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是国际形势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苏德战
争、太平洋战争是在靠近下半年或在下半年发生的。从此，中国
不再是单独对日作战，而是和其他同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了。国际
关系中的诸种因素，也对中国内部产生更大的影响。
苏德战争在六月二十二日爆发。这场战争的突然爆发是出人
意外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迅速作出了反应。战争爆发的第二天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决定，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国
际统一战线。七月上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
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
坏的，以此来分界限”[1]，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
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立即对日宣战。美国同德、
意之间也相互宣战。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已进行了四年多以后
，这时才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这样，反法西斯
的国际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国内的国共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缓
和。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对的
局势依然十分严峻。从一九四○年开始，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
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
已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到一九四一年进入极端困难时期。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比起其他根据地来，这里所处的是比较和平的环境，推行各种政
策可以比较从容。因此，毛泽东用了很多的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
甘宁边区的工作。他这样做所考虑的，远不只是陕甘宁边区这一
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内应该实行怎
样的政策。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2]，
边区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3]。
毛泽东对边区的工作一向十分看重。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
共产党能否团结人民、坚持抗战的根本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
离开当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坚持抗战也好，建设根据地
也好，都是谈不上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抗战建
国纲领，标榜“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
高准绳”，并且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
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4]但国民党自己
从来没有认真这样做过，甚至背道而驰。只有毛泽东领导陕甘宁
边区却认认真真地做起来，并且超过了那个纲领的要求。林伯渠
回忆道：“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一经传达
到我们这里时，我们马上就召集各种会议，最后召集了群众大会
，进行了一个热烈的讨论。不仅通过了决议拥护这个纲领，而且
事实上，这个纲领，在我们边区的条件之下，是已经实现了的。
”[5]
一九三九年初，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它是人民普
选产生的。参议会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
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会议还制定出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边区
的建设方向是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他还提
出一九三九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
、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高级的学校
，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推进国防
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这是毛泽东对边区建设的初步设想
。毛泽东指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辟了根据地民主政
治的新局面，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
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它实际上成为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雏形。
一九四○年，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在有了这样明确
的指导思想后，毛泽东就把陕甘宁边区做为一个“试验区”。他
在这年三月初的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边区的方向
，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以很大的力量，指导边区政府将
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原则，根据边区的环境和条
件，加以具体化。边区中央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和
政府党团书记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粗枝大叶的新民主
主义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这不是一件易事，
要求中央更加注意边区，要求在边区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6
]为此，毛泽东对边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在新民主
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考虑边区的各项施政方针。一九四一
年五月一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
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
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它共有二十一条，明确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而且对边区的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为
边区人民勾画出一个美好的建设蓝图。
这个《纲领》中，值得重视的是在政权建设方面规定贯彻“
三三制”原则。它写道：“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
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
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
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
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
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7]
“三三制”的原则，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就已经提出，中共
中央专门发了党内指示，但是这样地以“法”的形式将它确定下
来，还是第一次。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同时期
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写道：“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
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
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
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8]
对各项政策的规定，毛泽东都考虑得很仔细，很慎重。他对
《纲领》进行修改时，关于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减租
减息和部分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
收制度、推行消灭文盲政策等条款，都是他重新起草的。关于厉
行廉洁政治这一条，也是引人注目的。它强调“严惩公务人员之
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
者从重治罪”，同时提出“实行俸以养廉原则”。
五月八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评论道：“这个纲领所
确定的团结抗战的总方针以及各方面的正确政策，都是我党对边
区人民及全国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团体以及友党友军坚决实行的郑
重诺言。这样的施政纲领，正是全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所深切盼
望的，这是真正保护一切抗日人民利益的纲领，是保护和调节各
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利益的纲领。近年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
主政权颁布过不少正确的、内容丰富的施政纲领，但均不如此次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向选民所提出的施政纲领完善。”[9]
“三三制”原则提出后，许多干部思想不通，担心“会削弱
共产党的领导”，担心会失去“流血牺牲闹革命，打土豪、分田
地建立的政权”[10]。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做一些说服工作。十一
月六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通过施政纲领是这次会
议的重要议题。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有针对性地阐述了陕甘宁边区
施政纲领的原则和意义。他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
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
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
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
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
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
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毛泽东继续说：“中国社会是一
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
，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
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
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
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
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
，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11]
为改变第一届边区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
员的状况，毛泽东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
，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12]根据
这个原则，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高岗为参
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
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选出的边区政府委
员十八人中，中共党员人数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
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
，改由一名非党人士递补。
毛泽东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许多中间人士。会议的第二
天，李鼎铭对人讲：“昨天毛先生讲的几句话，真教我五体投地
。他说我们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
他们仍旧掌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
。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说得这
样清楚，说得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13]他后来还对人说
：“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
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14]一
位七十九岁的老人李丹生议员在大会闭幕时代表全体议员发言，
称赞中共“诚所感人”，并希望“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
则天下都是你们的”。[15]
“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
个新阶段，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
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
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
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6]毛泽东自豪地说：现在
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
宁边区就是模范。这也是新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一位外国朋友
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17]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对其他抗日根据地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
用。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回到延安的彭德怀这样评价：“这个
边区给全国，给敌后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义，也是新
民主主义在陕甘宁边区认真实现了，对全国来说有很大的启示作
用，因为这是国民党人几十年讲要实现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没
有做。对敌后所有解放区亦有很大的帮助，这里的许多经验介绍
给敌后解放区，使他们的民主建设得到更快的、更顺利的进行，
对坚持战争准备反攻有好处。”[18]
在指导边区工作中，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干部之
间的团结。陕甘宁边区是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创建的西北
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红军到来后，边区在中共
中央直接领导下迅速地扩大发展起来。但大批外来干部的涌入也
带来一些矛盾，有一些外来干部看不起本地干部，甚至说“陕北
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19]，引起本地干部的不满。这
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本地干部同当地的民众有着长期的
血肉联系，如果不能团结好本地干部，也就不可能在当地人民中
深深地扎下根来。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予以纠正，做了
大量的耐心的协调工作，他把重点放在教育外来干部上，要他们
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主力部队要帮助发展
地方武装，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原有的边区党委改成
中共边区中央局。规定除军事活动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
外，边区党政各部门工作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都统一于边区中央局
领导下。中央局书记是高岗，副书记是谢觉哉，常委有萧劲光、
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中央还决定由这年春天从苏
联回国的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负责指导边区工作。毛泽东虽然很
忙，但对边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管得还是很多。不久，中共边区
中央局又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改为中共西北中央局。边
区党政军领导的统一与团结的加强是陕甘宁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情
况下仍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正当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在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时，边区遇到
的困难也愈来愈明显，主要反映在财政经济问题上。毛泽东这样
写道：“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
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
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
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
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20]
对这种局面的出现，毛泽东早有思想准备。抗战刚转入相持
阶段时，他就意识到：“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
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
提到认识的高度。”[21]困难一露头，毛泽东就在一九三八年十
二月八日召开的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讲话中说：我们现在钱虽
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
，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
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
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
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22]接着，又提出通过生产运动来解决
和改善边区军队和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23]不过那时边区财政
收入还有海外华侨、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款，以及国民
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的节余部分，取之于民的赋税负担是很少的
。
到一九四○年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国民党停发八路
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
与此同时，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
侵袭，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
区，只有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土地也比较贫瘠，要保证供给军队
和机关学校人员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难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
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萧劲光回忆
：“一天，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高岗和我找去，对我们说：我
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
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
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
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
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他的这段话，既风趣，
又易懂，像一盏明灯，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我们三人不约而
同地回答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毛泽东同志听了，笑笑
，接着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24]
一九四一年是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关键的一年。打退第二
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用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和确定解
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毛泽东认为：就现实状
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
，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并把解决财政经济
问题看作是“学习治国”。
为了统一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
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林伯
渠为主席[25]。中共中央除每星期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增加
了书记处工作会议，由在杨家岭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任弼时、
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七人组成。在这一段时期内
，政治局或书记处的会议几乎每次都要谈到财政经济问题。毛泽
东还请周恩来、董必武将重庆的经济书籍“尽力搜集寄来”[26]
。
最初，党内对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任
弼时、朱德以及边区中央局的一些负责人主张采取积极发展的方
针。具体办法主要是：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资金主
要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边币。林伯渠、谢觉哉担心这些
作法会加重人民负担，因此主张把解决困难的基点放在节约和拖
欠党政军的经费上，不赞成增发边币。盐的产运销在政府管理下
实行自由贸易。
毛泽东赞成积极发展的方针。他提出要实行新的政策，立即
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他提出一个怎样对待边区
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政策问题，说：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
改变，不要妨碍私利，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
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发展资本主义不要害怕
，过去党内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今后改用反对贪污腐化。
[27]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下大力气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了研究
。他在致谢觉哉的信中写道：“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
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
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
、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
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
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
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今年之仅仅注
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
情况，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
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
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要
把盐作为例外，因为边区北部盛产食盐，盐的收入是边区政对除
公粮外的最大收入，盐的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百分之九十。“
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
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28]
为什么要实行这些政策？毛泽东这样回答：“首先是根据于
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
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边区有了今年
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29]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委托毛泽东找林伯渠、谢
觉哉、任弼时、朱德等谈话，沟通意见，解决分歧。[30]毛泽东
采取“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31]的办法，
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
林伯渠、谢觉哉都是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深受毛泽东的敬
重。为了说服这两位老同志，毛泽东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
夜。凡是这两位老同志提出的问题，毛泽东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
核实情况，做出答复。林伯渠、谢觉哉也非常信任毛泽东。谢觉
哉说：“毛泽东同志从不轻臧否人”，所以愿意同他谈心里话，
单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谢觉哉写给毛泽东的信就达数万言
[32]。对林伯渠、谢觉哉的每一封来信，毛泽东都“过细地读了
”，并且及时写了回信。他在一封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
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
，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
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
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
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
，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还说：“事情只求其
‘是'，闲气都是浮云”，“求达‘和为贵'之目的”。[33]毛
泽东曾恳切地向林伯渠表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
他，说：“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
”[34]。
无论在谈话或书信中，毛泽东对解决边区财政经济的几个具
体问题都坦率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并十分注意听取林、谢二位老
同志的意见。他在给谢觉哉的一封信中，恳切地说：自己提出的
论点，“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
归一是”。
关于党内在财政经济问题上产生争论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主
要是由于缺少经验，对没有做过的事，谁也难以说有十足的把握
，因此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说：“凡人（
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谈话、做事、
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
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作。”[35]他要求负责起草财经纲领
的陈正人多听取边区政府银行行长朱理治、财政厅厅长南汉宸、
建设厅厅长高自立、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及粮食局
、贸易局的意见，因“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
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36]毛泽东还为高
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写了按语。高克林采访城关区副区长鲁
忠才等人后所写的这个调查报告，记述了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
过，讲到不少过去不曾遇见过的新情况和新经验。毛泽东号召大
家向高克林学习，“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
”。
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所
提方针：“根据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特点，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
平衡出入口，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方面问题。规定：发
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公营为辅，平衡出入口，增加盐的运销，
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盐为辅。”在六次会上，毛泽东还强调
，在革命与战争的环境下，部分的强制性负担不但是必要的，而
且是可能的[37]。
毛泽东这些细心观察并研究了实际工作中积累的新经验后提
出的意见，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几个月来党内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
经济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
粮食问题，这时是边区经济工作中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初，边区各部门的用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征粮，征
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全无负担；另
一个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一九四○年，外援断绝后，边区政
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只能全部依靠征粮。一九四○年所征
收的公粮，供应到一九四一年三月时，在部分地区已出现断粮现
象。不久，各地粮食供应普遍发生恐慌。政府先后买粮一次，借
粮两次，才勉强支撑下来。为了保证一九四二年的供给和归还一
九四一年的借粮，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一九
四一年征粮二十万担。这当然是不得已的，但比一九四○年征收
的公粮九万担增加了一倍多，是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数字最高的一
次。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
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
县长李彩云被电击死[38]。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
，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
，被毛泽东制止了。这个农民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一个农
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它反映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
题？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
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
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
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
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公粮太多
。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39]
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毛泽东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积极
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党、政、
军、民、学参加的大生产运动是从军队开始的。当时，朱德首先
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一九三九年秋从
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一二○
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荒生
产，很快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
湾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
陕北江南”。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东到南泥湾视察时，看到他
们取得的成就，非常兴奋，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
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
、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
要以自力更生为主。”[40]
注：
[1]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１９４１年７月６日。
[2]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发言记录，１
９３９年１月。
[3]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会上的讲话，１９３９年１１
月１４日。
[4]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
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出版，第４８５、４８６页。
[5]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工作报告》，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１９８５年１月编印，第１１３页。
[6] 《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４月版
，第３１０页。
[7]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
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６页。
[8]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
，第７８５页。
[9] 《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５月８日。
[10] 刘景范：《回顾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陕甘宁边
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１０月版，第１４３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８０８、８０９页。
[1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
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０日。
[13][15]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
党校科研办公室１９８５年１月编印，第２４２、３７９页。
[1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４月版，第５２３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７１８页。
[17] 《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４月
版，第５６４页。
[18] 彭德怀：《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
的讲话》，《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
科研办公室１９８５年１月编印，第４３８页。
[19]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４月版，第１４９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８９２页。
[21] 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的发刊词，１
９３９年１月２日。
[22] 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３
８年１２月８日。
[23] 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１
９３９年２月２日。
[24]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５月版
，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25]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１９４１年６月８日；８
月２７日。
[26] 毛泽东致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１９４１年３月。
[27]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
１年３月５日。
[28][29]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
２月版，第１７６、１７７，１８６、１８７页。
[30]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１９４１年８月６日。
[31] 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１９４１年８月６日。
[32] 《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４月
版，第３３６页。
[33] 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１９４１年８月５日。
[34]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版，第１７０页。
[35] 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２日。
[36]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版，第１８４页。
[37]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３日。
[38] 《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４月
版，第３１４页。
[39]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４月版，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40] 王恩茂：《南泥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
９９０年１０月版，第２０９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