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三
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
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毛泽东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
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
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
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
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
和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富有传奇性的艰险而曲折的道路。它
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
两次惨痛的失败；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也有过“左”的
和右的沉重教训，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
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
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
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
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
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
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1
]可见，他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在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
审视。这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
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
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
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
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
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
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
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陕北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
论著作和文章已能传送到这里，也都便于毛泽东有可能从理论上
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
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
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
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
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结
束后给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所作的报告。
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
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关系
和国内阶级关系都产生重大变化。“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长时间
内无视这种重大变化。毛泽东在报告里，一开始便从千头万绪的
现实生活中，十分鲜明地指明了当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说：“
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形势的基本特
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
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接着指出：“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
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
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
，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
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民族资
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具有两面性：既不喜欢帝国主义
，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
们是有变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
严重关头的时候，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
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
裂的。
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目前是大变动
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
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
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为了建
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
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
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
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
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
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
，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
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
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
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
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
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在这篇讲话中，他着重谈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他用简单
明了的语言，把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
，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
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究竟哪一种策略的道理是对的呢？他依然用事实来作回答：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
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
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
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
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
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
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
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
‘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
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所谓‘纯
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
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
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2]
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报告，对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的分析
和论述，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
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他的论述，处处以正在发生巨大变动
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具
体特点为出发点，反对那种不顾事实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条主义
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同中国革命的实
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说明他的思想正在进一步走向成熟。
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党的军
事路线上来。他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
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
的军事路线。”[3]这就必须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
，从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在经过长时间准备后，一九三六年十
二月，他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略问题》的报告
。
这个报告，也是党内在军事问题上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场
大争论，在长征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激烈地进行着。瓦窑堡
会议后，李德又不同意会议通过的东进的军事战略方针。他在一
九三六年一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
状况，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武断地认为“我
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政治准备不充足”，结果就会“退却
和逃跑”，以反对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并且说
“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的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
的行动。”[4]生怕把苏联牵进到军事冲突中去。这种离开“发展
”来谈“巩固”的主张，其实又是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从当时陕北的实际情况来看，
更是不适宜的。毛泽东立刻指出，它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
纯防御战略。这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开会时，讨论了
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在发言中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并且
作出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5]这件事，也促使他下决
心系统地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来写这本
书。
毛泽东对这件工作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他通过各种渠道从
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一批军事方面的书籍。他反复地精读马克思
主义的军事著作，认真研究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
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等，还研读了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
》。他后来多次讲到：在遵义会议时，有人说我打仗是照《孙子
兵法》打的，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看过这本书，倒是到了陕北后才
读了这本书。他还组织一些富有实际经验的干部一起，联系中国
革命实际来研究和讨论这些军事理论问题。
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
经验上升为理论。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由来。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略问题是研
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
、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
。因此，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
他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
系：“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
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
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
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指出：战争
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
的差别，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
他又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全局和局部的辩证
关系。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败的主
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
。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
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带全局性的
，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
无决定意义的一着。”自然，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
，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
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
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第一、
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
军的弱小；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个特点和第
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
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
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
的话，还可能失败。正是从这些特点，产生了我们的战略战术。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十年内战中以“围剿”和反“围剿”为
主要形式的战争的历史经验，并且就九个问题作了说明：积极防
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
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中，他写道：“积极防御，又叫
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
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
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
，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
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
，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
事。”
在“战略退却”中，他写道：“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
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
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
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
门之外'。”“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
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
退让者打倒。”
在“集中兵力问题”中，他写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
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
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
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
主义。”“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
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
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
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
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
力的军队。”他还着重地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
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
在“运动战”中，他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
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
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
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
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
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
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
，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打的条
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在“歼灭战”中，他写道：“‘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
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
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
的方针是歼灭战。”“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
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
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
一个师。”“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
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
、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怎样才能学会正确地指导战争？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
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
——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在指导战争中，
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
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
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
但他所说的“用心思去想”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和客观的实在情
况相符合。他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
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
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
间的矛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
地符合起来。”
毛泽东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军事家正确地指导战争时的整个认
识过程：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
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
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
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
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
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
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
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
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
，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
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
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
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
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
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泽东在这里叙述的认识过程，实际上已超越军事科学的范
围，而具有一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它同以后《实践论》
中的论述，只有一步之隔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
重要标志。它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
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
国气派和特色。中国革命战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进
行的。陈毅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国革命战
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他说：“拿
起落后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作战。我们是弱者，就不
能斗力，斗力打不赢人家，我们就讲究斗智。因此我们战略思想
最发达，我们的脑袋最发达，靠脑袋吃饭。”“以弱胜强，以小
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展。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
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表现了毛泽
东同志的天才。”[6]
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
否。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
唯物论的。”[7]
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去访问他后，记述道：“毛泽东
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
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
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
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
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
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8]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调原驻延安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延
安由红军接管。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
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又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
，发奋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
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作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
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
历史唯物论》（上册）等。他在前一本９０５十八、总结历史经
验书上所写的批注约一万二千字，在后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有二
千六百多字。批注的内容大约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
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
观点的发挥。郭化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
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
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
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
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
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9]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
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
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后，毛泽东
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
论》和《矛盾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一次更深刻、
更系统的哲学总结，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
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
治地位的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联系中国革命的
实际，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
，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
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10]《实践论》就是
以认识与实践的正确关系为核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辩
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
出发，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
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会实践是
推动人们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
动力，也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因此，“实践的观
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那末，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
毛泽东说：人的认识过程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人
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
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是认识的
感性阶段。“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
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
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
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
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
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
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是认识的理
性阶段。前者只解决现象问题，后者才解决本质问题。“理性认
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认识
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的感性阶段有
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11]毛泽东
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违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
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开始于实践，否认感性认识的必要性。他们
总是从书本出发，忽视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生吞活剥地引证
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中的个别词句去指导革命。经验主义局限于
一时一地的片面的感性认识，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
而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们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
《实践论》提出：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并不意味着认
识过程的完结，它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
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
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
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又是从理性的认识到
革命的实践的一个飞跃。理论之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
规律性，并不能由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要应用理论于实践
，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结果，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纠正
其不完全性和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如果人们从社会实践中得到感性认识，再由感性认识推移到
理性认识，造成某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用来指导实践，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
成了。但是，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
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
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
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
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
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
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在《实践论》结束时这样写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
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
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
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
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
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
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2]
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写道：“辩证法
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13]他的另一篇重要哲学著作《矛
盾论》就是着重阐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
根本的法则。
《矛盾论》一开始就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宇宙观
的根本对立。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人们不仅以其对物质与意识何
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阵营，而且
还以其对世界发展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大阵
营。形而上学宇宙观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
远不变化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其
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
而上学相反，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
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
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
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
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得出结论：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
用。”《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是从分析矛盾的普遍
性开始的。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
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
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什么事
物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文章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
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矛盾的特殊性，构成
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必须对
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
才能解决。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看，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
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
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
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
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
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教条主义
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艰苦的研
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分析事物，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
同的矛盾。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中，不分析和研究中国国
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他们
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
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结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分析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
方面。
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
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它对事物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
，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当然，这种地位并不是
一成不变的，随着过程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可能降为次要的，
次要矛盾也有可能上升为主要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
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
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
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他又指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
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在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
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
规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地位也不是固定的。由于
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
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转化。如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着变化。
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说明在领导革命时一定
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实
际情况变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就会随之变化，共产党人
的政策和策略也必须随之改变。
《矛盾论》还进而论述了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立面的同一性有两重意义：“第一、事
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
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
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
同一性。”他又指出：所谓矛盾的斗争性，就是说处于统一体中
的矛盾双方自始至终进行着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并且促进这一
事物向他一事物转化。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
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
以互相转化。
《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
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论证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日后系
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两篇论文又从
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指出党内发生“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原由，为
延安整风，特别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作了重要准备。
注：
[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６
年９月１６日。
[2][3]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
月版，第１４２、１４３、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４、
１５５、１８６页。
[4] 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
》，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７日。
[5]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６年３月２
６日。
[6] 陈毅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
５年５月１日。
[7]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３
月版，第３１１、３１２页。
[8] 斯诺的《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
９７９年１２月版，第６７、６８页。
[9] 郭化若：《学习与回顾》，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３月版，第２０１页。
[10]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３月版，第９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２８４、２８５、２９０、２９１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２８２至２９７页。
[13]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３月版，第６页。 |