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在一九五三年
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把这段话删去了。这可能同当时
的客观形势和毛泽东主观认识的变化都有关系。
所谓具体纲领，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的一定时期内
所适用的纲领。《论联合政府》中共提出了四十条，主要内容是
：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
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
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改革（抗日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展民
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
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
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联合政府”。报告强调
：“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
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这也就是“以反专制主义
为第一”的意思。报告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
两个步骤：第一，“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
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将来时期，经过自
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报
告说明，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一切政
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
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
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5]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那就
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的提出，对自觉地发扬中国
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一天，毛泽东向大会做了口头报告。他从书面政治报告的
内容中提出三个问题，更充分地展开论说。这三个问题是：路线
问题；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党内的几个问题。
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指出：七大决定的政治路线应该是：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
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
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
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
，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毛泽东强调；
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
革命，就没有一切革命。“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
，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我说不要
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
”“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
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26]
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再次阐述了他在书面报告
中所说的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他说：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
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
'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
好处，没有坏处的。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对
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
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
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
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
就是这样。”[27]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
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毛泽东一开始就谈党性和个性的问题
，批评一些人认为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错误观点，从
哲学的高度阐述了二者的关系：在共产党内，党性是普遍性，个
性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
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抹煞各
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对干
部问题，他指出：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
有点不大公平。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他还提
倡党内要讲真话，做到“不偷、不装、不吹”，每个共产党员都
应当如此。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
实了。”
毛泽东报告的最后说了一段充满革命激情的鼓舞人心的话：
“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
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
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28]
随后，朱德和刘少奇分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
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刘少奇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说，“党
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
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
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是七大的一个具有历史
意义的重大成果。
二十四年来，中国共产党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在革命斗
争中、工作中吃过不少苦头，走过不少弯路。事实证明：只有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
东思想，才能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接受了以
往的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探索后形成的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那末毛泽东所作出的
贡献无疑是最主要的，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的
代表是很恰当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纲中写入这一点，还因为有这样的客
观需要。胡乔木中肯地评论道：“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
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
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
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
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
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
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
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29]
大会期间，代表们在讨论中对几个报告发表了很多意见。五
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一共
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世界将走向
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但是，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
甚至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看形势，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
遍的大量的东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关
于国内形势，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
变。我看光明多得很，但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毛泽东列举了今后
可能出现的十多种困难，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被占去几大块
根据地；被消灭若干万军队；爆发内战；外国干涉；党内出现悲
观心理、疲劳情绪；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
见分歧，等等。还有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
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
地想好。他满怀信心地说：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
要坚信这一条。
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毛泽东强调领导者要有预见，
要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
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
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他特别举出这次大会提出的要注意大城
市、注意东北等问题，就是属于预见。这些问题今天还没有，甚
至大家还感觉不到，但是如果看不到，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
见就没有一切。我们要提倡想问题，就是要开动脑筋，还要善于
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
，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
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
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一个
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
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问同志
们，问老百姓。”要准备转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
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
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
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即“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
，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
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
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毛泽东富于感染力的讲话，常常被一阵阵掌声打断。会场气
氛非常热烈。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
报告，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
以实现。”[30]《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它被印成
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
大后方也引起轰动。这本小册子在重庆发行了三万册，“有人接
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
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的头头是道，有办法。”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
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
大会。因此，当代表们还在讨论大会的几个报告时，七中全会主
席团已对选举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
当时议论得最多的是选举的标准，也就是按照什么原则来进
行选举。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
应不应该选举；二、这届中央委员会要选拔许多新同志，还要不
要照顾各个方面，即各个山头；三、候选人是不是必须要有完全
的知识才能当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五月二十四日向大会
做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
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标
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
”。在这个总原则下，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一
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
改正错误的人，就要选。他尖锐地指出：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
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因
此，“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打击过
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
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
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选举中要不要注意照顾各个方
面，也就是照顾各个“山头”呢？他说：七大主席团认为还是要
照顾才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
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一定要认识山头，要承认世界上有这么
一回事，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
够消灭。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
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
注意这个问题。”至于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通晓各方面知
识，毛泽东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
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
，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
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更少的中
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
经过反复的酝酿和预选，六月九日进行了正式中央委员的选
举，十日大会公布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四十四人。但
是，王稼祥没有当选。这使毛泽东很不安。六月十日，选举候补
中央委员前，他在大会上专门谈了王稼祥问题。他说：王稼祥虽
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
行大会路线的。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
希望大家选他。同时也说明：“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
们考虑。”选举结果，王稼祥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毛
泽东情绪饱满地站在主席台上，他这时候的心情，也许只有那些
同他一起经历了二十多年千辛万苦的探索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
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局面来之不易，是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换
得的。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闭幕词，他
高度评价七大的历史性作用，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个
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
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
胜利。
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
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
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
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
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样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
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和中共七大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
大会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一条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相反的道路。
在五月十七日公开通过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中，指责：
“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第二天
，蒋介石在内部所作的第二次政治总报告中更说：“今天的中心
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
的敌人！”为了欺骗舆论，会上提出要在七月七日召开国民参政
会，为在这一年举行国民党早在抗战前选出、由它一手操纵的所
谓“国民大会”作准备。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七大主席团会议，讨论是否出席第
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他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
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
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
根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
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说明不参加的理由是：第一，从
去年九月以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
，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
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这些
合理的要求在谈判中一再遭到国民党的拒绝；第二，此次召开国
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事前并未与中共或其他党派商议，完全是
一手包办，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
位不符合；第三，国民党六大不顾全国一致的反对意见，一意孤
行地决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
民大会”，而这次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
现国民党六大的反动决议。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
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31]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阐
释道：我们决定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就是把一个问题摆到美
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可做。毛泽东还提出，在蒋介石不肯
改弦更张的情况下，要加紧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
解放区联合会，向联合政府发展。[32]
国共之间的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六月二日
，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
、章伯钧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意是讲：团结问题的政
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希望继续商谈。六月十八日，毛泽东
、周恩来复电褚辅成等，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到延安来。
七月一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
钧从重庆飞抵延安（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他们受到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的隆重欢迎。在短短三天内，
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
毛泽东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
。褚辅成等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毛泽东说：双方
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
民大会。会谈气氛融洽，“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最后
，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
，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
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
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
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33]六参政员同
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
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
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
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
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
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
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
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
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
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
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
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
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
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
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
率的支配。”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
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
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
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
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
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
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34]
七月五日，六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在他所写的《延安
归来》一文中反映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情：“延安五日中间所
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
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
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
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
。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
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
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
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
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
练的缘故。”[35]
这时，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比毛泽东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
，他在五月三十一日向中共七大作结论时还说：“日本也许在明
年就倒下去”，还准备日本军队可能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还准
备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去打大城市。但是，局势出现了急
转直下的变化。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国政府以宣言的形
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
队无条件投降。八月六日、九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两
地投下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提前出兵中国东北。
这一连串紧接而来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
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
会议，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毛泽东首先说：中共
中央准备发表一个关于苏联对日宣战问题的声明。他接着说：苏
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
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配合作战是同苏联红军
配合，具体的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对日军我们应广泛发展进
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
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
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可能攻开的就攻。日本交防给蒋介
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阻止的，中间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
在左右两翼做。他还指出：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
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36]
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声明说：
由于苏联对日宣布对日作战，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
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
的反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
府的建立。全国人民应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会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
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军进行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
区，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可能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
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一万万民众迅速投入
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反攻，光复了大片国土。八月十五日，日本
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华民族浴血奋
战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付出三千五百万人伤亡和无数财产损失的
巨大牺牲换来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日本投降了！”胜利的消息传来，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
毛泽东和边区人民一起，沉浸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喜悦中。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它是中国人民在
近代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
复兴的转折点。
这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
。正是这场战争，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毛泽东在《论
联合政府》中写道：“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
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这场充满了惊涛骇浪的战争，同样也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
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指针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抗
日战争的岁月里成熟的。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苦难实在太
深重了。在近代中国，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最坚决而又
成功地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把祖国从危难的深渊中拯
救出来，谁就能取得人民最真诚的信任和拥护。事实证明：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广大民众充分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
来，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国侵略者都无法战胜的巨大力量；只有中
国共产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洪流中纯熟地驾驭局势，始终
清醒地指明夺取胜利的正确方针和办法。
抗日战争不仅锻炼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也使越
来越多的人从八年抗战的无数事实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把他们
的希望寄托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奔集到它的旗帜下来。到抗战
胜利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远非
抗战开始时的状况所可比拟的了。这种影响往下延伸，为日后中
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注：
[1][7] 毛泽东对即将赴前线的干部讲话记录，１９４４年
１０月２５日。
[2]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
，第９４６、９４７页。
[3]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３日。
[4] 毛泽东致滕代远、邓小平转杨得志、苏振华、黄敬等的
电报，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２日。
[5]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华中局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８
月３日。
[6][8] 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９日。
[9] 《解放日报》，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日。
[10]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３月版
，第２２９页。
[11]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１９４４年６月５日。
[12]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记录，１９４４年６月５日。
[13] 毛泽东会见出席边区职工代表会的代表们的讲话记录
，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２日。
[14][15][16][17][18][21][24][25] 《毛泽东选集》第３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０１６、１０２４、１
０１１、１０２５、１０６０、１０８６、１０７９页。
[19] 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４年１２
月１５日。
[20][22][23][26][27][28]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
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４月版，第７、１０、１６、
１００、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６、１５８页。
[29] 胡乔木谈话记录，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９日。《胡乔木
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版，第１０、１１页
。
[30]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３册，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３月版，第５２页。
[31] 《新华日报》，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３日。
[32]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记录，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９日。
[33] 《中共代表与楮辅成、黄炎培等六参议员延安会谈记
录》，１９４５年７月３日。
[34][35] 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
２年８月版，第１４８－１５０页。
[36]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记录，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